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_小说月报_与旧文学改良的终结_一个基于数据统计和文本比较的分析

早期《小说月报》与旧文学改良的终结——一个基于数据统计和文本比较的分析侯运华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早期《小说月报》的数据统计，凸显出其创作与翻译并重、文言向白话过渡的特质，说明早期《小说月报》一直在进行着自我改良。

同时，选择其与五四新文学均关注的男女平等与婚恋问题、下层人的生存问题、侨民生活与国民性格等题材的典型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论述旧文学改良性的扩容并不能完成中国文学向现代化的转型，而必须通过文学革命才能够完成。

关键词：《小说月报》 数据统计 文本比较 文学转型《小说月报》是在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刊物之一，其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1910年创刊至1920年为早期；1920年茅盾任主编后，至1932年停刊为后期。

目前，对早期《小说月报》的作用和民初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问题，以此为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衍生、传播与演变规律的专著已经出版；其“编辑风格”、其刊载的翻译文学也有学者研究。

1但是，从数据统计的角度研究其改良过程、通过文本比较剖析其为何不能完成现代转型的问题尚未见解决。

本文即以数据统计、文本比较为切入视角展开论述，以期解决上述问题。

一考虑到早期《小说月报》的实际情况，笔者采用宽泛的小说概念——不依严格的现代意义的“小说”来框定之，而是将志人、志怪、笔记体、译文、编述等体裁各异，内蕴皆具备小说特征的文本均视为小说；对其进行数据统计，得出自己的结论。

总体看，1910—1920年《小说月报》共刊载小说725部，其中白话小说仅133部，文言小说为592部；从创作和翻译的情况看，创作小说414部，翻译小说31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部，两者仅相差103部。

依此数据，笔者认为：其一，《小说月报》刊登小说的比例真实地反映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

文言小说是白话小说的四倍多，说明此时作者熟悉的思维与创作工具仍是文言，这符合作者大多是从晚清社会过来的士人的史实；同时，也凸显出白话小说尚处于尝试阶段。

尽管如此，仍应看到这些白话小说的创作实际上是承晚清白话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并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就已进行了多向尝试。

其二，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的接近表现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与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此期翻译多不注明原作者，只署“译述”；有的连“译述”也不署，而是改写原著，因此很难归类。

笔者在统计时，考虑到即便改写，仍以创作成分较大，故归入创作类中。

无论是白话小说的日见增多，还是创作与翻译小说界限模糊——或改写外国小说，将人名、地名、风俗等改为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或在文本中揉进外国元素，借西方的故事承载自我的立意，甚至有的文本只是为了便于传播西方文化知识而选择外国背景。

凡此种种，均可看出早期《小说月报》的小说作者是有意识进行改良的。

考察1910—1920年间《小说月报》的流变，可以发现随主编的两次更换而呈现出三个阶段。

1910年第1期至1912年第3期，主编为王蕴章；1912年第4期至1917年第12期，主编为恽铁樵；1918年至1920年主编仍为王蕴章，沈雁冰协助编辑。

从统计数字看，各阶段自有特点。

1910年—1912年，三年间无一篇白话小说，所刊43篇小说全为文言小说。

仅此即可看出，该刊物尚未摆脱旧的文学风格，对白话未加关注，对小说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文学层面上，认为小说不如诗词散文重要。

这既可从所设栏目考察之，如“杂纂”、“笔记”、“文苑”、“译丛”等，传统“说部”尚未独立；也可从数量上估评之，36期刊物仅43篇小说，平均每期1.2部，与其名不相符。

此期创作数量大于翻译，两者比例为：1910年为9∶2，1911年为14∶3，1912年为8∶7。

这些数据凸显出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小说家多喜欢沿用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手法，用熟悉的语言（文言）写熟悉的题材，尚无文学变革的急切要求；另一方面，时代毕竟发展到了20世纪，而且梁启超等人鼓吹小说功用、提倡文学变革的理论传布已久，因此《小说月报》所载译作也在增加，由占所刊小说的1/5到近半，发展速度应该说还是较快的。

考察其成因，除刊物处于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作者的审美趣味、时代的文学氛围及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可能随清帝退位、民国建立而随时更替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主编的作用。

我们分别考察两位主编的材料，便可看出他们的影响。

王蕴章（1884—1942），字莼农，别号西神残客。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学识渊博，善骈文、书法，喜填词度曲，以词章写小说，尤善传奇、杂记。

2我们虽然不能说主早期《小说月报》与旧文学改良的终结编的审美情趣一定与所编刊物吻合，但是，主编对刊物栏目的设置、对所发文章风格的选择等，肯定会打上自我的烙印；何况，王蕴章作为士大夫的一员，其修养、嗜好与读者有着较多一致性。

据徐念慈统计，当时的读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财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 3这样，在其主编下的《小说月报》出现无视白话、重创作轻翻译的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

1913—1917年为恽铁樵主编，铁樵原名树钰，别号黄山、冷风、焦木。

他“主张著译小说要以‘变国俗’为宗旨，取舍稿件以‘雅洁’为标准”。

4在此方针指引下，《小说月报》出现较明显的变化：其一，增加小说刊载量，使刊物名符其实。

5年共载小说386部，平均每期6.4部，是第一阶段的6倍。

尤其是1915年后，3年所载小说数分别为108篇、101篇、108篇，平均每期有近10部小说，在期刊内容中所占比例明显增大。

其二，从1915年起，特别征集“文字雅驯、思想新颖”的短篇小说， 5对作家创作起到引导作用：一方面推崇“雅驯”的行文风格，显然与白话的俗陋相逆，使此期386部小说中仅有7部白话小说。

