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大公报》简介
王 邪隆在
日本
死 于 日本 地 总之
, ,
2 月 l .
。
日 出 大公报 重 庆版
,
经 大部 抗 日
,
该 报 又 拖 了 两年
于
19 25 年 1 1月
实在无 法 再 办 下 去
、
战争 时期 和全 部解 放 战争 时 期 以 迄 重庆 解放
以后 因 为 重 庆是 当 时 国 民 党政 府在 抗 战 时
办报 以
。 ,
张 季 莺 三 人接 办
于
19 2 6 年 9
,
月
,
日续
他成 为 天 主教 买 办 资产 阶级 的 代言 人
,
刊
6
.
,
到
19 4 9 年 5
月 上 海 解放
,
大公 报于 同 年
》
该 报最 初 亲法
国 主 教 的 投资
得 到法驻 华 公 使应 许
。
有法
,
7 月1
日发表
《
大 公 报新 生 宣 言
总 编辑
言 论编辑 表 现 了浓 厚 的 卖国 色 彩
,
使 主 讲 人能 作好 充 分 的 准
,
师要 抓 好
图 书馆 也 要 抓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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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目前 来看
,
备
。
如果 条件 许 可
。
还 可 收 集与 讲 座 内容 有
,
有 些 学 生对 图 书 不 大 爱惜
书 刊 都 变得 不 像 样 子
经他 们借 阅 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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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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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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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政 之 (
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
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王小梅《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 有影响的报纸。
它创刊于1902年，“文 革”开始后不久停刊。
本文所说的《大公 报》，指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即1926年以后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接办的主 力，社内社外视为《大公报》的三巨头。
1926年，英敛之（英若诚的祖父）创 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 刊。
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盘购，股本总额5万元，由吴鼎昌一人投资，胡、张作为人力股，不负盈亏。
当时发行量不 足2000^，每月亏损4000多元；次年5月发 行6000份，收支才得平衡。
此后，三巨头 锐意经营，《大公报》声誉日隆。
吴鼎昌（ 1884—1950),字达铨，青 年时留学日本，辛亥前中商科进士，任翰 林院检讨，以后从事经济工作，成为金融 界知名人士。
盘购天津《大公报》时，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兼“小四行”联合机构 主席（“小四行”指盐业、中南、大陆、金城四家银行，以与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行相区别）。
作为新记《大公报》社长，他白天主持金融业务，晚上与胡、张议时局，写社评。
他们三位一体，大事 共同商定，小事各负其责，自行作主。
以社评为例，论财政者多吴氏手笔，论外交 者多为胡氏之作，论内政者又多出张氏之 手。
张季鸾写得最多，但社评主要论点实 为三人讨论结果。
他们三人还订立君子协 定，三年内不兼任政治上有酬的职务。
这 与《大公报》续刊时公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和道德准 则有关。
不过吴鼎昌本人是国民党员，与 胡、张不同。
1935年底，吴弃商从政，继 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便辞去《大公报》社 长之职。
1948年底，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他登报声明辞去董事，与《大公报》脱离 一切关系。
应该提到的是，抗战胜利后，建议蒋介石邀约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就 有吴鼎昌。
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吴看出蒋 有意抛弃他，赶紧辞职，到香港做了寓 公，直至195_8月逝世。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纸之一，建国初期经历了一次转型。
这次转型的社会动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需求的变化也是《大公报》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国初期，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初级阶段，国家面临着巩固政权、改造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社会舆论的方向和导向对于政府和人民来说至关重要。
《大公报》一直以来以其独立公正、深入调查的报道而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真实、客观和公正的信息需求更加迫切。
为了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大公报》在转型过程中提高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继续扮演着报道真相和导向社会舆论的重要角色。
政治环境的变化、经济条件的变化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是《大公报》转型的主要社会动因。
在这些动因的作用下，《大公报》适应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格局，满足了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实现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这次转型不仅使《大公报》得以继续发行和出版，也为新中国时期的新闻媒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篇目索引
13 日
14 日
论东京御前会议
国家战时军治化
,
15 日 16 日
今后的国家教育 建国与E 国
吴其昌
z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6 日
月
7 日 8 日 9 日 10 日 11 日
知彼知己
反侵略运动
新加坡的会操
保护难民的迫切问题 悲愧奋力② 三论川事
中国青年
英美日海军问题
难民伤兵 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观
23 日
24 日
特别对英美政府一言
中国与德义③·
勉空军将士
8 日
9 日
10 日
美国声明日本违反两公约
论北线战事
国庆之辞
25 日
沪战形势的说明
11 日
天空轰炸平民问题 一一从国际法上观察天空轰 炸平民之非法 陶描
26 日
27 日
28 日
全国更需要切实团结
勉北战场各军
沪局与国民的觉悟
12 日 13 日
14 日
之志趣>>，载 1926 年 9 月 1 日天津版《大公报衍。 抗战期间， <<大公报》也象当时中国其他各项事业一样，饱尝了战争 的创痛，"颠沛流离，随倒随迁，随起随建，亘逾八年，. ( <<大公报八年
