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发展道路探讨

当代诗歌发展道路探讨

九十年代以来的都市诗歌虽然陷于异常混乱、混沌的境地，但它绝对不是诗歌的终结之地，而是都市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历程、一个岔路口，往下的路该怎么走，还得从先锋回到传统，从传统中吸收养料。

标签：后朦胧诗歌；都市；语言自指；传统割裂；自救

I2

1当代诗歌的都市化

都市作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产物，成为20世纪全球生活的舞台。中国社会也在全球经济浪潮的裹胁中进入都市时代，此后都市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诗歌的发展。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都市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代工商业文化飞速发展，大机器生产与现代商业成为都市经济和生活的命脉，同时也侵入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惯，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

在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古典的诗歌审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代新诗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诗歌审美情趣，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人们心理的巨大变动，以及审美观的转变。特别是第三代诗歌运动出现，后朦胧诗占据了诗坛的重要位置。后朦胧诗打出的旗帜虽是对朦胧诗的反叛和叛逆，但实现的途径是反文化、反传统、反崇高的价值取向和反抒情、反技巧、反意象的写作方式，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造成了很严重的文化后果。正因为这是一场主动的文化叛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人们的精神迷茫和空虚。好像一切都不重要了，无所谓崇高和卑劣的分界，也无所谓文化和无文化，在对立消失的同时，原先被贬抑的一方得到重视，甚至演变为对另一方的刻意贬抑，也就是对文化传统的刻意割裂。都市诗歌由此进入后朦胧状态。

城市正在成为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最为重要的人文景观，一个新的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市民阶层随之悄然崛起，并且开始扮演城市生活的主要角色。在商品经济浪潮中，俗世利益角逐白热化，个人能力得到空前重视，欲望也随之膨胀并被平常视之。失去道德约束的欲望透支了生命的底色，显示出它原生的野蛮面目，文化不可避免的沾染上欲望的气息。在都市文化全面繁荣的同时，都市诗歌也开始张扬其独特的个性，成为都市生活的风向标。都市经验与乡村背景下所形成的审美经验有很大的不同。都市生活，在诗人的笔下体现为光怪陆离的意象组合。在诗歌新的成长背景下，诗和时代兴衰、民众忧乐紧密联结的情状开始势微，都市化的步伐中，计划经济向着商品经济转变，这种空前的剧变给予诗歌以极大的冲击，动摇着创作本身的基础，诗人在困窘中无法固守传统的道德滩头，只能在痛苦和迷茫交织的天网中挣扎、彷徨。

里尔克称诗不徒是情感，而是经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条件下审美活动的回

归自身以及审美者的物质需求必须通过审美活动本身来解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使得审美活动必然要把自身降低为现实生活，以现实为基础提升，进而走上审美生活化的道路，以坚定的形态存活于现时现实，将肉体的直感作为吸纳与反射的镜子，强调自我感官的真实体验。

20世纪九十年代乡村生活成为遥远的背影，道德评价也失去原有的权威，庄严的宏大叙事在断裂的历史底座上崩塌。就如同诗人伊沙所说“呈现着耶稣受难的/全部姿态和表情/太高了/没人看得清楚”（《俗人在世》），诗歌终于从高高的神圣宝座上跌落下来，还原了生活的真实。这是一种没有经过提纯和提升的原生态城市生活，在当下诗歌也和所有重复吃喝拉撒的俗人一样，经历每个后朦胧诗人的重复制作。都市诗的实验浪潮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一浪高过一浪，其结果是将悬浮在半空中的诗歌请回大地。同时，都市诗中大量的平常状态，平常心和平常话语，从反抗新诗潮在内容和艺术上的“贵族的倾向”，都市诗因为消解意义而导向拒绝崇高。都市诗歌把大量的平凡甚至平庸引入诗中，用世俗的琐屑代替新诗潮的崇高严峻。在诗歌内容失去可复述性后，诗人们转而把目光投向语言，并且宣言“诗到语言为止”。然而让人想不通的是究竟是“诗到语言为止”，还是“诗人到语言为止”？从此诗歌沦落为城市生活中点缀的游戏手段，诗歌的边缘化成为定论。

无论如何，都市最终成为后朦胧诗中举足轻重的叙事材料，这种叙事模式对于市场经济商品化时代的诗人是无可回避的选择，讲述都市故事、都市生活，描摹都市人生和都市人物，实际上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归宿。解读20世纪九十年代都市诗歌不可忽视的是部分都市诗人完全脱离了乡村经验，他们成长于都市系统，没有传统文化的包袱，心理上与都市的生活节奏与情调具有更多的同构之处，不再为闪烁的霓虹、旋转的舞厅、急驰的汽车、巍峨的高楼而惊奇地张大眼了，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城市，接受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就如陆忆敏所说“温柔的死在本城”。

