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理趣

诗的理趣

诗歌的主要任务是抒情，但是说理也是诗歌的功能之一，事实上也存在着旨在说理的诗，某些抒情诗中往往也有说理的成分。本讲将着重探讨诗歌如何说理才富有情趣的问题。

一、说理也是诗的重要内容

诗歌本质上是抒情的，说理非其所长，所以不少人都反对用诗歌来说理。如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清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亦云：“诗三百篇主情，与《易》太极说理，判然各别。若说理，何不竟作语录，而必强之以五言、七言，且牵缀以声韵，非蛇足乎？”

应当说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诗的主题不外乎抒情、言志、说理三端，要想在诗歌中完全杜绝说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诗经》中就有不少说理的诗，譬如《小雅·十月之交》有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就是用诗歌形象说明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

变化有时甚至是非常巨大的。而《豳风·伐柯》则是一首完整的说理诗：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汉乐府《长歌行》用露水易干，春天光辉的花叶到秋天就衰败了，百川东流一去不回等一连串的诗歌形象说明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颇有感染力。晋代甚至出现了以诗明理的高潮，只是形象干瘪，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但是也有借诗歌形象来说理的好诗，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八有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资；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就用形象化的语言，讲了岁寒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而到了唐代则出现了许多耐人咀嚼的哲理诗，如初唐诗人虞世南笔下的《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人们常说站得高看得远，这首诗说站得高声音也传得远。这当然是一种比兴说法，虞世南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美名远播主要靠他自己的内因，而不是靠外因。还有的诗所

说的道理溶解在形象中，需要我们仔细体会。如李白的《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这首诗既抒发了沧桑之感，又说明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失败者因为发愤图强而走向胜利，胜利者由于骄奢淫逸而走向灭亡。吴越两国的斗争史证明了这一点。清代的刘大勤在《师友传灯续录》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宋人多言理，唐人不然，岂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与？”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爱说理为宋诗的一大特点。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本朝人尚理。”明人杨慎《升庵诗话》也认为：“宋人诗主理。”下面我们就以宋诗为例分析一下诗歌说理的内容。

宋人以诗说理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表现哲理。譬如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不少宋诗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像梅尧臣的《对花有感》：“新花朝竞艳，故花色憔悴。明日花更开，新花何以异？”

最耐人寻味的要算孔平仲的《马上小睡》：

夹路桃花眼自醉，昏昏不觉据鞍眠。

觉来已失初时景，流水青山忽眼前。

刚刚还是满眼桃花，在马背上打了个盹，眼前就是青山绿水了。

宗教也属哲学范畴。佛教徒常以诗来宣传佛教教义。如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八所载某尼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

归来拈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五灯会元》卷一讲过一个故事：“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伽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伽叶。”佛教教义难以尽说，所以佛祖释迦牟尼拈花示众以启发弟子们自己去领悟。“是时众皆默然，惟伽叶尊者破颜微笑”，说明只有伽叶有所领悟，所以得到释迦牟尼的青睐，成了禅宗的创始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认为：“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檀经》）如

果把寻春比喻学道的话，为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呢？主要是因为在自身以外寻春访道，虽踏破铁鞋，也无所获；而在自身中求，则往往能够顿悟。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已经说过类似的话：“眼在睫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我国的一些哲学典籍，也讲了同样的道理。如《文子·道原》篇说：“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诸远者，往而复返。”当然从这首诗中我们还可以领悟出其他道理，如对事物、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事物发生质变以前，我们只能见到事物旧有的面貌，在事物发生质变以后，我们就能处处见到事物的新面貌了，等等。

道教观念虽然庞杂，但是其主张贵生避世的特点还是十分鲜明的。道教徒爱用白云来表现这一观念，如北宋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诗一首》云：“白云闲似我，我似白云闲。二物俱无心，逍遥天地间。”显然这首诗将道教贵生避世的观念表现得非常透彻。

宋诗中还有许多抒写生活体验与感悟的作品，这些体验与感悟往往充满哲理，因此特别值得珍视。就拿登高望远来说，宋人就写出了一些感受各不相同的哲理诗，如李

沆大的《题六和塔》：

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

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丘。

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人们的共同认识，然而站得越高，风险也就越大，安全系数也就越小。作者在登上六和塔顶层，亲身体验到风险以后，经过权衡，还是拒绝冒险，选择了习惯性生活，因为这样做没有风险。而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却有着不同的体验：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在王安石看来，站得高是因，看得远是果，要想看得远，就必须站得高，而且还要攀登上最高层，从而展现了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胸襟。再如释重显《五老师子》云：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

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

《僧宝传》称重显尝游庐山栖贤寺，时諟禅师居焉，

简严少接纳，显藞苴不合，作师子峰诗讥之。这三首诗的主题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说明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所处的位置对于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生活道路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宋人还常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旧中书南厅壁间，有晏元献题《咏上竿伎》一诗云：…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挂骇旁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当时故必有谓。文潞公在枢府，尝一日过中书，与荆公行至题下，特迟留诵诗久之，亦未能无意也。荆公他日复题一篇于诗后云：…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何仿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从两首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是主张改革的，而晏殊（谥元献）、文彦博（封潞国公）是反对改革的。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受到了普遍欢迎，如宋人沈辽《水车》诗：“黄叶渡头春水生，江中水车上下鸣。谁道田间得机事，不如抱瓮可忘情？”再如韦骧的《桔槔》诗：“露井无穷惠，机心在桔槔。浅深在应取，俯仰不为劳。固免羸瓶悔，全胜短绠操。如何翻鄙笑，抱瓮自孤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