从1914年起，内蕴陈旧，文字“雅驯”的志人、志怪小说大量刊载，无论创作，还是翻译小说，嗜爱用“××秘史”之类的命名，仍未摆脱以小说为正史之补的观念等，不能不说是主编审美偏至的结果；另一方面强调“新颖”的思想内容，则使有的作家尝试着用更契合新思想的语言去承载所要表现的内蕴，使白话小说的创作有了初步的成绩。

其三，对奇异内容和新颖风格的侧重使刊物更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

1913年，创作与翻译的比是15∶3，译文仅占1/5；1914年为37∶14，超过1/4；1915年84∶24，译文仍不到1/3；1916年为63∶38，译文超过3/5；1917年为64∶44，译文所占比例又有所提高。

显然，翻译者并非自觉意识到外国小说的技法有多么高明，而是想借小说打开一扇窗户，让中国人看一看外国的婚恋自由、男女平等，却忽略其法制观念、变革思想，这也正是恽铁樵“变国俗”所需要的。

而恽铁樵之所以提出这种主张，显然不是梁启超所倡“小说界革命”的重复，而是在近代都市文化氛围中，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衰微而作出改良选择。

然而，时代大潮的冲击并未使恽铁樵走到社会前列，他只是要从文化角度改“变国俗”，并不热衷于思想革命。

这导致他不看重作品的思想内蕴，而过多关注其艺术特点。

当1913年第1期发表鲁迅（署名“周逴”）的小说《怀旧》时，他忽视作品对革命成败的关注和对乡下士绅投机心态的描写，而表彰其笔致与章法，以至于有学者不无惋惜地感慨：“它那种深刻的思想并没有受到理解和重视。

” 6这里，鲜明显示出早期《小说月报》主编取向的偏差。

一旦把握不定《小说月报》的未来走向，恽铁樵便撒手后撤，转而悬壶济世，去圆自己的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医梦了。

此时，主编《妇女杂志》的王蕴章只好兼任《小说月报》的主编。

1918至1920年，白话与文言小说的比例分别为29∶84、24∶56和73∶30，白话渐渐占据压倒性优势。

一向排斥白话的王蕴章此时也认同了白话，并使之成为所编刊物的主流，于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此刊物的因时而变，它一直在进行着自我改良。

当然，作为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刊物，我们不应排除其迎合白话读者的需求，以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但也不应该忽视主编者的努力。

1919年11月初，王蕴章应商务印书馆要求，决定对《小说月报》实行部分改革，便找到茅盾说：“北京《新青年》等刊物已打起‘文学革命’的旗三年了，白话文运动已势不可挡。

我们不能墨守成规。

《小说月报》明年起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供新文学，拟新开辟《小说新潮》专栏，想请你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务。

” 7由此可见，王蕴章是在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主动改革的。

实际上，1920年所刊小说中，白话小说占了2/3还多。

这些小说中，创作的小说远不及翻译的多，这是因为一方面“新潮小说”对西方小说流派的介绍日多，引起读者对外国小说的兴趣，形成较大的需求市场；另一方面，王蕴章“革新”的真意是“只登翻译的西洋小说” 8从而使白话创作小说在这里难得露面的机会。

1918年创作与翻译的比例为53∶60，1919年为39∶41，到1920年一下跌至28∶75。

主编的这一策略显然是想同时满足喜欢传统小说的市民读者和喜欢外国小说的青年读者的愿望，却忽视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古训，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使刊物销售量急剧下降，到1920年第10期时，只开印二千册。

9于此尴尬之境，又逢商务印书馆当局施加压力，王蕴章只好辞职，由茅盾接编《小说月报》。

至此，早期《小说月报》走完了其曲折坎坷的发展道路。

二无论是数据统计的结果，还是刊物主编的自觉，均可看出早期《小说月报》一直在进行自新，力求在改良中获得继续生存的资源。

围绕在刊物周围的作家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尝试着变革，不少作家甚至在新、旧文学方面都努力创作，对中、外文学皆借鉴接受。

然而，到了1920年，它却不得不停下改良的步伐，让刊物彻底更新，以革命的姿态成为新文学的阵地。

赖此为生的旧文学作家们无奈地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无法完成中国文学自新的任务，内容上的改良性扩张无法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的蜕变，必须有新的创作主体经过对传统文学的彻底革命才能完成。

如前所述，早期《小说月报》的作者大多长期浸染在传统文化的氛围里，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形式烂熟于心，甚至已形成无意识。

当其创作文本时，无早期《小说月报》与旧文学改良的终结论面对什么题材，其对内蕴的理解、对形式的选择均趋向于传统方向。

即便是少数了解外国文化的作者，由于“前理解”的干扰，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也往往是局部的。

五四新文学的创作主体则发生了巨变。

他们早年大多熟读传统文化，青年时期留学海外，或在国内接受了较完备的西方教育，对西方文化也有充分的了解。

通过文化比较，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对西方文化的优长均有认知，因此，即便是表现相同的题材，他们笔下也有了不同的内蕴。

这里选择早期《小说月报》与五四新文学均关注的男女平等与婚恋问题、下层人的生存问题、侨民生活与国民性格等题材的小说，比较其内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