来的社难)) ，载 1946 年 7 月 7 日上海版《大公报>> ) ，先后发行有天津、上
海、武汉、香港、重庆、桂林等版。本目录索引只选取了《大公报》在
翻检之苦，提供一个参考利用的工具。
1937 年(天津版)
7
1 日
2 日
月
3 日 彻查投机之发展
本报科学奖金征文揭晓②
大公报
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大力宣传国家方针政策，报道 祖国建设伟大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公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 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 香港回归后，《大公报》与港人同呼吸、共命运，忠实地 记录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香港繁荣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
经 营 模 式
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抗战期间， 《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 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 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英敛之强烈反对清政府压制言论的做法，一再发表文字，争取新 闻自由
。 在呼吁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公开痛斥不良报纸，报人和报风，提倡新闻道德 一曰真实，二曰正直，三曰公平
----辛亥革命时期
创刊时的《大公报》为书版式，用国产毛边纸单面印刷，日 出8个小版块。 栏目：除了邸抄，上谕，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等栏目 每天都有外，其他如，附件，录件、译件等栏目不定期出现， 这样使得版面丰富灵活。 大公报屡次改版力图精益求精。就1905年而言，该报就有过 大小两次版面改革。1916年元旦开始，大公报使用白报纸两 面印刷，向现代报刊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真 正 的 新 闻 纸
以多从 论种一 说多开 最样始 为：就 重如十 要言分 ，论重 相、视 当闲评 于评论 今、工 日附作 的件， 论等评 社等论 。，形 其式 中也
代 表 报 纸 风 格 的 评 论
栏 目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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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大公报是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
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
香港版出版至今。
抗战时期《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
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
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
1949年后大公报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
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香港《大公报》香港《大公报》是一份综合性报纸，内容丰富。
《新闻》版包括世界要闻、香港、中国新闻、经济和体育新闻等；《要闻专题》版对时事题材深入剖析论述；《国际热点聚焦》版从多个角度探讨国际社会现象。
为迎合读者对经济讯息的需求，多达十余个的《经济》版面详尽报道香港、内地和国际最新经济动态，并经常刊载专题文章、特稿等,极具参考价值。
《物流与航运》版、《大公教育》版，广为航运界和教育界人士称道。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它创刊于1902年，最初在天津发行，以后，辗转在上海、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出版。
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
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大公报》是一间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
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翔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大公报》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报刊之一，创办于1902年。
它的办报方针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主张立宪政治：《大公报》主张建立宪政制度，推动政治
改革和民主发展。
它在报纸中倡导法治、民主和人权观念，呼吁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进步。
2.反对封建社会：《大公报》积极批判封建社会的保守观念
和制度，呼吁推翻封建统治，倡导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
它报道社会不公和封建压迫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
会改革。
3.积极推广现代科学知识：《大公报》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
和宣传，通过报道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向读者传递现代
科学的思想和观念。
它呼吁推动科学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素质。
4.倡导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大公报》关注社会进步和文
化发展，报道新思潮、文化变革和文学艺术成就。
它倡导
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繁荣，为社会
发展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大公报》以其立宪政治的主张、反对封建压迫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推广，成为新时代精英的声音和窗口。
它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想启示，塑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媒体的典
范。
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
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
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
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
“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
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
”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
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
