洋务运动时的政治与思想

洋务运动时的政治与思想

洋务运动时的政治与思想

【内容摘要】：19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一连

串的打击下，清政府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忻、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

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辱、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应当抛

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慈禧为

首的顽固派也已认识到，要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借助西方的火枪大炮，因而默许了

洋务派的提议，于是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在“办洋务”的热潮中开始了。然而洋务运动终究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宣告彻底失败了。其目的在于提高

与西方对抗的能力，其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幻想通过

技术的提高来达到与西方抗衡的目的，对于社会制度与思想基础的不同并无认识，

但这次运动却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革命。

【关键词】：洋务运动；性质；失败原因；教训

本论文通过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透视，解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并研究洋务运动所间接带来的文化、政治方面的改变。

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在制度和思想上原本并没有打算引进西方的文化、制度，而主力引进并发展军事、工业等技术层次上的先进之处。但洋务运动最终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而宣告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洋务运动只注重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忽略了政治、社会和思想等配合。而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开展的明治维新却能因在文化等方面很好的配合技术发展而取得与中国结果迥异的成就。比如：在教育本来就比较普及的基础上，明治五年（1872）它全面推行以法国为模板的新学制。这个学制要求“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新式教育成了富强的新日本的支柱，与清帝国的龙钟老态成为鲜明的两极。另外，在官吏制度、社会成分等诸多客观方面中国也很难取得根本上的成功。所以，我们的论题的主旨是分析国民性、传统思想来剖析这场运动。

洋务运动时中国在制度方面的不足

太平天国作乱、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朝面对内忧外患的境地。部分官员试图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力主兴办洋务，在中央的代表有奕欣，在地方的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被称为洋务派。而另一部分官僚（以满清贵族为主）则坚决反对采用西方科学技术，被称为保守派，以倭仁为代表。而慈禧也只是暂时支持洋务派。这样的局势，很有可能随时变动，是对运动非常不利的。

首先，而从历史上看，吴起、商鞅、王莽、王安石等人的变法或成或败都遭受了很大的打击。这也是国人的国民性所造成，因为孔子说：“信而不做，述而好古”、“掩夏之盖，乘商之络，复周之礼”；老子说：“撄宁无为，是民无争”。这都导致中国人创新能力极差，安于旧事，不乐于变法。而统治集团只注重王朝内部的利益，向来只有夺权谋位，而不会考虑社会制度。所谓爱民勤政，也大多只是稳固统治的一个幌子。所以，这样势必导致洋务运动在利益方面与朝中一部分人有冲突而必须一方面搞运动，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用尽手段，从而使运动很难进行下去。这样的形式在西方是不曾出现过的，或者说尽管也有，但不像中国这么变本加厉。

第二，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早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就尖锐地揭露实行科

举取士，“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

第三，没有系统地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造和建设。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添设了一些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海军衙门等等。可是，当权者没有什么人考虑过必须改造国家机关，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郭嵩焘曾经向朝廷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无人理睬。具体的分析，这又和中国人2000千年来的国民性分不开。“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从斯塔夫利阿诺斯的这些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王朝的特点。事实上，中国长达5000年的历史中，只出现过3次有意义的大变革。分别是：秦朝正式开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民国结束了封建制。而其中封建社会就占了2000多年，不得不使人叹息。正是这样政府注重的只是自己的王朝，而不是整个国家机关。在官吏方面，比如史官。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形象是很高大的，南史氏、董狐、司马迁都是不畏强暴而坚持真理的典范。然而方孝孺一案之后，尤其是明清，史官成了彻头彻尾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又何谈在其它方面有完整健全的官吏体制呢？没有及时改进当时的政治体制确是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国家是社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对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同一般。”从康梁等维新运动领袖到当代史家都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西方没有抓住根本。

新旧文化的冲突

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首先，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殆。”中国人自古认为治理好国家要靠得到贤人，墨子也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可见这种政治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依靠人治的基础上。而西方基督教世界认为，人自从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变得软弱罪恶，任何人都不可靠，因为人性本恶，这就是“原罪说”。所以西方治理国家靠的是法制。然而中国人是没有信仰观念的，近代中国人很不愿接受外来文化是因为认为这是耻辱，大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感觉，并且还有类似蛮夷猾夏的沙文主义思想作祟。而且西方传教士以及在各地的教会，会时常帮助革新派和外国侵略者做事。所以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黎民百姓都不愿意接受这种带有火药味的文化。然而传教士对洋务运动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在洋务运动期间到中国从事活动的人中，教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服务对象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以文化事业为主要表现形式，影响主要在教育、出版、企业等领域。也有一部分外国人，比如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和赫德，以及参与中国外交的美国人蒲安臣，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很有影响。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中国文化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封建文化，这种文化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