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_对费孝通_江村经济_的再探讨

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

———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

汪和建

内容提要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仅是一个标志着“新的发展”的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也是一种特定视角的经济社会学即社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费孝通的独特贡献,在于开创了经济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他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即江村的经济体系与其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发展出了三个中程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乡村工业改革理论及城乡关系理论。费孝通不仅开启了将社会人类学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先河,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对这种传统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虽难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视角,但它对于改进经济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江村经济》　社区研究　功能主义　社区经济社会学

汪和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210093

贯穿费孝通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主题是经济社会学探索,即对中国农村社区的经济体系与其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以江村调查为契机开创了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社区范围内的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先河。80年代以后,费孝通重新开始了他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涯。费孝通在该阶段的研究(包括江村追踪调查、小城镇研究和边区经济开发研究),虽然表现为其经济社会学研究在空间上的扩展,但他所依据的研究方法则基本上延续了其在30—40年代所形成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由此,若要理解费孝通的社区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建构,最根本的还是对其代表作《江村经济》予以解释和再探讨[1]。

值得指出的是,费孝通对经济社会学的独特贡献是在其并无从事该学科研究的意识下作出的。费孝通当时所做的无非是把他的人类学方法应用到一个他所熟识的中国村庄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玄弓村进行实地研究。然而,正是这一研究,使他开辟了一条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路,即以田野研究解析一个社区中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诚然,这一社区范围内的经验研究是不同于古典经济社会学家,如马克思、杜尔凯姆、韦伯、熊彼特等的抽象思想和理论研究样式的。费孝通的社区经济社会学也有别于70年代以来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师承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思想,倡导以经验调查的方式研究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经济行动与

经济秩序,它注重的是嵌入视角和网络分析,而不是费孝通运用的社区视角和功能分析。

一、社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毋庸讳言,费孝通的社区经济社会学研究有其事件上的偶然性[2]。然而,若从社会研究的历史背景看,却有其必然性。原因有三。一是当时中国面临着源于社会的最基层──农村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如何理解农村经济危机的内外在原因及其传统背景,从而提出切实有效的社会挽救方案,是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二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已自觉地提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要求。由于中国缺乏一个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因此,创建中国式社会学惟有向中国社会实际寻求知识支援。这种思想无疑受到了当时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两种社会学研究思潮的支持。一是以帕克(R.E.Park)为代表的美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当时美国像中国一样缺乏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同时,美国又正在经历剧烈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迁,因此,美国社会学家提出的见解是“谁要想理解社会的某个方面,就必须走向社会去调查研究”。当时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美国的城市。他们相信,对美国城市的移民、民族、阶级和职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研究,能够名副其实地创立一种美国式的社会学。同样,深受帕克影响的中国社会学者[3],也试图通过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调查研究来创立一种中国式的社会学。二是以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 owski)为代表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社会人类学是一门以田野研究的方式研究原始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社会构成的学科。在具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学者看来,社会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对原始部落或未开化民族的研究,也可以用于对开化民族或城乡社区的研究。社会学对现实社会的经验研究尚缺乏系统的分析理念和工具,已趋完善的社会人类学对其正好是一个弥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吴文藻先生才鼓励费孝通转习社会人类学。可见,费孝通在1936年作出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的选择,是决非偶然的。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和建立本土化社会学的“信念和要求”。

1936年夏,费孝通来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社会人类学。在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助手弗思(R.F irth)的指导下,费孝通以在江村调查所收集的田野素材为基础写成了名为《开玄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推荐下,该论文由一家伦敦出版社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书名(扉页以“江村经济”为名)正式出版。1986年,即它问世近半个世纪后,这部被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的著作,才被译为中文在它的祖国出版,出版时取名为《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在人类学中的地位已由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作出了中肯的阐述,并为费孝通在1981年因该书而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人类学奖所证明。我在此提出的是,《江村经济》是一种独特形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即以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先进文化社区中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费孝通的贡献,与其说是他为经济社会学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如说是他在经济社会学内部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即以社区分析和功能分析的方法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新路径。费孝通的创新并非完全自觉,然而,正是由于他在《江村经济》中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学研究的双重转变,而使其“意外地”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新的突破。

从人类学角度看,《江村经济》无疑造成了人类学视野和人类学研究内容或主题的双重转变,即,不仅转变了人类学只研究未开化文化的轨迹,而进入对较先进文化的民族和社区的研究[4];同时也转变了人类学只研究文化、社会关系,而进入对经济生活及其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同时进行这双重转变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在费孝通之前,西方人类学家也曾将人类学研究拓展到较发达文化的民族和社区进行研究。

费孝通的研究与西方人类学家有着根本的区别。与吴文藻先生的理念一致,费孝通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真正目的,是在借人类学方法“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他将人类学方法运用到中国农村社区进行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不是像雷氏那样仅仅为证明人类学是一门“人的科学”,也不是像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的研究那样,仅仅反映在世界进入多元一体格局的进程中尚存在着“文化孤岛”或“经济孤岛”的现象。费孝通研究的目的则是为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他相信“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并且相信,“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费孝通,1986:1)。总之,费孝通的研究不是“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或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