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_孤独之间的关系_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

文章编号:100124918(2008)0120036242中图分类号:B84412 文献标识码:A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之间的关系———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3赵景欣1　刘　霞2　申继亮2(11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250014;21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摘　要:以来自河南省农村的400名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为被试,考察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状况,及其与青少年抑郁、孤独的关系。

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分析均表明,青少年所知觉的来自父亲、母亲、同学和老师的支持具有一致性,同一环境中各类社会支持的一致性更高。

变量中心的分析发现,总体上,老师支持和父亲支持能够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母亲支持和同学支持能够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孤独。

但是,不同社会支持源的预测作用因青少年留守状况的不同而不同。

个体中心的分析发现,处于高母亲Π高父亲Π高同学Π高老师支持网络下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低于其他支持网络中的青少年。

关键词:留守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抑郁;孤独3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发展状况与教育对策研究”(项目号:04J Z D0026);山东省“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经费资助.通讯作者:申继亮,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Email :jlshen @1　问题提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被打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了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移[1],即“民工潮”。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农村形成了一类独特的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

所谓留守儿童或青少年就是指双亲或单亲长期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里的18岁以下的儿童或青少年。

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最新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青少年已近2000万,并且其规模日趋壮大[2]。

根据父母的外出情况,留守儿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双亲外出和单亲外出。

根据监护者的不同,双亲外出儿童可进一步分为:隔代监护、亲戚朋友监护、自我或兄弟姐妹监护[3];单亲外出儿童又可分为父亲监护和母亲监护。

不论采取哪种监护方式,留守儿童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的父母亲情的相对缺失。

在这种不利处境中,留守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青少年期是儿童向成人发展的过渡阶段,这时的个体面临较多的心理冲突和压力。

一方面,青少年生理成熟所导致的心理上的成人感与现实中的幼稚性并存,这种身心不平衡状态很容易使青少年个体体验心理上的冲突;另一方面,青少年期的个体开始承担一些成人的角色和义务。

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使他们开始关注升学、就业等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承受着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内部的心理冲突和外在的压力,很容易使青少年期的个体产生一系列的心理社会问题,如抑郁、孤独等。

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期个体的抑郁症状在发生频率和普遍性上会出现显著上升[4,5]。

对处于父母亲情相对缺失背景下的留守青少年来说,他们体验到的心理冲突和压力可能比一般农村青少年更为严重,因此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留守儿童青少年在抑郁、焦虑、敏感、偏执等心理症状上的检出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青少年”[6,7];隔代监护的儿童青少年更容易感到孤独寂寞等[8]。

因此,探讨能够降低留守青少年抑郁和孤独的相关因素,成为留守儿童青少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与其抑郁、孤独的关联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

许多研究关注了特定63来源社会支持的效应,发现父母的支持、同伴支持或教师支持与其抑郁、孤独存在显著负相关[9～14]。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发现,早在儿童早期,个体就开始接受多种来源的支持[15]。

因此,多种来源的社会支持在青少年发展中的独特贡献或相对重要性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16]。

然而,上述这些研究都属于变量中心研究的范畴。

这类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与个体发展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但是,由于其研究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样本平均水平的数据,相对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个体差异;并且,它也不能体现儿童青少年社会支持的跨情境的复杂性。

近几年来,在发展系统论观点的影响下[17],一些研究者开始采用个体中心的范式来探讨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发展之间的关系。

个体取向研究基于那些与研究问题相关联的个体特征模式来研究个体,关注的主要目标是作为整体的个体所提供的信息。

在社会支持研究领域,个体中心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在某些个体身上是如何组合的,这些组合模式与个体的发展存在什么关系[18,19]。

当前,为数不多的研究利用这种方法探讨了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

例如, Levitt等人的研究发现了青少年社会支持的三种模式[20]:获得亲密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支持、获得亲密家庭成员和大家庭成员的支持、仅获得亲密家庭成员的支持;处于前两种社会支持模式下的青少年的适应结果要好于第三种模式。

Laursen等人的研究发现[19],在母亲、朋友和恋人关系中均获得高支持的青少年,其自我价值和人际能力水平较高。

虽然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研究在研究目标、策略和理论假设上存在差异,但是这两种范式的分析策略可以相互补充,能够揭示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

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青少年知觉到的在外父母所提供的支持、以及从家庭外的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支持,对于其健康发展似乎尤为重要。

本研究将试图同时运用个体中心和变量中心的分析策略,以农村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为被试,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青少年知觉的来自母亲、父亲、同学和老师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否因留守状况的不同而不同?(2)农村青少年群体中存在哪些社会支持网络?是否与青少年的留守状况存在关联?(3)对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来说,各来源的社会支持在其抑郁和孤独发展上的相对重要性如何?(4)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是否因社会支持网络的不同而存在差异?2　方法211　被试从河南省某一乡镇的中小学选取了四年级到初二的共17个班级的400名青少年,年龄分布在11岁到1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109岁。

