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银行金融统计稳健发展论文

金融危机后的银行金融统计稳健发展分析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4-060-02摘要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是对一国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规则和体系的考验。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金融机构跨国混业经营和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化，金融机构通过多样化收益的手段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以多样化收益为目的的交叉组合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将导致风险集聚，增加系统风险，并提高风险监管的成本。

促使监管部门担心风险将向银行业迁徙。

本文涉及金融学，金融统计学，金融监管和规制等领域，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进行研究。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统计金融监管2008年，由于美国爆发大规模“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通过贸易渠道和国际资本流动迅速扩大到全球。

在部分国家，危机甚至由虚拟的金融领域开始扩散到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减速，停滞甚至倒退。

针对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期望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金融部门评估规划”计划，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近年来，我国步入经济转型后的高速发展期，金融安全对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条件下，如何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提高我国金融机构服务质量，加强我国资本资源配置已经提升成为我国的战略决策高度。

一、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稳健统计商业银行的经营收益与风险息息相关，就机会成本来说，银行的获益手段是赚取闲置资本的机会成本差额。

而在获取最大差额的同时也存在着损失风险，也就是说商业银行是以“经营机会成本风险”为其盈利的基本手段。

商业银行为了保证稳健经营同时获取最大利润，需要合理控制银行面临的各类风险。

为此，银行对其经营数据进行分析降低银行风险发生的几率。

随着银行业和统计学术研究发展，两者的融合逐渐形成金融统计这一学科。

银行进行金融数据统计研究也成为商业银行的常规工作之一。

纵观国际金融历史的变迁和金融产业的发展过程，商业银行的管理经历了以下过程。

（一）资产管理模式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前，可以归结为资产管理模式。

商业银行的负债基本取决于客户的存款意愿，加上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有限，只能相对被动的接受负债。

而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资产业务，其主动权却掌握在银行手中。

所以，这段时期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点放在资产业务。

（二）负债管理模式阶段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的繁荣期，社会急需通过银行渠道获得更多的资金。

面临资金相对不足的极大压力，商业银行开始开拓新的资金来源。

商业银行由被动负债向主动负债方式转变，负债规模的扩大加剧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银行管理重点转向负债，形成负债风险管理模式。

（三）资产负债管理模式阶段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开始实施浮动汇率，汇率变动幅度加大。

受1973年石油危机影响，导致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利率波动也变得剧烈。

单靠资产管理或单靠负债管理都难以保证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均衡。

银行经营管理的观念逐渐改变，由负债管理转向资产负债综合管理。

（四）资本金管理模式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银行业竞争加剧，存贷利差变窄，金融衍生工具广泛使用，国际资本交换频繁，使银行面临风险复杂多样化。

资产负债的形式繁多，银行的金融稳健统计指标变得复杂多变，增加了统计分析的功能工作负担，对风险的控制收效提高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经历“资产管理”、“负债管理”以及“资产负债管理”后，已经全面向“资本金管理”迈进。

银行的金融稳健统计是银行进行内部风险控制的有效手段，也是银行抵御外部风险的的信息来源，可以说是金融监管的实现手段。

二、《巴塞尔协议》产生和发展（一）《巴塞尔协议》产生及近期发展为使国际活跃银行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十国集团于1975年在国际结算银行瑞士总部建立巴塞尔委员会，专门研究对国际活跃银行的监管问题。

其主要任务是为成员国中的跨国银行制定一个可以衡量资本充足性并且建立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共同统计标准，建立国际通用的金融稳健统计框架。

1．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1988年发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首先提出资本充足比率指标，用于衡量银行的资本充足性，并详细说明资本的定义以及指标的计算方法。

《巴塞尔协议》结合当时国际银行的经营资本金需求标准，确定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目标标准比率为8％（即资本充足比率），其中核心资本至少应达到4％。

为商业银行提供银行负荷经营提供了稳健的资本金参照标准。

2．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等一系列商业银行危机都在昭示，损失不是由单一风险造成，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交织而成。

于是，巴塞尔委员会在2004年公布《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由单一的资本充足约束，转向商业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检查和市场纪律约束三方面的共同约束，形成现代金融监管中的“三大支柱”。

（二）金融危机过程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修改1．金融危机始末和原因分析本世纪初的“华尔街海啸”，是从2007年开始浮现的新一轮金融危机。

自美国2006年“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发生后，国内投资者开始对基于美国房地产的证券化资产升值潜力失去信心，进而引发美国的流动性危机。

