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之历史百科初识“井田制”素材

初识“井田制”井田制之有无，古今争辩众矣，然其所论多不从大处着想，博而寡。

余今否认井田之说的最大理由，即周天子无土地授民是也。

周为封建社会，封建者何?即天子以土地，封授诸侯，建立国家者也。

诸侯有封地，卿大夫有采邑，封地之使用权，非天子所有。

即畿内之地，亦分赐卿大夫，亦非天子所有。

全国土地、一再分割，所存无几，而谓天子以土授民，行井田制，宁有是理乎?有论者曰天子虽无土地授民，然周已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盖可颁布法规，通令诸侯施行，不必亲以地授民而后可。

是又不然，周之中央集权，是相对而非绝对，可能而非必然。

天下宗周，固诸侯所承认。

然周只能宗之，非真能命之，诸侯亦只能宗周，非真受命于周，所谓“朝诸侯而有天下”是也。

诸侯与天子之关系，唯有一朝，不朝即无关系，天子亦即无天下，非如后世有君臣之义。

诸侯内政，天子向不过问。

事实上，亦无权过问。

例如君位传授，鲁多行兄终弟及制，齐晋及其他国，则行父子相传，各随其便，皆不同周之传嫡制，又如到任呈报，齐太公五月，鲁伯禽三年［注1］亦皆听之。

周无一定法规，诸侯亦不一定用周制，而谓井田之制，周能通令，行诸天下，又宁有是理乎?施行井田制，大前提必须是天子有充分土地，以及中央权力健全集中，而周于此两点未之能行，则井田制之实施，不知从何说起。

再观周代农业生产形态，从史书上亦未见大规模之庄园经济。

亦未见小农场之井田组织。

第一，大规模之耕作。

《诗经》有“千耦其耘”(《周颂·载芟》)、“终三十里”(《噫嘻》)之耕作。

井田之制，只有方里为井，八家之口八，八八六十四人，焉与三十里，焉有千耦乎?第二，大量之农作物。

农奴为大地主耕作，收获丰硕，《诗经》有“千斯仓”、“万斯箱”(仙、雅·甫田》)，“万亿及秭”(《周颂·丰年》)之咏。

即农奴本身，亦有“获之桎桎，积之粟粟。

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

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周颂·良耜》)之收获。

试问井田制，八口之家，能有百室乎?一夫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注2］，又能有如此收获乎?此外，由周代土地封授制上言之，所谓井田制也难以成立实施。

明代张燧言井田不可行云：“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

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

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再其次食七人，则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

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为余夫，年十六则别授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亩，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

……后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均平乎。

”(《千百年眼》卷一)可知授田须知地性人数。

然在周代，此两点亦非易事，故井田制之实施亦非易事。

再从周代劳力上言之，井田制也难以成立实施。

所谓井田之制，即“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注3］，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非塞溪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不可为也。

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划)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

”(《文献通考·田赋一》卷一)由此可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井田之制，实不易行，且难以实施。

尝考井田制度，其成立的史料根据，最早见于《诗经》，次为《孟子》，再次为《周礼》。

爰就于此三者论之。

《诗经·小雅·大田》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所谓公田，主张井田制者，即谓系井田中八家共耕之公田。

其实不然。

周为封建社会，天子有籍田，卿大夫有圭田，此即所谓“公田”，非井田中之公田。

公田借民力耕种，所谓力役之征是也。

且解公田为公侯等之公田，或公子公孙之公田，亦极有理。

汉代犹称天子所有之田为公田，则公爵公子公孙之田，更宜物从主名。

籍田、圭田，不过是天子诸侯所有田亩中之小部分，而大部分分赐农奴耕种，所谓“遂及我私”是也。

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云云，不足为井田成立之根据。

次《孟子·藤文公》所言井田，更是托古改制，不足为证。

考《孟子·万章下》云：“北宫苟问曰：‘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而闻也……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

”则孟子于周制，既未目睹，又未详闻，故于藤文公篇言井田制，一则曰“其实皆什一也”，又则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模糊含混，妄加推断，以致其实不实。

