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消费转型与社会阶层多极化趋势变迁_王敏

论近代中国消费转型与社会阶层多极化趋势变迁
王敏
摘要: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出现“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与此同时出现了消费转型的现象。

换言之，近代中国消费转型是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近代上海，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诞生了，与传统消费者相比，他们的消费以满足欲望为最终目的。

近代消费转型源于中国社会阶层多极化的变迁历程，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形式由原来的社会底层引发，进而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并一度成为新潮时髦的流行时尚标志。

这种超乎生存必需的过度消费，使得原有的社会底层迅速跃居为近代中国的上流社会。

于是，消费已不再是生产的附庸，于个体而言，它更是一种社会个体自我建构的手段。

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近代的消费转型与社会阶层多极化趋势之变迁亦具有同质之意义。

关键词: 近代史研究; 社会转型; 消费转型; 社会阶层多极化
近代，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城市深受西方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社会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

本文拟以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为研究语境，考察近代中国社会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之历史变迁，进而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心态及社会阶层之变化轨迹。

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引领近代中国消费转型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出现“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内部在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等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动摇甚至出现崩裂。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引领近代中国消费出现转型，一种新的消费观念洋溢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传统消费观念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奢侈型消费观念逐渐取代节俭型消费观念。

“黜奢崇俭”的传统消费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经历了一个不断被修正和改写的历程。

在新旧两种消费观念的冲突中，奢侈逐渐完成了自身去道德化的过程，不再是道德败坏的象征，而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标志。

中国自古以来信守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节俭的消费思想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主流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节俭型消费观念有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它在物质不丰富的条件下，约束个体的贪欲，使人们仅注重满足生存需要，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消费欲望。

如孟子提出一般家庭“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种理想的消费标准在古代中国长期受到尊奉。

此外，节俭型消费观念促进财富的积累，节约社会资源，可以说是社会的稳定器，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历朝历代都将节俭视为美德，把奢侈视为恶行和道德败坏的象征。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面对这种新情况统治者反映相当迟缓，因为“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作一回事”。

①
中国统治者阶层提出以商制夷的策略，幻想通过主动地开放或关闭市场来控制西方国家。

可开埠以后，西方列强怀着迫切的心情竞相进入中国开辟市场，代表西方物质文明的物品大量涌入中国，如洋布、煤气灯、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火车等。

在新兴的通商城市里，出现了繁华的商业街区，商品货物琳琅满目，供普通市民尽情选购，这些商品逐步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1871 年《上海新报》刊登一位外地游客的来信，描述他对上海这个通商城市商业繁盛的震惊之情: “人杂五方，商通四城。

洋货、杂货，丝客、茶客，相尚繁华，钩心斗角，挤挤焉，蜂屯蚁聚，真不知其几多数目。

”②通商城市的商品繁盛不仅给传统社会中的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挑战了节俭型消费观念，甚至发展成以节俭为耻，以奢侈为荣。

当时上海流传与传统截然相反的羞耻观，即一耻衣服之不华也，一耻不乘肩舆也，一耻狎幺二妓( “幺二”为下等妓女之称) ，一耻肴馔之不贵也，一耻坐
双轮小车也，一耻无项戴也，一耻戏园末座也。

③外表光鲜、出手阔绰才是无上光荣的行为，这说明节俭正在不断贬值，甚至成为无能的表现，奢侈消费逐渐流行开来。

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传统男耕女织生产方式的破产，传统的消费观念自然发生相应的变革，并以此方式顺利地打开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正是来自西方的商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

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

而且，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时代发展需要出发，对节俭型消费观念进行猛烈地抨击，如谭嗣同指出: “俭至于极，莫如禽兽。

”④康有为指出: “文明既进，则乱世之奢，文明以为极俭。

世愈文明，则尚奢愈甚。

”⑤社会舆论更是公开反对节俭，出现大量提倡极力消费的言论，人们争相斗富，出现追求奢华、讲究排场的消费风气。

金钱的社会价值被社会普遍认可，人们通过消费方式来获得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奢侈至此才彻底完成了自身去道德化的过程。

二、现代消费者的诞生与发展
从近代开始，新的消费观念开始影响整个中国，消费已不仅仅是一种生活资料的消耗和个人的物质享受，而已上升为个人价值实现的途径，更是成为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这意味着消费的功能从仅仅满足基本需要转变成满足欲望，消费者在消费的殿堂里让想象力任意翱翔，他们沉湎于占有所有物品的幻觉之中。

正如鲍曼所说: “消费者行为的精髓，不再是一组可测量的具有明显特征的需要，而是欲望这一比需要更无所指的实体，一个不需要其他证明和理由的自我遗忘、自我驱动的动机。

”⑥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通商城市，是当时挥霍享乐的圣地，每个人都争相在各种场合证明自己的消费实力，以此提高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正是在这里，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诞生了，而这正是近代社会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