而美国不动产证券化资产通过美国大型跨国金融集团以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工具形式对外销售，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资本流通传递到购买证券化资产的国家。

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创新使得金融交易的每一个交易环节上的杠杆比率比上一次更高，需要的保证金越少，进而风险被急剧的放大。

在各国对金融安全维护过程中，由于有高杠杆效应的驱动，累积了巨大的风险，负债与资本金比例严重失调。

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大规模的调整利率和不断地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本，也没能阻止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

”次贷危机”在衍生产品的推波助澜下发展成为惨烈全球金融海啸。

2．2008年《巴塞尔新协议》补充文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初期，巴塞尔委员会着重致力于改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

监管焦点集中在对金融机构实施救助计划，尽快恢复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以及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和有毒资产的清理等方面。

巴塞尔委员会为此出台了三个有关的稳健统计文件——《公允价值度量的报告》，《健全流动性监管原则的咨询文件》和《额外风险资本要求的咨询文件》，提出了相应的银行稳健统计要求。

3．2009年《巴塞尔新协议》框架修改文件2009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几个关键要素：第一，提高银行资本基础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

第二，扩大资本框架的风险覆盖面。

委员会提出加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监管，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主要源于衍生品交易、回购和证券融资活动。

第三，引入杠杆率作为《新资本协议》风险资本框架的补充措施，将基于适当的评估和校准，将杠杆率纳入第一支柱。

杠杆率监管将有助于控制银行体系杠杆率的过度累积，并为防止风险资本套利和模型风险提供了额外的保护。

第四，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银行在经济上行期建立超额资本用于经济下行期吸收损失。

反周期资本框架将使得银行体系更加稳定，降低而不是扩大经济和金融冲击。

第五，建立适用于国际活跃银行的全球流动性最低标准，包括覆盖30天的流动性覆盖率，以及一个长期结构化流动性比例。

该框架还包括一套监测指标以帮助监管当局识别和分别单个银行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趋势。

三、《巴塞尔协议》与我国金融稳健统计改革（一）我国金融发展趋势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自06年12月起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必须意识到健全的金融监督管理体系可以使我国在可持续发展中取得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具备可靠有效的银行金融统计方式方法及健全的金融数据库，能够大幅的提高我国的银行管理能力和水平。

建立与国际接轨且适应我国发展的金融稳健统计体系也将帮助我国银行业获得核心竞争力。

（二）从《巴塞尔协议》看我国银行金融统计改革由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是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各国或经济组织对此的态度有所差异。

2006年我国金融业已经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的批量进入，已经对我国金融系统稳定造成一定冲击。

然而，我国在金融危机中没有遭受到与美欧类似的重创，是由于我国金融创新少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偏低、以及人民币不具有国际货币功能而涉足国际金融市场不深，才逃过一劫。

考察我国银行金融统计体系的现状，在监管方面，现行的“一行三会”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

再次是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

在银行方面，金融统计数据库主要应用于本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统计指标设置基于会计财务分析，其金融统计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统计信息不透明，银行间的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

在后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经济转型的重大任务，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银行业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

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产业改革方面可以吸取经济强国经验，以此次金融危机为鉴，稳步有序的进行金融改革。

参照《巴塞尔协议》的国际银行资本框架，我国银行业的稳健统计工作可以从以下方面改进：一是积极推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资本框架，引入杠杆率补充风险资本，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

我国银行需要注重从内部补充资本，强化内部约束，提高资产质量，加大处置不良资产力度，提足贷款损失准备；但是也不排除积极利用外部渠道补充资本。

二是逐步提高我国银行风险管理能力。

完善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从健全资本充足率和强化信息透明度入手。

使用全球性流动性标准，提高反周期超额资本比率缓解亲周期性。

加强会计准则，建立公正的资产评级体系，增强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进行国际协调，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是必须加强对我国银行信息的有效披露。

完善银行业金融统计数据制度建设，提高数据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实施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

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纳入统计范围，避免产生信息披露的真空地带。

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银行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判断；同时，使银行在市场压力下不断提高其经营水平和绩效。

参考文献:[1]王兆星.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稳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金融.2009(23).[2]马勇,杨栋,陈雨露.信贷扩张、监管错配与金融危机:跨国实证.经济研究.2009(12).[3]马妍.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分析.金融经济.2009(11).[4]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standards andmonitoring. december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