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
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大公报
桂林
1941年3月15日 1944年9月12日
唯一现在仅存的《大公报》
香港
《 大 公 报 》 之 文 人 论 政
英敛之时期
●个人生活全盘西化
●对于办报的猜测 1 反对慈禧霸政
2 支持归政于帝
3 批判袁世凯窃政 ●抵制美货
1905年，美国与华谈判，严禁华工去美国， 遭到上海工商总会抵制，并以抵制美货8个月 为要挟。然而，袁世凯强制取缔了一些抗美 报纸，唯《大公报》强硬反对刊登美国广告， 公开与袁世凯为敌。
《 大 公 报 》 之 文 人 论 政
张季鸾时期（胡政之）
1 上海《大公报》曾发表声明，若天津被日本占领，天津 《大公报》将自动停刊，等待国家恢复合法统治。 2 上海《大公报》宁可停刊，也不愿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 王芸生发表《不投降论》，随即自动停刊。 3 日本攻打九龙，香港《大公报》发表最后社论，铭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随即关闭报社。 4 日军攻陷桂林，《大公报》工作到最后时刻，才 与难民 一起，最后撤入重庆。
●实践的摸索与成熟 《昭文新报》 《汇报》 《新报》 ●报业繁荣的优越坏境
1 政治环境宽松
1873年在汉口创办， 书本式，但由于资金 周转不够，销路不好 1874年在上海创 而停刊。 办，由于害怕被 朝廷查封，两次 “各省商帮”在上海 改名后停刊 合办，怕官府压迫， 与官员合办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大公报》成立于1917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新闻机构之一，曾经历过多次变革和转型。
建国初期，《大公报》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由传统的绅士报纸转变为大众报纸，这一转型背后涉及到了种种社会动因。
一、社会变革是转型的直接动因建国初期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统治，民国成立后，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西方列强的侵略也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新的启蒙思想和民主精神的传播，而《大公报》的转型正是响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建国初期的中国也出现了一批民主思想家和社会改革者。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才能让国家从危机中摆脱出来。
这种思想的传播需要一个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媒体平台，《大公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
二、新闻市场的变化是转型的外部动因新闻市场的激烈竞争也对《大公报》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下，新闻业也逐渐走向市场化，各家报纸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为了在这样的市场竞争下立于不败之地，《大公报》不得不对自己的定位和经营模式进行调整，以满足市场和读者的需求。
三、技术进步是转型的内在动因建国初期，中国的报业在技术上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
新闻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报纸发行渠道的扩大，使得大众报纸的发行成为了可能。
《大公报》在这一时期也积极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改善了自己的印制和发行质量，以适应新时期的报业发展需求。
广播和电视等新的媒体技术的出现也对《大公报》的转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和范围，这也迫使《大公报》不得不对自己的经营模式、内容结构和发展方向进行重新思考和调整，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四、政治环境是转型的前提条件在建国初期，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影响了《大公报》的转型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给予人民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表达空间。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报纸之一，创办于1910年，最初是以发表革命激进文章为主。
但在建国初期，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大公报》进行了转型。
本文将从社会动因的角度探析《大公报》转型的原因。
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是社会动因之一。
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国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改革。
中央政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媒体的审查力度加大，对于报纸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有一定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需要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改变其经营模式，以便在新的经济体制下生存和发展。
社会需求的变化也是引发《大公报》转型的原因。
社会发展带来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于报纸内容和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建国初期，社会对于新闻资讯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读者对于报纸的希望不再仅仅满足于政治宣传和革命斗争的内容，而更加关注生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
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大公报》必须转型，调整其内容和版式，提供更多样化的信息和服务。
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也是社会动因之一。
建国初期，中国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国内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国际间由列强的统治向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这些变化都对中国的报纸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公报》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压力，需要改变自身的经营策略和发展方向，以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
建国初期《大公报》的转型是受到多方面的社会动因的影响。
政治形势的变化、经济环境的改变、社会需求的转变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这些动因共同促使着《大公报》进行了转型，使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背景和读者需求。