为了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无数的商品必须拥有前仆后继的消费者，商品的消费目的就必须超越出使用价值的范围，使商品触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引导并刺激大众进行消费，向他们灌输现代消费意识，并最终使他们确信这些需要是他们自己的需要。

“建构新的市场、通过广告及其它媒介宣传来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

”
当消费成为一种自我肯定的途径时，极力消费就成为一种不易消除的消费习惯。

“自从商品经济出现以来，凡是鼓励人们努力发财的地方，也必然是鼓励人们尽情消费的地方，高收入与高消费互为因果关系，正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逻辑。

”⑧社会普通赞同金钱万能的观念，谁能过上富贵奢华的生活，谁就是有本事的人，人们对他的信任就越多，受到其他人的羡慕和趋附。

因而人们形成了以金钱、外表衡量人的习惯。

这些因素都刺激了人们炫耀性消费的欲望，争相夸富斗新，追逐时尚。

以宴请为例，传统聚餐需要一定的正当理由，非年非节无故在外私自聚餐宴饮，向来被视为靡费旷时，有违礼俗。

而开口通商后，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社交圈子日益扩大，人们需要建立新的关系网，因此宴饮成为结交朋友、增进感情的一种有效方式，一般人尤其是商人为了拉拢关系网一般都乐于请客吃饭，目的是谋求各方面的利益与机会。

喜欢讲排场要面子的人尤其是商人总是爱在公开场合炫耀自己的富有与大方，在社交场合刻意地挥金如土，场面阔绰。

这种投资有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客观上促使人们的宴饮日趋奢靡。

当时竹枝词记录了富商在酒楼大宴宾客的情形: “海味山珍任品题，新新楼上夕阳西。

一筵破费中人产，忘却糟糠尚有妻。

”⑨这种炫耀性消费已经完全超出了消费者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物质需求，与传统的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的消费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由商人发展起来的饮宴之风影响到整个社会，一些下层人也开始加入炫耀性消费的行列。

到饭馆酒楼去吃饭对上海人来说已是一件极为寻常的事情，当时的上海滩可谓是宴席不断。

近代上海人这种挥金如土的消费热潮逐渐影响到中国广大的内陆城市，许多生活窘迫、经济条件有限的一般的市井小民、仆隶卖佣、娟优贱裨甚至村妇农夫也卷入了这场互相比拼
的消费浪潮中。

一些县志清楚地记录了消费风俗由节俭到奢侈的变迁过程: ［清宣统至民国年间，南汇县］团区濒海，素著俭勤，虽士大夫家，居只布素，有事偶服绸绫。

同、光间，衣服渐渐逾格，即奴隶亦穿绸着缎。

近则以钱为胜，甚厌绸布而喜呢绒者虽有节衣之布告、布衣之大会，不问也。

至于宴会，向只六簋、八簋，今用山珍海味，甚有陈鸣＜鸡＞、除肉等名称，而燕窝、鱼翅，犹粗鄙品也。

⑩
从这段县志记载中可以看到，近代社会转型催生出的现代消费者已经摆脱了传统消费观念的束缚，消费行为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不再把奢侈消费行为视为道德败坏的象征，反而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消费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出于生活实用的必需，而是出于体面、交际、夸耀、享乐等心理需求，消费的精神意义超过了物质意义。

这种充满虚荣的社会风气使个人在挥霍性的消费方式中享受一种极致的自由与快乐，形成一种积极消费的狂热心态。

在现代消费者批量产生的近代社会，必然会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新的消费观念。

茅盾的小说《子夜》塑造了吴太老爷这个坚持传统消费观念，不愿与现代消费者为伍的人物形象。

吴老太爷一踏入上海，现代消费者表现出来种种消费习俗让他从心底不可抑制地产生一种厌恶甚至是憎恨的情绪。

在新的时代面前，吴老太爷的好恶显得极端可笑，所以他在初到上海的当晚就病逝了。

这代表着坚守旧消费观念的消费者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被无情地抛弃，代表新的消费观念的消费者充分理解消费方式与自我认同之间的联系，这使得他们有资格成为时代的宠儿。

三、近代中国社会阶层多极化与消费转型
近代消费转型打破封建贵族尊卑有别的观念，对社会消费的限制都消失了，唯一起决定作用的是金钱，这一切源于近代中国社会阶层多极化的变迁历程。

在传统社会中，“士”是四民之首，整个封建社会遵循的信条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封建士大夫都极力提倡节俭对于保持道德操守和修行的积极作用，认为奢侈对人的精神会产生腐蚀作用，这对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可是自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以后，在中国社会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不仅使士阶层上升为特权阶层的通道丧失了，同时意味着士阶层的经济保障丧失了，大量士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纷纷另谋生路，“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

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于胡底耳”。

抛开记录者痛心疾首的语气，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原有阶层的解构，士阶层逐步分流到新式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部门，经商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首选生存方式。

