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大唐三藏圣教序_与唐代佛教的兴盛

2000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r.,2000第29卷第1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Vo1.29No.1【周秦汉唐文化研究】

《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唐代佛教的兴盛

郝松枝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魏晋以来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由于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肯定,佛教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虽然如此,佛教在唐代还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除

了其自身的教义易为大众接受以及玄奘等许多佛学志士的不懈努力之外,唐太宗为玄奘所译诸经

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与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亦功不可没。

关键词:佛道之争;玄奘;大唐三藏圣教序;圣教序碑

中图分类号:B94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3(2000)0120100206

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并行,而维护封建统治根本的儒学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根植于整个封建体制之中,不可或缺。正如唐太宗在《慎所好》中所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贞观政要》卷21)远涉流沙、来自于天竺的佛教经过初传演变,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一起依附占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纲常名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佛道二教虽则并行于当世,然而根据其自身的教义以及统治阶级的需要与好恶,或先或后取重于一时。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自魏晋以来已经开始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他们除极力为己方巧言辨饰、对对方进行夸大其词的攻击之外,亦各使出浑身解数,以取悦于当今,求安于后世。

本文试图从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为玄奘所译诸经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以及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对这一现象作以论述。

一、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

儒、释、道三教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为求生存,相互辩难,互相融合,或先或后,偏重一时。

隋时佛教居三教之首,唐朝建立之初,及时调整了宗教政策,崇道抑佛。这除了信仰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首先,借助道祖老子以抬高皇族李姓的门第名望。唐朝初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势力还很强大,李唐王朝的“李”虽然是北周的贵姓,但这种关陇贵姓,仍远不能与山东士族比高低。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初唐皇帝经过了多方努力,而最有效的手段无过于攀附历史上已有很高声望的道祖李耳,以其为始祖,因而大倡道教。这在当时重视门第的社会中对维护其统治是有重要意义的。其次,抬高道教的地位来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隋

收稿日期:1999203212

作者简介:郝松枝(1963—),女,陕西蒲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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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统治者推行重佛政策。使得佛教势力得到了无限制的发展。由于僧人不为国家服役,寺院田产不向国家纳税,因而佛教的兴盛直接影响到唐初的财政收入和士兵来源,故唐初一些官吏曾积极主张抑制或废除佛教,唐高祖曾有废佛之意,只是考虑到废佛的影响太大,故而采取抑制佛教发展的政策。而抑制佛教发展的手段之一就是扶持和保护能与佛教相对抗的道教。

由于初唐统治者的崇道抑佛使得自魏晋以来就已开始的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当时抨击佛教之人,以道士出身的太史令傅奕为最力,武德四年,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极力吹捧老、孔之教。他说“臣闻　农轩顼,治合李老之风,虞夏汤姬,政符周孔之教,虽可圣有先后,道德不别;君有沿革,治术尚同。”因此建议皇帝“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同时对佛教进行无情的抨击:“佛之经义,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一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奸伪逾甚。”主张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2](《全唐文》卷133)当时名僧法琳等人虽然出面为佛教进行辩护,对傅奕进行反击,但由于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显得苍白无力。

武德七年(624年)朝廷中发生了一场辩论,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历数佛教流弊,请求“除去释教”,李渊命大臣们讨论,当时的大臣们信佛之人很多,只有皇帝的近臣太仆卿张道源赞同傅奕的主张,其他同僚却表示异议。特别是梁武帝的玄孙中书令萧　与之争论最烈。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据理力争,结果“　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3](《旧唐书》卷79《傅奕传》)辩论的结果自然是傅奕获胜。李渊虽然没有宣布废除佛教,却于第二年(625年)亲自到国子监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势力的重大打击。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再次下诏,重申崇道抑佛的政策,对“殊方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状况甚为不满。诏文强调道教的理论高于佛教,道教对唐王朝的贡献亦大于佛教,所谓“大道之行,肇于遂古,源出无名之始,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兴邦致泰,反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曾为周柱下史),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4](《唐大诏令集》卷113《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故道教的地位高于佛教,规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这些规定,对佛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均是严重的打击。此后的唐朝诸帝基本上奉行的都是这一政策。

二、玄奘的西行求法

尽管唐朝实行的是道先佛后政策,尽管唐政府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方法。佛教在唐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而激烈的佛道之争则是佛教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在此一点上,本人十分赞同芩仲勉先生的观点:“窃谓处两教竞争之下,愈剧烈则其表现愈辉煌,胜负之数,又视乎奋斗之程度;以言人材,释教则济济多士,不少笃实之徒,风靡一时,未始无故。据义净求法高僧传,自贞观至武后,遵陆海而赴天竺者,数盈半百,忘长途之艰险,诚勇往之足多”[5](P166),而当时对佛教发展贡献最大的,则无过于玄奘。

在玄奘看来,佛教之所以蒙受如此不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魏晋以来佛教内部的派别争论,有碍于佛教作用的发挥,造成不同派别争论的因素又在于对教义阐发上的不一样。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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