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大公报》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了一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报纸。
《大公报》
《大公报》的成功要素：
• 胡政之的经营，吴鼎昌的资本，张季鸾的笔。 • 1931年5月，胡适以为《大公报》为“中国最好 的报纸”，只不过因为它做到了两项：第一是刊 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 “四不”方针：确实的消息，负责任的评论， 《 大公报》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 关 • 文人论证，为民请命，言论始终是《大公报》的 生命线。 • 舆论监督的自觉，严厉批评时政，坚持负责的社 会方向。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 不党。意即无名派无联带关系耳，亦非中立 之意，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 中立袖手之余地？ • 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不以言论 做交易。 • 不私。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 使为公众喉舌。 • 不盲。不盲从、盲信、盲动、盲争。
第二阶段（1916——1925）王郅隆时期
• 惨淡经营。 • 政治倾向：变成了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 亲日倾向的报纸。
第三阶段（1926——1949）新近公司接办 • 大公报的著名报人：胡政之、张季鸾、王 芸生 • 《大公报》的成功要素：
张季鸾
• 新闻家，政治家，1888年3月生于陕西榆林县，1941年9 月卒于重庆，早年留学日本，1908年归国，短期从政，以 报人终其生。 • 于右任作诗追念：“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 ； 评价其是：“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 蒋介石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 同悲。 • 周恩来挽联：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 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 消磨了国士精神 • 文革期间，张先生陵墓被红卫兵捣毁 。
第一阶段（1902——1916）英华（英敛之）主持：
• 基本情况：1902年6月17日，英华于天津创办。 • 英华（1886——1826），满族，生于北京，信奉天 主教，与法国神父来往密切，维新运动中追随康有 为，1902年得到法国天主教、法国驻华使馆以及天 主教神父的支持，创办《大公报》，自任社长，总 揽经营和编务，同时还写政论文章。 • 特点： ①政治上，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 ②“大公”，要从大处落笔；③敢言政府黑暗，敢 骂贪官污吏；④同情劳动人民。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名词解释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名词解释大公报是中国著名的报纸之一，早期以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而闻名。
在其发展过程中，大公报也提出了四项重要的不方针，即不言不语、不禁不发、不唤不唱和不报不评。
这四项原则旨在确保报纸在新闻报道中保持中立、客观和公正的态度，以此满足读者对新闻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需求。
一、不言不语不言不语意味着大公报不对新闻进行有意识的隐瞒或编造。
作为一家资深媒体，大公报始终重视真实性和准确性，不会故意删除或篡改与事实相悖的信息。
不言不语要求记者们在报导新闻时，遵循查证真相的原则，通过广泛调查和采访，确保提供准确、详实的新闻报道。
这种不言不语的精神使大公报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可信媒体。
二、不禁不发不禁不发是指大公报在报道中不进行主观的批评或评论。
该原则要求作者和记者不将个人观点融入新闻报道中，而是通过事实的陈述让读者自行判断。
大公报注重的是新闻真实性，而不是个体的倾向性。
不禁不发的存在使得大公报成为一个可供读者获取纯粹、中立信息的渠道。
三、不唤不唱不唤不唱意味着大公报不偏袒任何一方，不操弄情绪或渲染气氛。
大公报的目标是传递客观、冷静的新闻报道，而不是刻意利用情感因素来引导读者的观点。
不唤不唱要求对新闻事件持中立立场，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煽动、宣传或偏见。
这种不唤不唱的态度在新闻报道中非常重要，它突出了大公报作为传媒机构公正性和中立性的价值。
四、不报不评不报不评意味着大公报不随意删减或选择性地报道新闻，也不对所报道的事件性质进行主观评判。
这一原则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强调报纸应该对读者负责，提供全面的信息。
大公报在实践中努力保持这一原则，以确保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总之，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在中国媒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传统报纸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准则。
这四个原则体现了大公报始终追求真实、中立和公正的新闻理念。
这些原则不仅指导了大公报的新闻报道，也影响了中国新闻界的发展。
正是这些原则的坚守，使大公报成为了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媒体，树立了其在新闻行业中的良好声誉。
浅析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的内容和特征
浅析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的内容和特征天津《大公报》是一家百年老报，其创刊于1912年，是中国民间历史上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报纸之一。
其创刊宗旨是“自由平等，真理报导”，因此在娱乐报道中也不例外，一直保持着报导真实、客观的特点。
一、内容分析1.文化活动的报道天津《大公报》以其优良的文化娱乐报道而受到读者的青睐。
其所涉及的文化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书画展览、音乐会、舞蹈表演等。
在这些领域的报道中，第一时间向读者介绍流行的音乐剧、话剧等活动，以及最新的音乐新闻、曲目点评和艺人专访等。
2.电影报道在电影报道方面，《大公报》通过对电影的影评、票房排行榜和一些活动的报道，向读者呈现电影娱乐文化的不同方面。
同时，《大公报》也介绍了最新的电影技术和电影制片方面的信息，让读者更深入了解电影制作的过程和技巧。
3.综艺节目报道随着综艺节目的兴起，《大公报》开始关注各种综艺节目。
在这些节目的报道中，除介绍活动的内容、流程和参与人员外，也会对节目的质量和特点进行评价。
社交活动如酒会、聚会和南宁婚恋嘉年华都是《大公报》娱乐版面的重点报道对象。
因为这些活动常涉及一些名人和社交明星的参与，对读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二、特点分析1.文化感和人文关怀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突出了一种文化感和人文关怀，这种关怀意味着更多的关注于社会文化现象，关注到文化娱乐产业的经济价值，以及使用文化来提升人的素质和幸福感等。
在娱乐报道中，看到了报纸对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以及对正直、真诚、感性的人才的赞扬。
这种人文关怀也表现在对读者的呵护和引领上，如不定期推出一些文化类专栏文章，让读者了解最新的文化动态。
