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固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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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的固化会带来两大后果,一是社会流动陷入凝滞化,长久下去社会便会失去生机和活力甚至出现断裂。
二是社会情绪日益激化,正如有人所担忧的那样,社会关系一旦逐渐干燥,可能一擦就出火。
因此,有识之士呼吁:让社会空气湿润一点。
“官、富、穷二代”都是阶层固化结的果地位的变动称为“阶层流动”。
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
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
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
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官员子弟的,实际上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
官员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
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
令人忧虑的是,的确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让官员子弟可以依靠父辈掌握的公权提升自己社会地位。
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说法,就是“集体世袭”的结果。
“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是被迫的世袭。
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
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
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
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
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
“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研究社会公平的,阶层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杨继绳:当然是。
阶层固化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
如果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提高社会地位,家族地位世袭,哪有公平可言?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
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
玻璃是没有弹性的,一有震动就
会破碎。
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
在
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摩擦、阶层冲突。
新京报:当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
杨继绳: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因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
实际上,人们仇视坏官,对好官还是尊敬的。
袁隆平有
钱,人们不仅不仇视,反而高兴。
因为他的发明对社会贡献大。
人们仇视的是那
些得到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得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这跟偷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恶。
“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仇官”的背后是官民矛盾;“仇富”背后是劳资矛盾,如果是靠权力发财的,也是官民矛盾。
官民矛盾的主要方
面是某些官员的为所欲为。
为什么一些官员能够为所欲为?这后面就有制度性原
因:权力不受制衡。
当然,资本过度肆虐,其背后也有一个资本不被驾驭的制
度。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社会强势,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就阻碍社会合理流动,于是就出现了“官二代”、“富二
代”和“穷二代”。
“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仇官”、“仇富”会加
剧社会震动,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
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
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
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
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很多底层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渠道,这恐怕不利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吧?
杨继绳:是的。
如果堵塞言路,各个社会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同阶层之间缺乏沟通渠道,这当然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言路不畅,只好通
过群体事件这样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花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上访。
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
生。
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
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
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穷二代”人力资本弱、社会资源少,要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摆脱困境很难,这需要外部力量的导入(3月31日《人民日报》)。
在一个充分竞争和流动通畅的社会,出现“穷二代”和“富二代”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作为一种身份的证明,这些称谓还算不上标签,这些称谓也不指向权利和待遇的差异。
既然社会不存在绝对公平,既然社会总有贫富的差距,“穷二代”和“富二代”就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但问题是,这种身份不应该被固化,如果“穷二代”和“富二代”出现的背后是阶层的固化和代际的分化,则“穷二代”和“富二代”的存在与疏远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公平和活力维系于阶层的正常流动,若阶层之间呈现出停滞状态,则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将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面对严重的阶层分化问题,该如何应对和解决呢?如果我们意识到权利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意识到权利对于个人尊严的重要性,就应该从权利保障的角度着眼,去探索"穷二代"改变命运机制的具体路径。
因为,“穷二代”之所以贫穷,不仅在于家庭收入的微薄、父母能力的有限,还在于确实存在的权利差异和贫困。
正是因为相应的权利没有得到公平保障或足够保障,才导致了“马太效应”在阶层遗传上有所体现。
如何给那些“穷二代”以改变命运的机制?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周全的制度设计。
但是,其核心的内容应该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让那些“穷二代”可以和“富二代”、“官二代”一样,平等地站在权利的起跑线上。
这一方面需要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待遇,不能因为身份不同而进行区别对待;另一方面需要给予他们充分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的权利受到影响时,要保证他们可以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只要权利实现充分保障,改变命运的机制就会应运而生。
对于中国而言,生产力正在摆脱落后,经济基础正在摆脱虚弱,阶级正日益加快地分化为阶层。
而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识”
了。
当下阶层意识的强烈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得到,每天在各大门户网站上浏览新闻时,都能看到阶层化的区分,“官员”、“富二代”、“农民工”等都是媒体报道标题所青睐的字眼,仿佛不用这样的词就不足以吸引大众的眼球。
在生活中,人们也已经不自觉地就把自己归到某个阶层中去。
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天在银行看到的情景,一位老大爷因为银行工作人员为已经过号的客户办理业务,在银行内大发雷霆,且振振有词:“你们就是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银行的做法暂且不论,这位大爷就很自然地把自己划到了城市平民的阶层范畴,并且认为自己所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原因就是自己处在这个阶层的缘故。
而社会阶层意识如此强烈,甚至可以说“对立”,恰恰也说明了当前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
“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学二代”这些网络热词的频频涌现,反应了我国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代际”传承问题并且日益严重。
有些勤劳节俭、积极上进的底层民众不仅在经济上贫困,“先天性”的因素使得他们无法与权力和经济资源的拥有者公平竞争,他们中的一代人乃至几代人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那些在权力和经济资源上占有着垄断地位的社会上层的“利益既得者”,则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承袭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他们利用自身的有利资源让下代人接受优良的教育,拥有更多的就业机
会,有着更好的发展前途。
如梁晓声在书中所讲:“对于当代资产者阶层,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
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
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
”如今,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已日渐明晰,“精英循环”良性社会的实现已受到严重阻碍。
“阶层固化”堵塞了下等阶层人们进入上层社会的通道,使得阶层矛盾无法通过社会流动而缓解甚至化解,当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对社会的不满就会增加,倘若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社会关系便会矛盾丛生;当富裕和贫困出现“世袭”,广大底层民众则会失去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希望,社会情绪的对立和仇视就难以调和,社会稳定就存在隐患。
阶层固化的社会犹如暗藏危机的一潭死水,也许表面平静,其实其中的社会阶层之间难以流动循环产生的对立情绪却对社会稳定存在着潜在性的威胁。
梁晓声在“中国农民工”一章中,提及了三十岁以下的“80后”、“90后”,他们不会像当年的父母辈一样,挣几年前就回家乡了,他们对城市生活极其向往。
然而, 现实却使他们陷入“市民”与“农民”的身份认同中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 他们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 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 吸收城市文明; 另一方面, 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又使他
们难以获得向上流动的资源积累。
长此以往, 城市将形成主流社会与边缘社会两个相互对立的社会结构。
因此,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流动对阶层关系具有有效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底部阶层的向上流动,为各阶层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努力扩大下层阶级的上升空间,可以为社会构建起一个“安全阀”或“缓冲带”,从而有利于建设稳定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