筛选被试的标准如下:(1)父母没有离异;(2)父母没有任何一方去世;(3)个体自身没有残疾;(4)对问卷进行认真做答。

根据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的情况,这些被试被分成了三个组:双亲外出青少年(n=90)、单亲外出(母亲监护)儿童(n=128)和非留守儿童(n=182)。

其中,女生162人,男生238人。

212　测量内容与研究工具21211　社会支持采用邹泓、赵霞和李文道修订的社会关系网络问卷测量了儿童知觉的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状况[21,22]。

问卷共27个项目,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和亲密感5个维度。

在一个5点量尺上(1“从不”到5“几乎总是”),让儿童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定;并且在每个项目上,让被试对来自母亲、父亲、同学和老师的社会支持分别进行评定。

该问卷曾被多次用于中小学生的社会支持研究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在本研究中,5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在0174～0180之间。

在不同的社会支持源上,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140～0183之间。

鉴于各维度之间存在中高度相关和本研究的目的,我们把青少年的母亲、父亲、同学或老师在各维度上的累积得分作为该来源社会支持的指标。

量表总分在27～235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该来源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21212　抑郁对于抑郁的测量,采用了国内学者俞大维和李旭修订的由K ovacs编制的儿童抑郁量表(C DI)[23]。

该量表包含27个项目,涵盖了儿童期抑郁的一系列症状。

每个项目通过呈现三个选项来评估一个症状,由儿童进行选择。

三个选项按照0到2记分。

例如,0“我有时感到伤心”;1“我常常感到伤心”;2“我总是感到伤心”。

在本研究中,以儿童在27个项目上的总分作为儿童抑郁的指标,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

该量表是西方出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儿童抑郁量表,即可用于临床用途,也可以测量一般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状况。

在国内,该量表也73已经应用于多个研究之中,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在本研究中,C DI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178。

21213　孤独采用Asher等人编制的孤独量表来测量青少年的孤独感[24]。

该量表包括24个项目,其中有16个项目评定孤独感、社会适应与不适应感以及对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的主观评价,8个项目为补充条目,询问一些课余爱好和活动偏好。

每个项目采用5点量尺,从1“一直如此”到5“绝非如此”,总分在16分～80分之间,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的孤独感越强。

该量表已经被应用于多个研究之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180。

213　研究程序本研究的主试均由具有施测经验的发展心理学研究生担任。

在施测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的培训。

在具体施测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每班由一名主试负责,当场收回问卷。

采用SPSS101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3　结果311　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在正式分析之前,首先考察了被试的年龄与各变量之间的关联。

结果表明,年龄与社会支持各变量、青少年的抑郁、孤独之间均存在低度相关。

为了避免混淆,下面的变量中心分析均控制了被试的年龄效应。

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群体在各变量上的得分见表1。

ANOVA分析发现,在控制年龄的情况下,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s>0105)。

以青少年知觉的社会支持为因变量,社会支持源为被试内变量,留守状况为被试间变量,进行4(社会支持源)×3 (留守状况)的重复测量分析表明,在控制年龄的情况下,社会支持源与留守状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s >0105),社会支持源和留守状况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0105)。

表1　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社会支持、自尊和交往主动性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12345M SD 1母亲支持双亲外出-9318023150单亲外出-9416820134非留守-9515921167总体-9418921164 2父亲支持双亲外出0186333-9115821106单亲外出0171333-9019221126非留守0177333-9017121185总体0177333-9019721143 3同学支持双亲外出01413330150333-8614318155单亲外出011001173-8311617117非留守01443330139333-8319518136总体01343330135333-8412618103 4老师支持双亲外出014633301573330172333-8019817152单亲外出01233301363330174333-7818918169非留守014133301453330170333-7716417134总体013733301453330172333-7817917182 5抑郁双亲外出-0116-0115-0110-0118-151796159单亲外出-0128333-0134333-0133333-0139333-141116126非留守-01183-012233-01183-012433-161006118总体-0121333-012333-0120333-0128333-151346134 6孤独双亲外出-0134333-012633301233-012101193513710100单亲外出-012333-01203-012533-012130123333418610144非留守-01193-0112-012133-01173012633341369125总体-0124333-0118333-0123333-01193330123333341759179注:上述相关分析控制了年龄效应,3p<0105,33p<0101,333p<01001.312　青少年知觉的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一致性———变量中心的分析双亲外出、单亲外出、非留守青少年以及样本总体青少年所知觉的来自父亲、母亲、同学和老师的支持得分之间的相关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