2.客观公正的态度天津《大公报》娱乐报道在报道过程中表现出客观公正的态度。
在对不同活动的报导中，也提供了不同看法的评论，让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报道它的客观性和深度也得到社会的认可，是其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3.人文情感人文情感是《大公报》娱乐报道的另一个特点。
在报道的同时，通过生动具体的语言表达，刻画出了一些艺人的风光与不幸，让读者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付出、坚持和创作的艰辛。
《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1902～1936年)
《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1902～1936年）《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1902～1936年）近代社会的发展与传媒的崛起密切相关，报纸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不仅承载了新闻信息的传递，还扮演着广告宣传的重要角色。
从1902年创刊至1936年停刊的期间，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报纸广告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大公报》广告在近代社会中的影响。
首先，可以从广告的内容来观察《大公报》在这一时期的投放情况。
广告内容的种类繁多，包括商业广告、招聘广告、政府宣传等等。
商业广告包括了各种商品和服务，如日用品、家具、文具、餐饮等。
招聘广告则是因近代社会职业多元化的产物，其中出现了演员、教师、护士等各类职业的招聘启事。
政府宣传则是国家力量在报纸上的表达，如各种政府部门的公告通告，征兵招募等。
这些广告内容的多样性反映了近代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其次，可以从广告的形式来观察《大公报》广告的特点。
报纸广告一般以文字和图片相结合的形式，其中文字主要是商品或服务的描述，而图片则是更直观、生动的展示。
在《大公报》广告中，图片广告占据一定比例，这种形式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增强了广告的说服力。
图片广告多样化，既有商品的实物展示，又有明星代言人的形象广告，甚至还有政府宣传中的肖像画像等。
这些形式的广告不仅写实描绘了商品的特点，也通过明星代言人和政府形象的展示，借助精神感召力来吸引读者购买或参与。
再次，可以从广告的定位来观察《大公报》广告的社会影响。
广告的定位是指广告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
在近代社会中，《大公报》广告的定位主要以商业推广为主。
广告通过报纸的传播，向读者传达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和优势，以达到促销和宣传的目的。
广告在近代社会中充当了商业宣传和市场推广的角色，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业竞争的激烈。
此外，可以从广告的效果来观察《大公报》广告的社会影响。
广告的效果是指广告对读者行为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效果。
《大公报》的变迁以及它是如何在当时环境生存下来的
一、大公报的变迁。
（出自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一阶段——创刊初期1902大公报在天津创刊，由英敛之(名英华)任总理，早期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以及一定的法国领事馆方面势力的影响。
大公报在英华主持下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外来侵略。
重视言论工作，以“敢言”著称，深受读者喜爱。
特别是与慈禧手下炙手可热的袁世凯顶撞抗争了十几年，名满全国。
第二阶段——新记大公报大公报在1916 年被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后,亲日色彩深浓厚,为读者所厌弃,不得不于1925年11月停刊。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成立“大公报社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新记《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以后长期以此为标榜,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发行量突破10万大关。
第三阶段——香港大公报随着新记公司创始人一个一个离世，新记大公报时代落幕，大公报退居香港，变成了香港三大左报之一。
1966年，大公报在北京彻底停刊，《大公报》在内地正式走入历史，香港版《大公报》继续出版。
2015年，10月30日，香港《大公报》取消驻内地各省市办事处，准备与《文汇报》合并，百年大报等待寿终之日。
二、如何生存下来的（出自吴廷俊的论文）1、以“敢言”著称，深受读者喜爱纵观《大公报》一百年的历史, 它的“敢言” 传统形成于英敛之时期、保持于王郅隆时期、发展于新记公司时期、延续于新生以后。
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既不满封建专制而又不想彻底推翻, 既反对列强侵略而又不愿完全得罪。
尽管如此。
《大公报》作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舆论机关, 从总体上看, 毕竟是以爱国之心, 发救国之论。
其言论中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权, 不避艰险, 迎难而上, 秉公直书的作风足以为后人“敢言” 的榜样。
2、面对纷繁时局善于引导舆论新记《大公报》时期风起云涌的社会变动为《大公报》的言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取材对象，此时的大公报不仅“敢言” , 而且“善言” 。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
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1.新闻业的发展20世纪初，新闻业的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新闻业的技术和发展以及新型的大众传媒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逐渐扩大，实现了媒体向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
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闻业出现了大量的报纸和杂志，这样的媒体覆盖了更多的读者，传递了更加广泛和全面的信息。
《大公报》作为新闻业理念的代表，采用了现代化的印刷和编辑技术，逐渐成为20世纪初中国新闻业中最重要的报纸之一。
2.政治形势的变化在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巨变。
清朝内部的腐败和外部列强的侵略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动乱期。
社会民主运动开始活跃，人们开始反对清朝统治并追求政治和社会自由，希望实现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
《大公报》在此时期，开始刊登社论文、新闻接报以及各种评论文章，为民主、民族和自由等诸多社会议题提供了平台。
在支持民主和全球化，并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方面，《大公报》成为20世纪初中国新闻业中最重要的报纸之一。
3.社会思潮的变化在20世纪初期，社会思潮开始发生巨变。
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成为了社会共识的话题，社会进步分子、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起了各种联盟，为改革，民主和自由等议题奋斗。