事实上，自古以来商人就急于摆脱社会底层地位，所以中国历史上通过极力消费来证明自身价值的商人大有人在，这是急于向社会证明自身价值的一种极端反应。

近代以来，作为大量财富拥有者的商人成为社会舞台的主要角色和公众关注的中心，他们更加发现消费是一件事半功倍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开始努力通过其消费实力改变长期以来受歧视的身份，并在社会转型期的地位竞争中跃升至社会上层。

在上海这个消费天堂中，商人成为最早、最成功的奢侈消费的示范者，各种争奇斗艳的消费策略皆为此而展开。

就这样，近代社会中的商人因为拥有更多的财富，使他们拥有比别人更强的消费能力与资格，这促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在近代社会快速提升，过去那种鄙视商人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改变，从商成为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在商人的示范性作用下，传统等级身份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使过去被视为社会等级标志的消费品秩序大乱，可供消费者随意消费。

在传统社会中，消费品与阶级地位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某些商品被规定只有统治阶层有资格使用。

以服饰为例，贾谊提出“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的理论主张，因此服饰不仅仅是保暖遮羞的工具，更是传递一系列复杂信息的“符号语言”。

服饰涉及社会身份、文化内涵等内容，更是控制社会、整合社会的一种权力控制方式。

在县志中记载了不同阶层在服饰方面的规定:“举人、官生、贡生、
监生、生员，各色缎俱准用，除貂皮、猞猁、狲白、豹皮外，其别项皮衣俱准用。

……胥役服饰原有定制，只许用青色皮，不许穿各色花素绫缎，不许戴貂鼠帽及狼皮袍挂，其余禁例与商民同。

其官民家下仆从、戏子，系良民者，俱同此例。

妇女衣着，各应照本夫服式。

绅衿家许穿各色花素缎、绉、纱、绫、绢等物，不许僭用浑金绣衣。

”这种消费的限制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阶级的差别，使人们的身份地位通过服饰显得一目了然，最终起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权力控制。

因此统治者都提倡“衣冠之治”，以直观的方式规范官与民、贵与贱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

直到19 世纪中期，节制个人消费的法令一直没有间断，并且形式多样，有政府的行政布告，也有地方官员的条令。

“限制个人消费的法令反映了上流社会的一种恐惧心理，他们害怕一旦底层阶级的民众的消费超过了他们的基本需要或社会地位，会导致经济秩序或道德准则的崩溃。

”虽然官方的恐惧一直存在，但伴随社会阶层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超出阶层消费的现象越来越普及，这反过来又成为社会阶层多极化的表现之一。

近代社会弥漫着浓厚的金钱意识，用金钱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社会上出现大量消费与身份脱节的现象。

尤其是在上海，一些统治者眼中的下层人士纷纷开始忽视原来的消费限制，超出自己的社会阶层进行消费，以提高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因此，对消费等级冲突最厉害的除了商人之外，就是妓女等原先被认为是下九流的人物。

如开妓院的老鸨“有乘官舆来往，俨若命妇者”，妓女公然像官宦人家的贵妇，穿戴豪华，冠冕堂皇地坐着蓝呢轿招摇过市，连妓馆业中的男妓馆主及男仆都捐纳为官，公然穿戴官服。

当时报纸对于这种贵贱颠倒的社会现象也有评论: “独斯时之可笑，系上海地方，忘八( 王八) 着官服色，污闺( 乌龟) 准捐纳前程。

每逢冬令，貂皮马褂满街乱走，那分贵贱乎?”这产生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社会上的戏子和妓女虽然在传统社会地位低贱，但是在近代社会的时尚潮流中却处于较高的阶层，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主要群体。

妓女们凭借独特的消费行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首次打败了良家妇女，成为她们消费的学习对象。

“一衣一饰，妓女任意倡率，花样翻新，良家即从而步其后尘，惟恐其稍有不合，必使一肌一容尽态极妍，使见者莫能辨其为良为妓而后已。

”
四、余论
社会阶层的构成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反映着这一社会的本质特征。

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甚至重构，并出现了消费转型。

在这场“阶层重构”的近代社会运动中，原有的社会底层是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形式的坚决拥护者，并迅速跃居为社会的上层。

当然，具体过程是复杂的，因为消费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等因素息息有关，而这些因素深受西方的影响。

历史的矛盾之处在于，西方列强在近代史上对中国人民带来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在近代这场“阶层重构”的运动中，国民对深受西方影响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品等因素非常矛盾。

然而不管过程如何艰辛，时至今日，用“消费”来定义个体的社会阶层属性已习以为常，消费已不再是生产的附庸，它对社会生产甚至社会结构的作用已举足轻重。

于个体而言，消费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消极意义，它更是一种社会个体自我建构的手段。

从这一维度上说，中国近代的消费转型与社会阶层多极化趋势之变迁亦具有同质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