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

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体系。

早期的中国考古学
公元前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朦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价值，甚至在当时东周京都洛阳建起了一个类似今日博物馆的“守藏室”。

至公元10世纪的宋代，我国金石学研究颇为发达，有志者开始编纂专注出版。

例如：北宋元祐七年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既绘有器形图，还记录了每器的尺寸、名闻和出土地点。

它比起1842年丹麦青年考古学家沃尔索(worssae)所著的《丹麦早期古物》(The Prime Ual Anfig uifes of Denmark)一书足足早了11个世纪。

此后，又有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1123)、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的《集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不胜枚举。

清代一来，分门别类的著作如雨后春笋，除继北宋以来的金石著作外，又增添了钱币、玉器、陶瓷器、碑刻......等等，其中古文字研究成果尤为突出。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是世界上建立博物馆最早、出版古物研究专著最早、萌发考古思想最早的国家。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切努力并不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学，至多只能说为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
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比附。

1898年安阳小屯村再次发现有字甲骨文，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项惊人发现，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

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

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古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
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

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的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迁往内地的学术机关在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合作的方式进行田野工作，也有比较重要的收获。

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又分别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和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

1944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在此以前，尹达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年代问题提出过质疑。

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收集景县封氏墓群出士的文物。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

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已经初具规模。

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不多，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其他地区和历史时期的工作开展较少，存在较多的年代缺环和地区空白，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但是，终归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1927)、《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1934)、《城子崖》(梁思永等，1934)、《良渚》(施更昕，1938)、《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1948)、《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1948)等著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

尹达在延安期间，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考古资料，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

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著《卜辞通纂》(1933)、《殷契粹编》(1937)、《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2)，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田野考古工作的扩大和发掘水平的提高
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

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

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

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

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

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
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

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

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

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

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

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

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

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

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

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