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教案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P99一、作者简介（一）生平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

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

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

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

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

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

”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

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

”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

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

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

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

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

“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

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

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

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

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

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

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

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

十年谋官，两月即贬。

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

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

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

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

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

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

《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

一封朝奏，夕贬潮阳。

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

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

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

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

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

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

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二）地位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大家。

苏轼从文、道、忠、勇四方面对他坎坷而辉煌的一生作了高度概括，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见《潮州韩文公庙碑》。

意思是：他的创作振兴了文学的衰落，他的治国方略使天下百姓受益，他的耿直所显示的忠诚曾触怒皇帝的龙颜——他因直谏曾两度被贬谪，他的勇敢超过了三军统率）。

当然，他的主要成就在文学方面。

因他自谓郡望是昌黎（即昌黎郡的名门望族），故世称韩昌黎。

他卒后谥曰文，故又称韩文公。

（三）政治思想韩愈的政治思想复杂而充满矛盾。

他既以儒者自居，排斥佛老，又多“离经叛道”言论。

他既极力推尊孔孟之道，又相信天命和鬼神。

他一方面宣扬统治人民的刑政，另一方面在灾荒年头又能上疏德宗为民请命。

他一方面反对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运动，而另一方面却追随另一个政治上比较进步的裴度，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改革弊政方面，与王叔文集团的革新主张并无二致。

正是因为韩愈思想复杂，因而，尽管他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可在宋代理学家眼里，韩愈不过是个驳杂的文人。

也就是说，从思想核心的吻合程度看，他还不能算是一个道地的儒家卫道士。

（四）文学主张韩愈的文学主张，指导思想主要是儒学，但并非完全出于儒家道统。

他的生活遭遇、社会经历，古代的前辈作家（如庄周、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优秀的文学传统，对他文学思想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

韩愈的文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他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有自己整套的理论。

第一，提倡“文道合一而道为主”。

认为“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

道的内涵，就是仁义。

尊尚古道，所以要提倡古文。

第二，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因为古道载于古人之文。

第三，既要学古，又要变古。

用意并不是复古，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写作原则，反对因袭摹拟乃至剽窃。

第四，要求作品有充实的内容。

为此，作者须有扎实的道德修养。

第五，作品的充实的内容，又必须植根于作家现实生活的土壤。

他从自身的坎坷遭际，不得志的感受，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

也就是说，作家有切身体验，才能产生有真情实感、内容充实的文学作品。

这就突破了文以裁道观点的局限，继承了儒家关于《诗三百篇》的“怨”“刺”说，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而对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六，在作品风格方面，强调“奇”。

当时，韩愈诗文，被称为“元和体”的一种。

韩愈和“元和体”中另一派诗人元（稹）、白（居易），都推尊杜甫，而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元、白扬杜而抑李，韩愈则李杜并重。

韩愈本人的诗作，在语言的锤炼、风格的雄浑方面，接近杜甫；而在诗歌创作中的奇情壮思，幻想驰骋方面，尤其倾向于李白。

韩愈强调诗文风格的“奇”，对同代及后代作者的创作，都有一定影响。

（五）文学成就1、领导古文运动作为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的理论和实践对唐代文风的变化起过主要的推动作用。

他主张“文以载道”，要求言之有物；反对骈俪文风，提倡文体改革；主张“辞必己出”，强调“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等。

这一系列明确的理论主张在文学史上具有革新意义。

2、散文创作韩愈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作家。

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他领导古文运动，不仅有重要的理论建树，而且致力于创作实践，写出了许多典范性的散文作品。

特点是：敛气蓄势，雄奇奔放，曲折变化，流畅明快。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表现力强，无论议论说理、写人叙事、言志抒情，都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和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韩子长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

（1）论说文按其内容和形式来说，大体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中心内容的长篇和中篇。

