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信到恐惧:由高新技术事故引发的思考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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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信到恐惧:由高新技术事故引发的思考
葛勇义
2012-10-15 10:19:01 来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
【作者简介】葛勇义,安徽财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安徽蚌埠233030
葛勇义(1970-),浙江上虞人,哲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内容提要】2011年发生的日本地震和中国高铁事故,使人们经历了从自信到恐惧的心理震荡,促逼人们反思关于技术的态度:技术的乐观主义与技术的悲观主义两种对立态度,是自信和恐惧两种心理的认知基础;前者则奠基于人们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技术的可控性,是解决自信和恐惧两种极端心理所必须解决的最终难题。
【关键词】高新技术事故/自信/技术恐惧/技术控制
2011年,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现了两件与高技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发生在日本的大地震,不仅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人生财产的损害,危机过后人们的视角更集中于对于泄露的核反应堆的处理之上。地震的灾难演变为人类对技术的恐惧(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而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核能技术)。而“7·23”中国高铁事故,则直接将人们的目光牵引至技术本身,以及对技术的控制方面。自然本身拥有强大的力量,在这次地震中显露无遗。人们应对危机理应表现出来的更强大的力量,却处于相对值得怀疑的地步。核电站的事故,将公众的意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分别拥护和反对核电站的继续运转与建设,而高铁事故,也孕育了类似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事件,导致世界范围的两种不同意见的同时出现,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意料之中的。
所谓意料之外,指的是在这个科技领航的时代,技术的负面效应虽然层出不穷,但依然无法与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福祉相匹敌,人们已经习惯于高新技术给我
们带来的一个又一个惊喜,从而满足我们一个接一个的欲望。这时候出现普遍的反对的声音,不能说不出乎意料了。而所谓意料之中,在于这次事故毕竟将人们从沉睡中,从对高新科技的一味迷恋中催醒。通过这两个事件,人们又想起“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这个警告,想到这个问题其实从来都没有过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解决。本文的目的,是藉两次事故发生的契机,对历来人们关于技术的思考结果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让技术之思考的历史成为一面我们观望技术的镜子,从而尽量使得人们不那么经常地处于意料之外,不再经历从自信到恐惧的巨大心理动荡。本文的逻辑,是通过分析技术引发恐惧的深层次原因,分别论述人们关于技术的态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技术的控制等主要观点。
一、关于技术的态度
关于这两次事故的影响,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直接经济上的损失、身体上的损伤、家庭的残缺以及环境的被破坏等等。从历史的角度说,这些都可能是短暂的,并且是局部的,毕竟这只是一个特定的时空内发生的事件,随着时间推移将会被遗忘。唯一持久且广泛的影响,可能莫过于这场事故给人们(不仅指事故的直接经历者),带来的心灵上的各种震撼。而种种震撼当中,最突出的大概便是人们对于事故直接的或可能的后果所产生的恐惧。
这种恐惧来自何处?当然来自对其后果的一种认识。一旦人们认识到事故所产生的后果超出人们的控制范围并具有毁掉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的力量之时,人们便会自然地产生恐惧的心理。核能的力量,不仅通过核电站的形式,更主要的是已经通过日本本土上曾经爆炸过的两颗原子弹得到了证实。人们相信这种力量的作用,但却长期以来一直自信地借助这种力量来发展自身。直到人们认为这种力量已经变得不那么易于掌控之时,意识到这种力量可能伤害到人类自身的时候,方才深深地感到恐惧。机车的残骸、死难者的遗容和亲属的悲痛,莫不显示在技术时代,生命的脆弱。这种可以预料到的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加重了人们对于技术、对于未来的恐惧。马利坦已经预见,原子科技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科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使人们不由得产生恐惧心理。[1]这种从自信到恐惧的心理的变化不是没有理由的,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说,这种变化是对于技术的心理态度的转变,是从一种叫“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向“技术悲观主义”的态度的转变。
何谓技术乐观主义?起初是指人们对于技术所持有的一种态度,现代才发展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其“实质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神圣化,视技术进步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2](P14)技术乐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随着自然哲学的诞生,相应地就产生了对于技术的态度。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把人类的制造活动分为“教化技艺”与“构造技艺”两种,认为techne是使得人类生活变得美好的一种手段。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自然科学的急速发展,更使得这种态度趋于普遍。如培根、霍布斯、笛卡尔、圣西门等人盛赞技术的作用,培根则有“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20世纪以来,类似的乐观主义态度不断被人们所采纳,尤其在知识分子中,科技的乐观主义态度成为时代的主流。譬如,哲学家卡普,曾经就将技术看作是人类骨骼和器官的向外的延长和投影。在其看来,技术的本质其实是人类自我拯救的手段。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系统阐述了“后工业社会”概念及理论,在以所有制和科学技术为轴心混合发展的后工业社会里,创造业让位于服务业,专家与白领的作用日益突出,知识及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
从技术乐观主义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乐观主义经历了从技艺(techne)乐观主义到技术乐观主义再到科学技术乐观主义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从对直观的技术手段的推崇发展到对于抽象的科学知识的信仰,所以说,唯科学主义思潮也发端于技术乐观主义,是技术乐观主义的一个变体。另外,随着技术的发展,其负面效应也逐渐引起人们注意,但受技术乐观主义的影响,但却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足够的重视,比如哲学家卡恩曾经就持有这样的观点:生态问题不过是杞人忧天,因为相对于地球而言,可供开发的空间其实还很大。将来,随着更高的技术的出现,人们完全可以对现有的资源、能源以及尚未发现的资源和能源进行加工和利用,由此可以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赞同核能利用的人们,也基于同样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即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将来一定可以被解决,随着人类对于核科学以及核技术的进一步认识,人们完全可以控制它可能造成的负作用,社会依然会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继续进步和发展。技术曾经的贡献,给人类带来了理所应当的强大自信。
不错,的确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核技术就是如此不断发展的;但人们有没有考虑过,这种“试错式的”发展模式潜在的后果却是以毁灭人类作为代价的。我们要承担的风险是不是太大?大到难以承受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