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论文日本文学论文：浅谈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交流

中国文学论文日本文学论文：浅谈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

的交流

摘要：学的某些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所以要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反思日本文学影响这一事实，也就是应尽可能地返回历史现场，弄清中国近现代文学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背景及其特点，追问日本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想象、建构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意义何在，由此深化对20世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

关键字：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交流

一、以近代为例

中日文学关系的桥梁是留日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例外），日本文学主要是经由他们而影响中国文学的。留日学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逆转的产物，留学日本目的在于吸取其近代化良方，并由日本获取“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外交、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陈述的“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是：“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二是由“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

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接受日本式教育，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对日本“认真”、“余裕”文化的认同（注：参见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周作人对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文化的喜爱（注：参见周作人：《最初的印象》，载《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他们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民族歧视，但对日本近现代化本身并无抵触，甚至极为向往，因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输入日本近现代化经验。这样，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便缺少文化、文学传播接受中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作一种冷静的观察、分析。这意味着他们中多数人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而这些留日学生，大都是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的革命青年，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于焦虑、情热之中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而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留日学生这些特点和上述张之洞所流露出的两种新的

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作用，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变得极为复杂，即：它在促使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长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潜在地制约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健康生长。

二、日本文学中子路形象的变异与《史记》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打破了“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史记》1137）的历史沉寂，描写了“卿曲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等民间游侠。中国游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氏族制度崩溃的春秋末期，没落氏族的一部分人沦落成四处流浪的武士，寄身在权力者周围并得到其庇佑，而武士则要付出生命、知恩图报，典型为孟尝君等“战国四公子”的养士美谈。这一传统文化在汉朝武帝时期更为盛行，渗透到民间。因为正常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所以在普遍要求自卫的基础上产生了与游侠阶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的个别秩序(14)。当然这也与春秋时期以下犯上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从这样的历史时代的可能性来看，生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子路，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游侠之徒”。中岛敦正是根据历史和时代的这种可能性，再结合上述的《论语》等的古典资料中的子路与游侠资质相似的记述，才在《弟子》开篇使用了“鲁国卞邑的游侠之徒，名仲由，字子路”这样

的开头。而且为了突出时代背景中的游侠传统的鲜明色彩，也好像是为照应小说开头的设置，作品第三章中专门交待这是“以下犯上的世道”（『弟子』第一卷：102），而在第十三章则写到“世道的混浊加上诸侯的无能”（『弟子』第一卷：105）等等。

那么，《弟子》中子路的性格特征与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游侠的性格特征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呢？在这里做一

下具体的比较应该是必要的。《游侠列传》中是这样写游侠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1137）。我们把这段叙述拆开，分别与小说《弟子》中对子路的描写一一做以下对比。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史记》1137）→他打算羞辱一下最近贤者之名甚高的学者—陬人孔丘。（『弟子』第一卷：463）

三、从菅原道真看日本平安朝文学与唐文学

据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这些使节将唐时的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先进文化带回日本，经过吸收理解与融合终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

作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唐文学，尤其是唐诗

对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日本的平安朝（794-1192）和唐朝有着频繁的往来，据藤原佐世写的日本最古的汉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记载，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诗文集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汉诗的相关节目，内容上几乎都是唐诗。并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唐诗爱好者。本文主要从日本平安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菅原道真入手，浅显地探讨一下唐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深受宇多、醍醐天皇的赏识。作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经抵制过藤原氏集团的专政，当唐朝国势日渐衰微之时，是他上奏天皇，建议停派遣唐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不仅和歌写得好，还精通汉文学。“传题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这样的诗句放在唐诗中也令人拍案叫绝。其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编纂的《类聚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能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人们都遵奉他为“天神”、“学问之神”。

菅原道真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文学造诣与唐文学有很深

的渊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职）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