《大公报》在这个阶段就成为了一份支持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报纸，《大公报》的文章内容涉及到许多社会议题，并鼓励读者们要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变革，参与到社会进步的运动中。
在主张变革、倡导民主思想等方面，《大公报》在时代的变迁中具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其中新闻业对新社会的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业的代表，始终秉持“民主、市场、言论自由”的办报理念，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和进步，以其深入调查报道、客观中立的宗旨，同时也通过其转型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向着裨益人类的方向发展。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共11页word资料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大公报》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1902―1916年为创建期，英敛之在天津创建并经营《大公报》。
二、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具有安福系军阀背景的王郅隆收购《大公报》，胡政之出任主编。
三、1926―1949年为新记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达到了《大公报》历史上的顶峰。
四、1949年至今为改革重组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纵观《大公报》的历程，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演变。
在版式设计、栏目设置等方面，从传统的论政刊物向成熟的现代报纸转型。
二是大公报人的言论风格，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到新记时期，在报纸一步步迈向成熟的同时，《大公报》的言论也从“敢言”走向了“文人论政”，保持了其知识分子的言论本色。
一、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敢言”立场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于天津正式创刊。
它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份极其特殊的报纸，报馆位于天津租界，但又不是一家地方性媒体，其影响力辐射全国，在引领社会舆论上成绩斐然。
当时“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
”这说明清末时期，清廷钳制舆论，特别是京畿重地的社会言论死气沉沉，对报纸更是严格控制。
“但稍能自立，主持正义者，未有不为官界眼钉肉刺，必去之而后快者也。
”世纪末至20世纪初，现代报刊开始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舆论始稍有价值，然官场之忌嫉报纸，亦因此而深，限制不已，加以迫胁，迫胁不已，加以摧残。
”各家报馆“旋开旋闭如昙花者，不知凡几……此硕果仅存者，或岌岌皇皇，或汶汶汩汩，皆不得言语之自由。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公报》能保持言论的独立性，更显得弥足珍贵，这也和英敛之的办报宗旨及思想理念有关。
首先，英敛之本人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性格，对《大公报》的办刊宗旨产生了影响。
大公报
陈占元（1908~2000），1908年10月27日生东玉 广省南海县。1927年留学法国。1934年回国后，曾 在《译文》杂志社、香港《珠江日报》、香港明日 出版社、广西教育研究所等处从事编辑出版及研究 工作。自法国留学归来后，他积极投入到祖国的进 步文化事业中，与巴金、朱光潜等著名作家、学者 合作，做了大量的翻译、写作、编辑出版工作，成 为著名文学翻译家。抗战时期，曾任福建永安改进 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在黎烈文任主编的《现代文艺 丛刊》中有陈占元的《马来西亚的狂人》（长篇翻 译）。他还是香港《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并于 1942年创办广西桂林明日出版社。
在和平路与哈密道交口,有一幢二层日式楼房,这曾 是著名的天津大公报馆旧址。1902年6月17日,《大 公报》在天津诞生,创刊后很快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 报纸,在全国和海外颇具影响。这是历史的机缘巧合? 我觉得更多的是天津这座城市自1860年开埠以来所 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 “大公报”三个字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 育家、翻译家严复所写,《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寿 命最长的一张报纸,从天津走出的《大公报》至今仍 在香港出版,发行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6年 被联合国推选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 之一。
王芸生(l901一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 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王芸生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郊区，早年家贫， 曾在天津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 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1925年五卅运动中，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 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 的周刊，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而受通缉，1926年3月被迫停刊， 南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 《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报》。1926年底回天津，任国民党天 津市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经常给<华北新闻>写社论。1928年，天津<商报>请 他担任总编辑。从此，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职员、职业革命者，终于 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王芸生1929年8月22日应<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之 请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 无法分开了。王芸生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 1931年至1932年,写出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 瞩目的焦点，日本史学界非常重视这本书。这本书在当时已成为研究中国近 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 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1935年他 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抗日战争期间， 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1941年，任重庆《大 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 战胜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报》总编辑。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 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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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
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
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
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
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
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
英华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
《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
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
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大公报桂林馆合照二排左4胡政之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
《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
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
《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
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
香港版出版至今。
报刊历史早期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
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下图所示)。
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
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
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
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
胡政之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
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
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
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
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大公报创刊号创刊号报刊编排：《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
报纸通常分为A,AA,B,C,D 版。
A 版分为要闻、香港新闻。
B 版为财经。
C 版为娱乐、大公园、小公园、教育和评论。
D 版/AA 为波经。
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B,C 版，财经会在A版里面。
新记大公报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
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
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
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
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
《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
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
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大公报前主笔张季鸾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
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
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
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
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
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
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
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上海大公报美术宣言1949年后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
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
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9日，在国统区进步美术运动的中心与最前沿的上海，刘开渠、杨可扬、野夫、朱宣咸、张乐平、庞薰琹、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的先驱们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该宣言的发表也标志着国统区进步美术史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崭新一页。
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
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
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编辑本段毛泽东和《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1919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指出:"这件事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
"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
14日，长沙妇女赵五贞在花轿中自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21日，毛泽东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一文，明确说明，"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