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金融业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 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做好金融业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涵盖金融调控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开放体系、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等的全面系统，具有市场化、法治化、普惠化、绿色化、国际化和数字化等特征。金融业标准作为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应以支持金融业改革发展为目标，高标准、高质量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在“十三五”时期金融体系建设中的实践

金融业标准化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十三五”时期，在《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导下，我国金融业加强标准供给，强化标准实施，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一是适应新时代金融发展需要的新型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国家标准保底线、行业标准设门槛、团标企标促发展”的格局基本成型，金融标准实现从政府单一供给向“政府+市场”双向供给转变。金融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发展路径更加清晰，现金机具、银行卡受理终端等金融强制性标准正在制定，金融推荐性标准供给基本满足政府管理和社会公益需要。截至2020年2月，现行有效的金融国家标准65项、金融行业标准257项，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开金融团体标准22项。金融企业标准发展迅速，2019年人民银行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围绕银行营业网点服务、网上银行服务、销售点终端（POS）、自助终端（ATM）、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清分机六个领域，协调组织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全国1233家金融机构和金融机具企业踊跃参与，主动公开企业标准2293项，形成“领跑者”107家，企业标准标杆作用得到广泛认可和重视。

二是金融标准化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推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金融风险防控关键技术标准研究”项目，建立从金融产品（服务）、金融信息、金融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安全风险三个维度研究风险控制的标准方法，为金融风险防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同时，按照“标准先行、制度保障”原则，以标准化手段支持提升金融科技守正创新能力和综合治理水平，如人民银行发布实施的支付标记化、支付信息保护、受理终端注册管理、移动终端可信执

行环境、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等技术标准，并将金融科技产品纳入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体系，切实防范因产品质量缺陷引发的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

三是金融标准化推动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探索建立“金融标准+扶贫”工作模式，用标准提升贫困地区金融服务质量，助力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推广重庆市、浙江省金融标准创新建设试点经验，探索符合当地金融供给需求的标准化工作路径。在普惠金融、货币金银、金融科技、网络安

全等领域，积极探索金融标准为民利企，产生明显实效。2017〜2019年，连续三

年面向全国性商业银行开展银行营业网点服务标准实施情况调研。截至2019年11月，全国性商业银行已全部开展银行营业网点服务标准的对标工作，完成对标的机构占比从22%增长至50%，其中超过1.6万家银行营业网点顺利通过了第三方认证，约占全部银行营业网点的7.3%。网点服务环境得到优化，服务功能不断完

善，服务效率显著提高。

四是金融标准化支持金融业双向开放。

伴随我国金融业双向开放领域不断扩大，坚持多层次参与金融国际标准化活动，实现了从“跟踪研究”到“实质性参与”的转变。在国际标准化组织金融服务技术委员会（ISO/TC 68）框架下，中国专家成为标准编制的重要力量。截至2020年2月，我国有99名专家加入31个标准工作组，牵头研制金融科技、资本市场技术、条码支付、法定数字货币安全等领域多项金融国际标准，参与唯一产品识别码、唯一交易识别码和自然人标识等国际标准研制，由我国专家参与主笔的金融国际标准ISO/TS 23029:2020《金融服务中基于Web服务的应用程序接口（WAPI）》发布。持续参与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Legal Entity Identifier）体系建设，快速推进LEI在中国的应用实施，截至2020年2月，我国大陆持码机构数量1.8万余家，公开发布应用规则6条。跟踪国际标准化组织可持续金融技术委员会（ISO/TC 322）工作进展，担任相关领导职务并主导可持续金融术语标准研制。开展与哈萨克斯坦、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付技术及标准交流合作，提升当地支付产业发展水平，支持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普惠金融。

在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中可发挥更大作用

构建结构合理、高效运行的现代金融体系是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保障。金融标准化将在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提升金融体系适应性、增强金融体系竞争力、加强金融服务普惠性的道路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是发挥金融标准的基础性制度作用，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

标准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抓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性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针对依法行政指出，“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完善制度环境上，健全法规制度、标准体系”，将标准进一步上升到依法治国的高度。

现代金融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而标准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国都积极建立并探索适应本国的监管策略，标准的科学规范作用凸显。2019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金融科技与支付监管：分析框架》报告，提出应对金融科技与支付监管的分析框架，强调促进法律法规建立，指出利用技术标准和规则监管可有效应对网络和数据安全问题等。英国通过竞争和市场管理局（CMA，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主导了开放银行服务计划，英国财政部牵头成立工作组对外发布了监管框架《开放银行标准》。欧盟也着手从最基础的支付业开始变革，颁布了《支付服务指令（PSD2）》。2019年，我国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明确到2021年要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并针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强调“完善金融科技标准体系，规范引导金融创新”。

二是发挥金融标准的协调作用，提升金融体系的适应性。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金融体系的结构与运行方式存在差异，应与时俱进，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我国金融业生态体系近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融合发展态势，一是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需要金融业改进供给结构；二是金融产品与服务打破单一机构经营界限，需要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间提高互联互通的水平；三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科技、通信、网络与金融多方融合，需要金融生态提质增效。随着开放、融合与共建生态成为金融行业大势所趋，在新技术、新业态方面，需要标准发挥协调作用，推动金融业大融合大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三是发挥金融标准的引领作用，增强金融体系竞争力。

数字化、国际化是金融体系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从数字化来看，当前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2019年6月，G20大阪峰会发布《G20贸易和数字经济部长声明》，提出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带来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优势，能够共同实现全球可持续创新。金融业的数据治理和数字化转型亟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