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内容提要】《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

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

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

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

是最高范畴。

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

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

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

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

孟子、朱熹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观念（理）是出自于“天”的。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上》）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三国演义》对于“天”的认识与孟子、朱熹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

书中并没有关于灵霄殿、冥府、龙宫等神仙机构场所的描写，也没有出现玉皇上帝、菩萨、龙王等神仙人物，但却大量谈及“天数”、“天命”、“天运”、“天理”、“天道”等。

书中人物并不是通过“天”的艺术形象来认识“天”的，而是从对于“天”的崇拜观念出发来认识“天”的，他们对“天”的认识基本上是抽象化、理念化的，是唯心主义的。

《三国演义》第8 6回中，写蜀国的学士秦宓向吴国的使臣张温言天之理，说：“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

所言之“天”似当为由物质所构成，但他仍不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而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览”的张温也“无言可对”。

他们对于“天”的认识相对是肤浅的，唯物的观点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对“天”的认识则是唯心的，认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运”和“天数”的。

《三国演义》认为“天”有“天数”，而地上国家则有“气数”，“天”的“天数”决定人间国家的“气数”。

国家存亡系于天命。

书中写汉朝的传国玉玺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汉家气数”是由“天数”决定的。

书中虽然也说汉末“致乱之由”是“桓灵二帝”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强调：“汉朝天数当桓灵”（4回）、“汉家气数已尽”（8回）；作为对汉末三国晋初历史变化的归结，书中借后人之诗说：“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119回）；“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12 0 回）。

点明“天下大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由“天运循环”决定的。

正是认为“天数”决定国家“气数”命运，三国时期政要人物都注重以“天数”、“天意”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

曹丕为夺取政权，让他的心腹王朗逼迫汉献帝禅位，就强调汉室“气数已尽”，而“天之历数”己在曹氏（8 0 回）；蜀汉为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也借“天意”制造舆论，诸葛亮劝刘备做皇帝时称：“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刘备登基自称是“天命不可以不答”，也是借“天命”为自己做皇帝加以遮饰。

他们都称自己的“君权”是“天意”神授的。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变化着的精神本体。

“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1 4回），书中许多有影响的人物都有这种思想。

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时册曰：“天命不丁•常”（8 0回）；诸葛亮北伐前说：“天道变易不常”（9 1回）；王朗与诸葛亮争论时说：“天数有变”（9 3回）；司马师也说：“天道三十年一变。

”（1 0 8回）但是《三国演义》中所表述的天数的变化并非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是没有质变的量变过程，是一种“天数”的循环。

由这种天数的循环导致的天下大势分合的循环，自然也是一种量变过程而非是一种质变过程。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

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书中随处可见。

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以至“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卓，可谓甚矣！”（1 0回）《三国演义》中人物也深信有“天意”。

庞统、法正等劝说刘备谋杀刘璋，夺取益州，刘备便深恐“上天不容”，而法正则认为是“顺天命”，是“天与(天意赞许）”（6 0回）；诸葛亮擒获孟获，蜀军历遭“哑泉、灭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而能无恙，诸葛亮也以为“岂非天意乎？”（ 8 9回）；诸葛亮与王朗论辩，也说：“今幸天意不绝炎汉”（9 3回）；而诸葛亮临终为自己未能完成“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大业而遗憾之时，仍认为不是自己不“竭忠尽力”，而是“天意如此”（1 0 4回）。

可见刘备、诸葛亮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这种“天意”主宰着人事，令人警惧。

在《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都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或惩罚。

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一类的话语，而乏助或失败之时，则多言“天灭”、“天亡”、“天丧”、“天败”一类话语。

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祭过天地，有客人来投，并献良马金银等相助，刘备就认为这是“天佑”（1回）；汉少帝被常侍张让劫持，迷路，“正无可奈何”之际，“忽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飞转”，陈留王便认为这是“天助”(3回）；官渡战败，袁绍身处绝境，自己便以为是“天丧”（3 1回）；刘备身处危境，“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便自认为是“天亡我也！”（64回）。

其实书中这些人物并非真的受到“天”的佐助或惩罚，而是他们从自己的理念心态出发，将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以“天意”加以解释。

《三国演义》认为行德政者和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天命不于常，唯归有德”（8 0回）；“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9 3回）。

