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现代教材建设奠基人

叶圣陶：现代教材建设奠基人

叶圣陶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代教育的一代宗师，对我国现代教材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有长达７０余年的中小学教材编辑生涯，在长期的教材编辑工作中，叶圣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教材编辑思想，给我们的教育出版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叶圣陶的教育遗产，缅怀叶圣陶在我国教材编辑出版事业上的丰功伟绩，探讨叶圣陶的教材编辑思想，对当前的教材改革实践和教材编辑理论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叶圣陶１９１１年冬毕业于苏州公立中学，１９１２年２月，任苏州言子庙小学教员，开始了教育生涯。自从走上讲坛，叶老即开始探索教育的革新，终生不懈，他的教育实践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从事教材建设。本世纪初，我国废科举办学堂，大多数科目的教材借自欧美和日本，只有国文一科沿袭老例。叶老了解到这种情况，遂开始编写国文教材。他的国文教材，是从革新着眼的。叶老的新教材问世，使语文教育面目一新。据已有的资料来看，从１９３２年的初级小学《开明国语课本》到１９４８年的《文言读本》，叶老自

编或参与编写了十多套国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国文百八课》（同夏丐尊合编），编排体系、课文选取、教学指导诸方面都达到完善的程度，堪称语文教材的经典，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１９４９年建国以后，叶老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社长，他一方面肩负全国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方面仍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小学教材的改革和建设。叶老的领导是具体的，不限于制定方针和原则，而且深入到一字一句之中。“文革”前１７年间，人教社出版的一代又一代各种教材，那初稿集合起来真要“汗牛充栋”，其中绝大部分是经叶老亲自审阅和修改的，语文教材更是一字一句一个标点都凝结着叶老的心血。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教育部召开教材会议，编写各种新教材，这时叶老年事已高，不再担任人教社领导工作，但仍十分关心新教材的编写，并给予热情指导。人教社编写语文课文，一些重大问题经常向叶老请教，一些新选的课文总要请叶老审阅。叶老有问必答，而且说得详细具体，循循善诱。叶老领导教材的编写，始终是从革新着眼的，他总是充分肯定教材建设的成绩，又总是引导编辑看到不足，不懈地走革新的路子。

课文是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主干部分，决定着课本的质量和面貌，叶老首先关注的是选文，他说：“我尝谓选文必不宜如我苏人所谓‘拾在篮里就是菜’，选文之际，眼光宜有异于随便浏览，必反复吟诵，潜心领会，文质兼顾，毫不含糊。其拟以入选者，应为心焉好之，确认堪的示学生之文篇。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欲一册之中无篇不精，咸为学生营养之资也”。叶老还指出，有些选文，为适应教育的需要，不免要作文字加工，以期文质兼美。他说，“加工之事，良非易为”既要深味作者的旨意，就其所短者而加工，又要“适应其风裁，不宜出己之风裁”。

这里，叶老对语文教材的选文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提出选取的课文要教师乐教，学生乐读，要做到这一点，选者必须先“心焉好之”。在历次制定的教学大纲中都列出选取标准若干条，而“乐”字（包括“好”字），乃是选取标准的第一要义，却常常被选取者忽略。文质兼美的文章，由于主题性质，程度深浅、行文特点的不同，并非都是乐编、乐教、乐学的，如果学生不感兴趣，文章再好也收不到应有的教学

效果。他还指出选文要“一册之中无篇不精”，篇篇都含有高营养成份。这是对教材很高的要求，而理想的好课本，是不应该有毫发之憾的。

叶圣陶对文字加工的见解是也十分重要和精当。在指导编写过程中，叶老是主张严格的实践者，人教社编写的语文教材的选文，每篇文章都经过编辑人员推荐和集体讨论，再由室主任审定，最终送叶老审定，十篇能肯定五篇就不错了，肯定下来的文章，送回来时总是贴着小小的纸条，上面是叶老写下的修改意见，字体工整，连一个标点也不马虎。有些课文需要动“大手术”，如由编辑人员起稿的《牛郎织女》、《孟姜女》以及译文《最后一课》，都是由叶老召开修改会，由有关人员共同商定，修改一篇文章要好几天。以《最后一课》为例，参加修改的有语文室的几位负责人和这册书的责任编辑，还有两位语言专家，一位精通法文，一位精通普通话。读过一遍课文后，先请精通法文的编辑对照原文，品评文句是否准确，再由大家推敲，对文句进行修改。经过调整的句子还要请精通普通话的编辑品评是否附合科学语言规

范和习惯。这样通过“三关”，最后由叶老裁定。气氛和谐而热烈，这样的修改，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文章的表达质量，而且参加者都深深受益。

关于课文的选取，叶老认为“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这一点，叶老的实践也是楷模，在入选的课文中，诸如朱德、郭沫若的诗文都曾进行修改。郭老的《天上的市街》，课本中改为《天上的街市》。１９７８年，编写新教材时，人教社拟选取当时颇为流行的郭老的《水调歌头（大快心事）》为课文，送叶老审阅，叶老在复信中指出，其中有六句平仄不合词律，认为不宜选用，使人教社避免了一次只看名人和流行情况、未能坚持“文质兼美”标准的失误。

其次，叶老对语文教材的注解和练习也表述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说：“我以为作注之事略同于语文教学。吾侪虽优案命笔于编辑室，而意想之中必有一班学生存焉。凡教课之际宜令学生明晓者，注之务期简要明确。……学生所不易明晓者，必巧譬善喻，深入浅出，注而明之。”“语文课令学生学习若干文篇，无非举一隅耳，意盖期学生能以三隅反，……欲臻此境，而我人亦与有责焉。”他又说，练习题要就本课文的内容与形式，抉其至关重要的基本点，俾学生思考之，辨朽之，熟谙之，练习之。“宜通一册之诸课而为

安排，宜通六册之诸册而为安排，始可面面俱到，无遗无漏。吾人尚少措意，今后所宜致力也。”

从上面引录的文字可以看出，叶老对于注解练习的见解有三个要点。一是要从教学的实际出发，为师生着想；二是要着眼于启发学生的思辨，使学生能举一反三；三是要从全局着眼，统筹安排。远在三十多年前就提出这些见解，不能不叹服叶老的远见卓识。

叶老的教材编辑思想，看似平易，实则精深，是深入浅出的典范。它既深深植根于我国语文教育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积极因素，既集中了他在教育实践中的切身经验，又渗透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深厚涵养，它代表着当代中国教材编辑思想的高峰，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今天语文教材的编写，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年来，我国教材建设按照“在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多样化”的方针，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多套语文教材各具特色。但是，在整体构思、选材、注解、练习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