2当代诗歌的自救之途

中国现代诗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后朦胧状态之后，诗歌发展的前景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一切皆源于诗歌的语言实验。不管是后朦胧诗歌的平民意识、口语实验、叙事强化还是零度抒情，最终都指向并且表现于诗歌的语言，因此诗歌语言成为诗人宣扬自己诗歌主张，反叛朦胧诗歌的犀利武器和重要载体。当语言负担了诗歌的全部意义，语言也从反叛的武器沦落为囚禁的牢笼，从1989年后就在寻找出路的诗人们被自己重新发掘的语言圈养起来。在诗歌语言被诗人们有意撕断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后，诗歌便漂浮在具有多种可能性和多向维度的生活以及历史的表面，从此失去了具有深度和厚度的内涵，于是历史与现实也失去了在诗歌中生根的土壤。于是在后朦胧诗人矫情、夸张、炫耀、盲目的藏匿在漂浮的语言叫喧中的时候，众多的诗歌阅读者和评论者开始了群起而攻之的怀疑和批评，以及对诗歌存在的彻底疑虑。甚至有人提出“我们还需要诗歌吗”这样的疑问，当代诗歌前景堪忧。

以都市为载体，聚集了最庞大的财富和现代文明。都市快速膨胀所带来的是

人和资源的极度集中，这种集中就注定了人的活动必须呈现出更大的社会性。都市的迷茫来自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而造成的某种生存空间的压缩，资源被少数精英群体所垄断，必然使弱肉强食的自然生态反映出更血腥的掠夺，两级分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矛盾，而矛盾只能是缓和或者是紧绷的竞争与合作。我认为，当代都市诗人之所以被冠以“都市”的称谓，更多是在于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定义，而并不在于其作品本身的“都市”内容。

“都市”似乎是对立于“乡村”的。都市虽然聚合了大量的人，但是，都市自身却最是缺少人情味的。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是封建的影像，是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忘情似的悠游，是建立在私有土地上的原生态的“绿色”生活，它的情绪是恬淡而柔情的，有着依照时序而运转的庄园似的优雅。以乡村为单位，社会生活表现为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人伦更多体现为亲情的纽带与门第之间的相当。而“都市”似乎注定就是“乡村”的颠覆者，他不但蛮横地以钢筋水泥隔绝了泥土本身与“人”之间互为依存的亲昵状态，又大胆地将个体的“人”进行放大，人的社会性是依其对都市资源的占有率而增值的，因此人伦关系更多体现在“机遇”面前的相互竞争和提携，如自然界同类之间对食物的争夺与合作一样。而在都市里，“都市的诗人”是否以“都市”本身来进行某种道德的衡量呢？

人的情绪决定了社会的情绪，都市既然作为社会的载体，它具有很强的情绪性肯定也是必然的。但是我不能认同的是剥离了都市的社会性而大谈“都市”创作的“都市诗人”，我同意都市的本身有着很强的阶层划分，因此必然形成不同的创作诸元，诗人可以以自己的价值趋向与之对位。可是，诗人们往往缺失的就是这种阶层的内涵。以“我”为中心的创作似乎没有问题，但“我”又依存在哪里？“我”是社会的吗？“我”为谁而代言……创作虽然是诗人个人的工作，但依旧需要社会的认可，可是这种认可似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只能说明这些诗歌是诗人创作的需要，而不是当前社会的需要，在这种状态下，诗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尴尬和不合时宜。

在这里，我首先要说的是后朦胧诗绝对不是诗歌的终结，而只是都市诗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在这种落入藩篱的技术创新中，都市诗歌发展的道路还很长，也许此时此刻的我们无法具体指明方向何在，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先要从缺陷处做起。

首先，我们不能再让都市诗歌再漂浮在都市生活的表面，诗歌应该从技术回归到现实内涵。后朦胧诗歌中虽然存在诸多的都市元素，但在缺失时代和现实的背景指向上，都市诗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任何诗歌都应该在时代背景和现实背景下进行表达，语言在没有被注入现实指向之前，不可能成为有分量的诗。这不是关于诗歌是否纯粹的问题，而是诗歌意义的所在。也许我们在兜了一个大圈之后又回到了先贤们的“诗言志”的诗训上。这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我认为这是我们诗歌发展不可丢弃的准则，无论你言的什么志，是家国大志还是儿女小志，是记叙现实还是抒发情怀，总之诗歌不能漂浮在无脚的云端，也应该行走在历史的现场。2005年8月24日，由《特区文学》主办的“新都市诗歌研讨会”在深圳举行，这场研讨会邀请到了唐晓渡、王光明、臧棣、李震、陈仲义、周瓒、谢有顺、徐敬亚等全国著名评论家、诗评家、诗人和教授，共同对“新都市诗歌”进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