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哥本哈根_关于不确定性的哲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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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物理学题材剧作《哥本哈根》为研究对象，结合剧中由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引申出的哲学命题，从历史观、伦理观和机率论等角度分析其中关于“不确定性”的哲学思考，并对该剧围绕科学伦理、战争伦理和人类良知等论题展开的哲学对话进行阐释和探讨。

关键词：哥本哈根海森堡波尔不确定性

伯兰德・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上卷）绪论中写道：“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测不准原理”颠覆了科学对客观世界的确定性———————————————

Robert.L.King,“The Play of Uncertai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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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传统印象，它对事物的认知不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而是一组可能性的组合，从而强调了之前为科学研究所忽视的不可预见性和偶然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哥本哈根》中，“不确定性”或者“测不准”原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定律，而是化作一种哲学反思，渗透于整个剧作。“一类知识的精确性的形成则导致另一类知识的疑团”

就像剧本中玛格丽特感叹的那样，我们“总把事情历史地抽象与逻辑化。当你叙述往事时，一切都到位，一切都有开始、中间和结尾。但当时我在场……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故事！它是失落、愤怒、嫉恨和泪水，没人知道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或他们该怎么做。

”

迈克・弗雷恩著，胡开奇译：《哥本哈根》第二幕，《剧本》2004年第10期。《哥本哈根》：关于不确定性的哲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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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本身告诉我们，从所谓“历史真相”中已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根据传统分类法，伦理学可分为动机论、效果论及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就效果论而言，海森堡是德国原子弹计划的主持者，但他的确有可能故意隐瞒了他知道原子弹制造方法这一事实；波尔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也要对广岛和长崎死去的16万多无辜民众做出道德回应。如果从动机论来看，我们会陷入更多迷茫：海森堡去哥本哈根到底是刺探敌情，消除隐患，还是访友叙旧？他之所以没造出原子弹到底是没有能力，还是有意拖延？哥本哈根树林中二人散步时，海森堡究意对波尔说了些什么？波尔又是如何回应的？任何一个细节上的误解都有可能造成伦理评判上的偏差和不公。如果说我们对历史理解偏差是因为时空距离和主体意识的阻碍，那么在这部剧作中，三个人物是作为亡灵在回忆生前经历，没有窃听器，没有密探，没有迫害，没有先入为主的意识，而历史面目却还是如此模糊不清，使得他们对自己也很难做出全面的道德评判。

其实，姑且不论历史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伦理判断的不确定性，在更深的层面，即使我们能够确定行为的动机和效果，也只能得出更令人费解的伦理悖论。比如，伦理强调的中心概念就是个体对其相关群体和社会的责任，而海森堡作为一个德国人，又是掌握了战争关键技术一环的科学家，当然对自己的祖国和同胞的生命负有责任；但与此同时，作为人类这个更大族群的一员，正如海森堡本人所说：对这个存活着20亿人口的世界，他不也承受着人道主义的责任么？如果他坚决拒绝参与原子弹计划，而导致美国更快地研制出原子弹来轰炸德国，那么他将会对本国所有因此付出宝贵生命的同胞们怀有深深的负罪感；然而如果他为了祖国的安全而参与原子弹制造，那么原子弹就成了法西斯噬人恶魔手中的恐怖凶器，而他自己则将成为整个人类的罪人。在这里，海森堡无论选择哪一种结局都必然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同领域和范围的伦理标准在交叉点上无法相互融合而出现悖论，就像是量子力学中粒子变量的测定，位置和速度永远不可能同时得到精确测量。同样的悖论当然也毫不留情地摆在了同为科学家的波尔面前，所以在海森堡的不断质问下，波尔对于当时自己的矛盾心态及战后的痛苦和罪恶感也无法隐藏。

三、机率论与“微观”人性

伦理学无法解决的悖论在物理科学上却并非没有任何可行方案。实际上，现代量子力学的前沿问题之一——机率论，就是人们对于“不确定性”提出的试图解决之道。它主张：我们虽然无法用精确数据测定粒子变量，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足够数量的测量数据，勾画出粒子变量的大致概率图，显示出它在宏观整体上的运动变化趋势，从而把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

机率论中测量粒子变量是以确定必然性、排除偶然性作为主要途径，也就是说，大量的数据分析中，我们选取那些重复次数最多的数据，而舍弃出现次数较少的数据，从而确定其基本变化规律。但如果我们在此谈论的不是微观世界中的粒子而是“微观”世界中作为个体的人呢？量子力学中的机率论测量法是否也适合于伦理学上的道德测量？

在所有关于二战的文本和影像资料中，我们对死去的犹太人数量比较清晰，但也许广岛和长崎因原子弹死去的16万多无辜生命却不那么清晰；我们在参观二战犹太人纪念馆时，是否也想起那些不计其数的被核辐射伤害的人们及其后代？

我们可以为机率论对测定粒子变量的突破而欢欣鼓舞，但却无法将这冷冰冰的机率方法用到人类社会伦理标准上，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将为了宏观伦理标准的肯定而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时，却将广岛和长崎那死去的16万多名鲜活的生命视为尘土；它意味着我们为了“宏观历史”书写的确定性和清晰性，而不得不把具有个体生存意义和独立价值的人与无生命无差异的粒子等同视之。科学的世界往往是单纯和理性的，但科学的发展绝对不应该成为脱离人道主义和人性思考的借口。所以我们拒绝“宏大历史”对个体历史的暴力摧毁，所以我们深入历史细节，深入人类“微观世界”，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价值和人性要求，倾听来自每一个体的呼声，深入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怀的更深处。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不得不面对伦理标准内部出现的冲突和矛盾，我们需要像体谅自己一样体谅人性的复杂和脆弱，哪怕他是人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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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哥本哈根》在令人感慨的人性反思中最终难掩对于不确定世界的无力感和困惑感，但这种对于不确定性的认识和揭示并不只具有消极意义，也不像有些论者所描述的那样反映了某种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观念（chic postmoder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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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07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涂险峰

摘要：莎士比亚的悲剧可以看作行动的悲剧，其主人公无不感受到来自外部和内心的行动驱力，并试图基于自己对客观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来确定行动的正当性、操控行动过程和解释行动后果。莎士比亚将主人公置于语言迷宫之中，使其行动受制于他们对现实的解读和对他们所在共同体的认同。作为行动的主体和解释者，他们常常迷失在错综复杂的伦理价值体系之中无力行动，甚至为自己的行动所绞杀。

关键词：行动悲剧行动伦理歧义性不确定性

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所面临的共同处境就是行动，要么打破现有秩序，要么以妥协代替行动，和现有秩序共存。无论何种选择，他们都必须面对自己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果充满了现实的和解释的不确定性。在揭示人的行动悲剧时，莎士比亚既表现出对人自身的有限性和易谬性的洞察，也透出对行动本身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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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的“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道出了行动的两难选择和伦理属性。进而，对行动正当性的寻求使其失去了行动能力和行动机会。在同一段独白中，哈姆雷特对自己提出了两个有关行动的问题。首先，他问“究竟要忍受这强暴的命运的矢石，还是要拔剑和这滔天的恨事拼命相斗，才是英雄气概呢？”

Reed Way Dasenbrock,“‘Copenhagen ’:The Drama of History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45,No.2(Summer,2004),

p222.

¡¶É¯Ê¿±ÈÑÇÈ«¼¯¡·µÚ°Ë¼¯µÚ352页，梁实秋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原文为：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Or to take arms againsta sea of trou-bles/And,by opposing,end them.彭贵菊

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行动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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