周绝非助，完全错误。

观其当时所言，不过对于藤文公问为国，陈说土地改革之意见。

藤文公确是有为之主，好行仁政，时贤皆欲就见之，贡献意见。

故除孟子劝其行井田制外，许行、陈仲子等，亦自楚之藤，劝其与民并耕。

并耕之说，固是托古改制，井田之制，何独不然。

所以孟子之言，亦不足以为周行井田制之据。

再说《周礼》言井田，更是自相矛盾，不足为据。

井田范围，匠人遂人，有九夫十夫之异。

［注4］受出单位，匠人遂人大司徒小司徒，有丁口家庭之别。

同以家为单位，大司徒小司徒又有土肥瘠丁多寡之分［注5］，同为一书，其记载混乱不堪，矛盾百出，可知《周礼》为伪书也。

所言井田实不可信，亦可知世之以伪传伪，其可已乎?再有论者谓：若无井田，孟子何以有“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之记载乎?世又何以谓商鞅废井田乎?然废井田，非始于商鞅。

《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引魏了翁之言曰：“井田一变于宣王之料民，再变于齐桓之内政，大坏于渠梁、商鞅之决裂阡陌。

周人以厉、宣、幽、平并称，其有以夫!”且周实无井田，何从言废?故宣王料民，与齐桓内政，与井田何涉乎?商鞅决裂阡陌，又与井田何涉乎?改谓一变再变大坏，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记载商鞅之事，较可信史料莫过《史记》，然《史记·商君传》记其“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蔡泽传》谓其“决裂阡陌”，从无一处提及废井田之事。

而且商鞅施政时，秦国尚未统一全国，纵有井田制，商鞅究有何权以废之，此不通之论也。

战国之世，人口增加，且以诸侯混战，豪强兼并，土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贫者地无立锥，社会问题至为严重。

学者蒿目时艰，亟谋良策。

儒家以孟子之流，主张行井田制；农家如许行之流，主张君民并耕；法家乃商鞅之流，主张尽地力，各种流派，呈方献计，不一而足。

井田制，欲以口舌以舆论劝导大地主交出多余土地，分赐贫民，无异于与虎谋皮，空费心计，对牛弹琴。

并耕论，欲求养尊处优之君主，与民共同劳作，使社会无剥削、无阶级之分，事实上，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亦难实行。

法家认为：此类主张皆不合实际，反不如主张提高生产效率，尽地力以救民生之苦，方能解决人多土少之国情问题。

商鞅决裂阡陌，即尽地力之教，实属仁心兼仁政，惠政而非暴力，于废井田何与焉。

至于孟子所谓五十、七十、百亩，亦不过是孟子惯用的口头禅，并非确实之数。

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尽心上》则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

”两文所载事实全同，然《梁惠王上>谓：“五十者……七十者……”而《尽心上》则谓：“老者……老者……”可知五十、七十，不过老者之称，不能指为确数。

因此，孟子所谓“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亦不能以确数指之。

而谓三代田制之五十、七十、百亩，真为确数乎?而且三代赋税，所谓贡助彻，孟子谓为“其实皆什一也”。

依井田制言之夏贡固什一，商助则九一，周彻又十一税一，［注6］，完全不同。

又何况五十、七十、百亩之田制，皆与贡助彻无关乎?三代无井田，赋税当然不能准井田以纳，所以贡非什一，彻亦非助(见前孟子谓“虽周亦助也”)，助又非仅为力役之征。

按贡可作贡献解，即下贡于上。

初贡无定期，物无定品，品无定数，称有无而为贡。

后始有定期、定品、定数。

今之土司，尚行斯法。

“助”为力役之征，音与“租”同。

亦可作纳谷米之租税解。

［注7］彻有数义，就周代租赋制而言，系指农人献无定期定额之物于上。

换言之，即通量田地之所得，而取之于民也。

它与贡和助的不同之处表现在，贡系指农人献无定期定额之物于上，助系农人献有定期定额之力和物于上，助与贡虽有轻重及确定与不确定之不同，但二者的征收方式，皆由下而上。

而彻在通度田地，征取赋税，征敛之发动方面，全操于上，由上而下，与贡助异。

古代小国寡民，治权与族权合一，自当行贡法。

后以疆土日广，人事日繁，政府组织日大，物产之主殖日众，自非行助彻不可。

吾尝谓夏为部落社会，殷始建立国家，为封建社会，于赋税方面亦得一证。

综上所述，井田制度，大前提上观之已不能成立，而援引《诗经》，亦不足为证。

再则《孟子》、《周礼》所言，尤为矛盾，五十、七十、百亩，又与贡助彻无关，世之好言井田，乐于信古，愿于此三致意焉。

（摘自黄现璠撰《周代无井田制》，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八期,1941年3月19日；又载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325-3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