书中以蜀汉体现德政，故蜀汉人物多得“天佑”和“天助”。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且“天”又是公正的，“天意无私曲”（9回），所以书中便十分强调“顺天命”。

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对刘备说：“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3 7回），他强调“人”不能与“命”争，“理”不得违“数”，就是说人不能与天数、命运相对抗，而应顺从天命。

曹丕心腹王朗与诸葛亮论辩时，更借古人之言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观点（9 3回），肯定“天”是决定国家昌盛和败亡命运的主宰者。

诸葛亮与王朗论争，不仅不否认天意，而且也以“天意”立论，说“不绝炎汉”也是“天意”。

司马懿指出诸葛亮勉强攻打中原是“自负才智，逆天而行”，因此结局必然是“自取败亡也”（1 0 2回）；诸葛亮自己也承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10 3回）；他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后，曾设法祈禳避灾，但终于没有成功，便深有感慨地说：“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

”（1 0 3回）。

诸葛亮本是一位胸怀大志，富于才智，而又欲有所作为的人物，他都无奈于天意，难逃定数，其他凡夫俗子就更应顺从天命了。

人的生死成败系于天命，人的才智在天数天意之下是难有作为的，这种消极的思想使《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三国演义》在强调顺天命的同时，还强调天人合一，认为只有顺人应天，政权冰能巩固，功业方能成功，所以书中许多政要人物都大谈“顺人应天”。

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策文就说这是所谓“应天顺人”（4回）；王允假意劝董卓效“禹之继舜”的方式即帝位，也说是“正合天心人意”（8回）；谋士郭图劝袁绍联结刘备剿灭曹操，说是“上合天意，下合民情”（22回）；阚泽至曹营下诈降书时对曹操说：“某等非为爵禄而来，实应天顺人耳。

”（4 7回）；孔明等人劝刘备即帝位，也说是“应天顺人”（7 3回）；孙权劝曹操“早正大位”，也说是“应天顺人”（7 8回）。

书中三国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一再强调“天与人归”、“天人之应”、“应天合人”、“天心人意”，强调“上合天心，下顺民情”、“上合天意，下合民情”。

这种把“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正是汉儒和宋儒颇为提倡的，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二程全书•语录》）；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朱子类语》），《三国演义》中的顺天应人的天人合一说显然是受汉儒和宋儒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天意”是通过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一套完整的预示体系显现出来的。

书中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乾象变化，谣谶梦幻暗示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

《三国演义》言及“夜观乾象”、“仰观天文”、“夜观星象”之事约有二十余处。

多以星象天文预应政事大局和将帅杰出人物的吉凶。

如太史令王立“仰观天文”，便预言“大汉气数将终，魏晋之地，必有兴者。

”（1 4回）暗应曹魏立国乃天意所定。

又如官渡之战前夕，谋士沮授仰观天象，预言“恐有贼兵劫掠之害”，袁绍不听其言，就被曹操烧了乌巢粮草。

曹操见“南方旺气灿然”，心中就想到东吴孙权”恐未可图也”（3 3回）。

燋周见“北方旺气正盛”，就劝诸葛亮不要勉强伐魏（9 1回）。

至于描写孙坚、周瑜、庞统、关羽、张飞等人之死，天上都有将星陨落，诸葛亮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便知自己“命在旦夕”等，均是强调天人相应，而人则据天象揣知所谓“天意”。

《三国演义》中善观天象、预测吉凶的人物并不多，以诸葛亮为最善，其他如谯周、殷馗、沮授，以至曹操、刘备、司马懿等也都程度不同地通晓天文星象。

《三国演义》描绘吉凶之兆的地方约三十余处。

孙坚、董卓、张飞、赵云、曹丕、孙权、诸葛恪等人之死均有凶兆，或“狂风骤起”、或“城门无故自崩”，或“江海涌涛”，非止一端。

董卓将死，其母感到“肉颤心惊” (9回）；关羽被害，刘备“自觉混身肉颤，行坐不安”（7 7回）；张飞遇难，刘备也是“心惊肉颤，寝卧不安”（8 1回）。

这种相关人物感官心态的反应，也是一种兆示。

一般说来，《三国演义》言及国家、人物凶难幽微之时，往往都有凶兆。

汉代桓灵失政，国柞将终，书中便言有狂风、青蛇、地震、海水泛溢、雌鸡化雄、黑气飞入温德殿等“种种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