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中的核心价值观教学探索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价值观教育中的理论问题第一节价值观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必要性

一、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危机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百余年前狄更斯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割裂特征。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国的崛起令整个世界瞩目甚至觊觎。中国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并且在这条大路上愈行愈远。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道德危机、信任危机、生存危机、社会危机，都在各个角落、各个层面聚积起来，拷问着每一个生存其中的个体的灵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一议题，不再指向上世纪肉体层面的解脱奴役与枷锁，而直面今天国人灵魂深处的忧虑和危机。“自由”和“解放”成为了形而上的迫切渴求。面对这样一种焦灼的局面，有人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寻求突破的可能，有人从宗教的层面寻求现世的解脱，也有人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寻找自由的契机。一时间，意识形态泛滥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

自国门打开以来，西方的意识形态随着“师夷长技”的风潮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发芽。中国“师夷长技”的现代化道路不可避免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互伴生。而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资本逻辑就进一步乘风破浪，迈开步伐。它既给中国带来了GDP的惊人增速，也内在蕴藏着与生俱来的危机与秘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比过去的生产方式更为进步，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解放。但是，这一生产方式也有其内在矛盾，并且以更隐秘，却更顽固的机制实现其统治。这不仅仅有经济危机的痼疾，更有不为人知的意识形态统治的秘密。而这一意识形态统治并不再是理论形态的灌输和宣传，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物质机制与心理机制，甚至是身体机制。

其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假象，它以物化的现象掩盖了背后的剥削奴役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总是在现象层面呈现为平等交换的过程，而在这一平等交换的背后，则是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剥削关系。然而通过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这一剥削关系总是隐匿起来，以物与物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掩盖了这一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拜物教秘密。这一隐秘的机制不仅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也在意识形态的观念层面发挥其作用。当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迷惑于这一表面的物象时，它就误认了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的平等和自由，而无法理解其内在的、本质层面的剥削与奴役。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自由和平等，总是一种假象。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能实现“自由”和“平等”，它甚至还是当今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最大障碍。除了上文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层面的阶级剥削以外，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实施上都渗透着资本对于主体的奴役。这使得主体从来都不是自由的，正当他自以为是在自由选择的时候，恰恰都是被资本逻辑所决定的。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消费社会”的运作机制。当主体作为消费者在自由选择商品的时候，事实上他的消费方式、消费范围都是被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他的消费欲望又是被资本的导向所建构的，资本通过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的控制和计算，完美地实现了资本的顺利周转，同时也加深了对主体的隐秘剥削。鲍德里亚还指出，消费者通过消费行为，可以满足自己提升阶级地位的虚

幻欲望，从而消解阶级斗争的尖锐矛盾，进一步稳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在消费过程中，事实上，资本通过对于主体意识形式的渗透与建构，实施着其统治权力。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以内，都无法克服这一对主体自由的奴役与践踏。

面对当今社会的主体焦虑，很多人纷纷回到宗教世界的怀抱中，寻求现世的解脱。宗教价值观成为当今国人时髦的新宠。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还是西方舶来的基督教等等，无一例外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病。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总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理解问题、解决问题。比如佛学中有著名的“空论”。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缘起性空”。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发生和消解，都是有条件的，因此，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主体面对事物的生生变化，就要破除执着，从而消除烦恼。这一理论从其认识事物的角度来看，有其深刻的道理，它也坚持了在认识领域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思想。然而从其解决问题的思路来看，却难逃唯心主义方法论的窠臼。简言之，它将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落实在人们的认识中，而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身的存在总是客观的，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改变而有所变动。如果将解放的希望落实在人们认识的改变上，那么所能发生的只能是人们认识层面的解脱，而非现实世界中的解放。因此，宗教的世界观总是保守的，呈现为一种逆来顺受的，对于现实世界的妥协与让步。

我们再来看看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风潮。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正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根基与宝贵财富。它深深浸润着国人的性格、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面对这当今社会的种种危机，复兴传统文化成为很多国人的希望所在。而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对于调解当今社会的矛盾，也确实有着“经世致用”的现实效果。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作用的现实基础早已失却，因此，当我们再想把传统嫁接到这一崭新的历史时代之上时，很多时候可以治标而不能治本。比如当我们面对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村留守家庭中的孤寡老人和儿童时，来谈论传统的“孝道”，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当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来拷问国人的“诚信”，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我们会发现，种种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根源于更深的社会层面，乃至本质的生产方式层面。而这早就超越了传统中国文化的作用范围。

盘点当今中国社会种种时髦的意识形态文化思潮，本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总是处于尴尬的位置，难以发挥其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中缘由很是复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在校的大学生们，本就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价值观教育。而如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一种理论灌输和宣传转型为意识形式层面的价值引导与内心信仰，从而真正发挥价值观教育的意义与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从教者而言，必须要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性与科学性，充分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较于其它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的优越性与超越性。让学生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价值观教育改革的根本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