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之原因复习过程

我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之原因

要鼓励科研的“冒险”精神，积极支持不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的“非共识”研究项目。

世界尖端科学技术是金钱买不到的，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单纯靠投入换不来的。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增长我国的综合实力，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要靠科学技术，关键是自主创新能力要大幅度提高，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何总不如我们期望的呢？

巨额投入≠能力提升

对于我国科技工作的现状，政协委员十分担忧。今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收到的聚焦科技创新的提案有107件。梳理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令人深思——

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已经连续多年无人问津。

取得像胰岛素那样为世界所认同、并对全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成果长期没有。

在汽车工业领域，我国自主研发、比较成熟的高端车型几乎没有，绝大多数车型来自于仿造，发动机等核心动力部件依赖进口。

在大型民航客机制造等高端领域，我们仅限于总装、组装，核心尖端部件都源于进口。

在医疗领域，所用最新的西药95%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所有尖端最新医疗设备95%以上来自西方国家，我们自主创新研发几乎为零。以CT为例，进口品牌最高已发展到640层CT、双源CT、能谱CT，而国产品牌64层CT还没能推出来，国产16层CT仍没有心脏扫描功能，差距越拉越大。

据预测中国将会在2013年，成为世界研究与发展投资领域里新的领头羊。科技界的政协委员担心的是，虽然投入直线上升，却很难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尖端自主创新科研成果。北京糖尿病医院院长、英国皇家医学会院士王执礼委员感叹地说“只有经济总量而没有抢占科学技术制高点，我们永远要受制于人。”

我国科技事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不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使得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出速度较进口品牌落后很多，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这种情况与我们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极不相符，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科技发展上不断增加的投入极不相符。

为什么我们国家拥有大量的科研机构、大批的科技人才，却出不了高质量的科技成果？

前几年，各方的意见集中在科研经费投入上。这几年国家大幅度增加科研投入，2000年到2010年，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从46.7亿元增长至324.0亿元，增幅为594%。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由13.5亿元增长到95亿元，增幅为604%。美国近10年研究和发展的投入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7%，欧盟27国为2.9%，中国为19.1%。我国科研经费增长的力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瞩目。

尽管科研创新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急功近利，但是巨额投入与能力投入之间没有等号。遥感应用专家周成虎委员和中科院院士陈运泰委员说：“我国整体科研实力的提高一直令人不满意，与这种高强度投入很不相称。”

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世界尖端科学技术是金钱买不到的。我国科技发展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单纯靠投入换不来的。创新文化氛围缺失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原因可能很多，但我认为科研创新文化氛围的缺失和科技评价体系的扭曲是主要的原因。”化学专家王梅祥委员一语道破。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不仅由于社会外部环境不佳，而且科技人员从事原创研究的内在动力也不足。张庆成委员这样分析：“客观总结和科学分析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活动的现状，不难看出我国的基础科研、工程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等研究活动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原始创新性，缺乏重大原始创新的思想、方法、技术和产品。”

王梅祥认为：“我们尚未在全社会形成真正的创新文化氛围，对‘新、奇、特’的思想和事物常持怀疑、否定甚至打击的态度。全社会也是为一味求稳、求全、求成功的理念所主导，结果导致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缺失。”。

科学家们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在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立项时，我们总是询问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进展，或询问他们是否获得成功。若国外无成功先例，我们自己的申报通常就被认为不可行或者可行性差，得不到资助和立项。

比如，同全社会存在的“跟风”和追逐“时髦”的风气一样，在科技研究领域，不少科研人员也喜欢追“热点”，追逐知名科学家，追赶已获得国际大奖的研究方向，美其名曰是“对前沿科技热点的敏锐性”，久而久之却成为他人研究和研究方向的追随者，甚至是复制者，彻底失去了创造和创立前沿科技研究方向、引领发展潮流的能力。

比如，学术界缺乏“批判、质疑和探究科学真理”的精神，评奖也已异化为追逐名利和荣誉的游戏。

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到北京、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研发现，部分省、市、地区企业、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在创新过程中热情虽然很高，但创新意识难以满足客观需要，在具体实施上感到很迷惘。出现这些问题在于没有具体的科学创新理论的指导，只是按照上级的部署搞创新。

因此，王梅祥提出，现阶段要鼓励科研的“冒险”精神，积极支持不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的“非共识”研究项目。

功利的管理引发恶性循环

体制性的弊端，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瓶颈。

“真正有价值的科研，要么着重于基础理论性研究，要么专注于社会实用领域研究，而这些科研课题，大多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功力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而不是一朝一夕、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王执礼的看法代表了许多政协委员的意见。

他们讲述了国内大多数科研院所的现状，大多有着逼迫学生必须在一两年内做出东西并发表文章才能毕业的制度，这样就逼得学生和导师无心也无力做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基础性和前沿实用性的科研课题，而只模仿国外别人的课题，依葫芦画瓢，做一些没有原创性没有突破性的垃圾课题，最后匆匆发几篇无关痛痒的垃圾文章。这样，学生好毕业，导师好根据这些文章的数量申请科研经费。科研经费申请下来，又接着做另一些于社会没有多少价值的科研课题。如此恶性循环，实际上既浪费了国家的财政资源和导师、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又使中国的科研整体呈现出创新性和创造力的缺乏。

这些情况触及到科研管理体制问题，王执礼说：科研管理体制比较保守、僵化，有些还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没有像经济领域一样完全实行对外开放，真正融入世界科技发展大格局，其中最严重的一点是：急功近利而又虚浮于事。

科技界的政协委员特别呼吁：“我们的科研项目审批制度亟待改进。”他们说，现在国家把大量的科研任务交给政府科研机构承担，实行科研项目立项逐级申报、成果鉴定逐级审批，缺乏公平、公正、开放的竞争机制。这种非竞争机制,使得众多的研究院所在科研领域形成垄断地位。科研项目申请者如果与项目评审成员没有学术关系、师生关系，则很难获得批准，更不可能得到项目经费。这使许多非常优秀的年轻科技人员失去了发展机会，失去了创造优秀科研成果的条件。

有的科研人员为获得项目、通过评审，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人际公关，无心真正的科学研究。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的学术论文数量接近世界前五名，而真正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比例，则位于世界100名以后，严重影响了国家科研事业的发展。正如周成虎、陈运泰委员所说：“一些科研学术带头人整天忙于东奔西跑争取项目，一个研究小组同时承担若干不同方向的研究项目，或者是承担相类似的若干小项目，项目多多，成果聊聊。造成此种结果的原因既有体制问题，也有机制问题，其中科研立项体制的不合理应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