如《原道》从现实的政治、经济观点着眼，提倡儒道，反对佛老。

文中举出佛、老二家是古代士、农、工、贾四民以外的寄生者，他们不事生产，靠别人养活；而且佛、老还处于“教者”的地位，与儒家并而为三，和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争天下。

主张把僧、道返回四民之中。

又如《原性》从哲学观点立论，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上品善，下品恶，中品可导而上下。

篇末说今之言性者，“杂佛老而言”，所以异乎孔子之说。

韩愈认为，凡佛老之言，统统是异端邪说，在人性问题上也不例外。

再如《师说》论师道，是从传道授业角度立论，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所传之道，就是儒家之道。

这类文章，论题明确，论证有力，言词锋利，说理深刻，很有气势。

在结构上往往具有格局严整、层次分明的特色。

第二类，属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

短篇如《杂说》四首。

名篇《杂说》之四，以伯乐和千里马为喻，慨叹名马不遇伯乐，贤才难遇知音，揭露封建社会昏聩的执政者埋没人才的罪过。

比喻巧妙，寓意深远，是韩愈短篇杂文中的佳作。

长篇如《进学解》，构思奇特，用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的问答形式，幽默的笔触，表现自身的坎坷遭遇，嘲讽社会的庸俗习气。

第三类，论述文学艺术思想。

如《答李翊书》、《送高闲上人序》等。

提出自己的文艺主张，总结诗文创作的经验。

《送高闲上人序》说人们要把自己的“巧智”寓用于某类事物，必须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不怕挫折，坚持不懈，专心致志，不受外物的纠缠，才能有所成就。

人的一生，无论作甚，都必须“乐之终身不厌”，不能另外有所爱慕而改从别业。

序文强调学艺必须用心、专一，对人的执业敬业与成才，颇有启发教益。

（2）叙事文与抒情文韩愈的叙事文也有多种类型。

或学习儒家经书（如《尚书》、《雅》、《颂》等）笔法，文字古雅。

如《平淮西碑》（记述平淮经过，歌颂唐王朝平定藩镇叛乱的业绩）；或继承《史记》等历史散文传统，融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通过细节描写，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性格，如《张中丞传后序》。

韩愈的抒情文，多见于祭文、书信、赠序。

如《祭十二郎文》，《祭柳子厚文》等。

情真意浓，感人肺腑。

《祭十二郎文》，被成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是古代抒情散文中的不朽名篇。

该文通篇散体，一改过去以骈文或四字一句韵文的旧制，在祭文中为首创。

该文深情地叙写了和十二郎的情谊和对十二郎之死的无限悲痛，字字情，声声泪，令人动容。

韩愈和十二郎的关系非常特殊。

十二郎是韩愈的侄子。

韩愈三岁丧父母，由兄嫂抚养。

他和十二郎名为叔侄，实同兄弟，感情特别深厚。

十二郎的死，使他悲痛欲绝，也勾起他的心酸回忆。

韩愈的古文，与同时代传奇小说的写作，有相互影响。

《毛颖传》之类，是完全出于虚构，具有小说意义的作品。

但和当时流行的一般传奇小说，还有些区别。

《毛颖传》用拟人化手法，为毛笔作传，写“毛颖”博闻强记，善随人意，任人使用，最后以老见疏，多少带有韩愈身世的感慨，它不象典型的传奇小说那样有丰富的故事情节和用文采藻绘精细刻画，其“驳杂无实”的虚幻构想，则是受当时传奇小说影响的。

（3）艺术特色韩愈古文，气势充沛，结构严谨，语言精练。

尤其在语言创新上，堪称语言大师。

他善于在学习前人语言基础上推陈出新，又能对人们的口语进行加工提炼，创造出新颖词语。

如“蝇营狗苟”、“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垂头丧气”（《送穷文》），“贪多务得”，“佶屈聱牙”、“动辄得咎”、“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应科目时与人书》）等，数量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我国语言的宝库。

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比较接近于口语的文体，在当时历史阶段，初步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对当时和后世的散文写作，都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