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读书报告

成也时势，败也时势

——《李鸿章传》读后感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卷首曾有言：“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诚然，评价一个人不可盖棺论定，更不可断章取义，应站在客观的角度，给出一个中肯的评价，梁启超先生之所以在卷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这让我不得不认为，在梁启超先生的时代，甚至时至今日，世人对李鸿章的评价，仍带有浓厚的贬义色彩。

李鸿章这个名字，在中学课本上出现的位置，大多都是在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而唯一相对不那么贬义的地方，就是在洋务运动一章，而洋务运动被认为是用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封建统治”被世人认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汇，象征着落后和屈辱，因此，便在脑海里给李鸿章扣上了一顶“权臣”的帽子。

评价一个人，要从他所处的时局而观之，世人只知李鸿章是代表清廷与列强缔结不平等条约之人，而不知李鸿章是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能够知人善任，也善于交际，同时在那个时代，他具有一定的远见。

他是时势所造就，当时的清政府内有忧，外有患，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清廷花费十年有余而不得平定，官军军备废弛，一片萎靡，而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也在稳步前进，曾国藩令李鸿章平定江浙一带的太平军，因此，李鸿章组建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时无往不利，这与李鸿章个人所拥有的卓越的军事才能息息相关，也与当时的李鸿章能够知人善任密切相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淮军将领曾国荃率军于南京城下鏖战之时，朝廷也曾多次敦促李鸿章率洋枪队前往协助，而李鸿章深知曾国荃处于即将战胜之时，并不想夺取其功劳，

因此他面对荣誉能够按捺得住，而曾国荃收复南京之后，朝廷许多大臣都曾因嫉上谗言，而李鸿章却能够尽力维护之，可见李鸿章并不是逞一时之快，目光短浅之人，而是调和人脉，八面玲珑之人，这也能够体现其外交潜力。

除此之外，李鸿章训练北洋水师，在其位，谋其政，它能够比清廷的其他官员更能认识到清朝的军队，相对于国外的军队弱在哪里，因此他能够发起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兴办了一系列工厂和西式学堂，并派遣一部分留学生前往海外留学专攻西洋之术，主张修建铁路等等，李鸿章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是逐步开阔的，从朝鲜事件时自以为天朝上国的故步自封，到北洋舰队于刘公岛惨败的痛心不已，可以说李鸿章也是逐步在开眼看世界的，他的目光相较于那些认为铁路的铺设是“扰东陵，毁庄稼”的目光短浅的清朝大臣开阔许多。因此，李鸿章得以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纵览中国大权，立于世界政治的舞台。

李鸿章在晚年也评论自己的一生，都只是在做修修补补的工作，只是一位裱糊匠而已，他的确是一位忠臣，不过也正是这份忠诚，使他不敢去做真正救亡图存的事情，只是将自己局限在维护清朝统治这件事上，他只是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并不能够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从一开始自居天朝上国而贻误战机，到洋务运动“官督商办”的失败探索，李鸿章做工作始终是畏首畏尾的。

此外，李鸿章的外交策略基本上是在许多国家之间寻求平衡，采用一方势力制衡另一方，首先求助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英国或者俄国，这也是李鸿章招至诽谤的一个方面，但这也是屈服于时势的无奈之举，然而他善于辞令，也能够在其间周旋，尽一己之力减少清廷的损失，能将十亿两白银的赔款凭一己之力争取到4.5亿两，已是壮举。梁启超先生说他“不学无术”我认为的不学无术，是指李鸿章乃科举出身，熟读的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尽管他才能卓著，但是

毕竟非“科班”出身，有些东西着实不是经他一人之手可以实现的，除此之外，李鸿章的眼界虽较清朝其他大臣是较为宽广的，这也是得益于他常常出使他国，常常与他国作战的缘故，但他对西方的学习也仅仅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并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也是他被认为是“不学无术”的原因之一。

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也曾有言，“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之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梁启超先生在书中对李鸿章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有几点批评说的特别好，“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宵世界发展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威名远扬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却网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这是李鸿章招致骂名的一系列原因，然而也正是时局逼迫他如此：中国是一个专制政治的发达的社会，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满清王朝以及它所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盘根错节，社会结构极其腐朽僵化，严重制约国家和民族的活力，民族矛盾尖锐，官僚阶级庞大，且毫无远见卓识，这一切就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最大阻力，这使得任何谋求发展，改革的做法都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失败。因此，他不得不向列强低头，当时光绪帝的软弱，慈禧太后手段的强硬和自私自利，也使得李鸿章的手段受到局限，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扯了后腿，因此说李鸿章败也时势，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梁启超先生评价李鸿章，还是把李鸿章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没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正如梁先生所说：“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关”

梁先生的《李鸿章传》说到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有许多正确、深刻的看法，但是有些事情与国情不符，有些事情也只是一厢情愿，不真正处于当时的局面下，不真正接手李鸿章当时所处理的事物，所有的“自以为”都是一纸空谈。因此，我们作为后世人，对他过分贬低是不应该的，李鸿章并非秦桧、赵高一样玩弄手段的权臣，而是一个纯粹的忠臣，他是由时势所造就的，也是被时势所局限的，兵马压境之时，清朝的软弱无能使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以割地赔款的方式求和，令人心酸。如陆奥宗光所说的那样：“说他有胆识，有才干，有决断力，不如说他基民灵力，有指挥能力，能够察觉事情的利害得失”也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那样：“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

总的而言，我认为李鸿章可褒大于贬，但不可贬大于褒，说他低声下气，这本是受制于时势的，说他不学无术，也是由时势所决定的，无论是当时，还是把如今的我们置于当时，无人能出其右。

2015级生物医学工程班

路柏颖

学号：20150017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