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公报》

百年《大公报》１选题缘起在中国报业史上，名噪一时的报纸犹如过江之鲫，但能历经百年而不衰，见证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始终保持其宗旨、风格如一者，唯《大公报》是也，堪称中国报业史上的奇迹。

《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至2012年已整整走过110年的风华。

在历史上，这份报纸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

“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①。

其历史价值怎样，功过是非如何，早已成为新闻史学者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２《大公报》的历史及现状从清末的保皇派党派报纸、北洋政府时期的“安福喉舌”、新记公司“四不主义”的资产阶级商业大报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直至延续在香港出版，《大公报》110年的发展历史可谓中国报业的缩影。

《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自出版起，即负敢言之名，指摘权贵，激评地方时弊为己任。

1926年确定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力图办成“文人论政”的报纸。

《大公报》的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２.１英敛之时期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张报纸《大公报》诞生了。

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大公报序》，宣布“大公”之含义，寄希望于“扩大公无我之怀”。

确立办报宗旨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由此，《大公报》确立了自己的言论立场：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达十年之久，注意积极宣传改良新思想，新潮流，着力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注重报纸本身的改革和创新。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著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

”②２.２王郅隆时期1916年，王郅隆买下《大公报》，重组人手续办《大公报》，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

在这一时期，胡政之对《大公报》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如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普及世界知识，更新版面等。

这些举措让《大公报》逐渐摆脱以“论”为主的格调，拓展了《大公报》作为传媒的社会功能，热心传播新思潮，号召知识分子献言献策。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不幸沦为“安福系的机关报”，背离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令读者对其产生反感。

王郅隆时期也成为“是最缺乏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经营管理的低谷，创下发行最低的记录”③。

２.３新记《大公报》时期1926年至1945年为新记《大公报》时期。

④1926年夏，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大公报》进入了它生命中最为辉煌的年代。

此时，《大公报》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四不方针”是《大公报》的自律，也是新记《大公报》最具特色之处。

与此同时，《大公报》接续了英敛之时期的言论主张，但是更强化了文人办报的民间立场，即为“文人论政”。

1936年，《大公报》创办了上海版，津沪两版同时发行，发售区域延展到了全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津版《大公报》停刊，《大公报》辗转多地，分别创办了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香港版。

1945年底，抗战胜利，沪版得以复刊，接着，津版、港版也先后复刊。

于是，津、沪、渝、港四版每日同时在全国各地刊行，盛况空前。

就历史阶段而言，有关新记时期《大公报》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如《新记〈大公报〉史稿》，《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大公报〉新论》等都是对这一时期的《大公报》进行专门研究。

他们的研究成果要么从《大公报》的社评出发，要么从《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入手，抑或以新闻通讯为切入点，以再现新记《大公报》的历史原貌，评价其历史地位与影响。

２.４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完成了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清理，仅允许少量民间、党外的报纸继续出版。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公报》在大陆的各版基本都遭停刊，进行了各种合并及改组。

目前得以维持《大公报》原有风貌的只有香港版，在香港发行至今，港版《大公报》成为《大公报》这份百年老报唯一幸存下来的硕果，与《香港商报》、《文汇报》一道，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

３学术史回顾《大公报》作为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者，作为中国报业的领头军，受到了学界的充分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丰富的文献作品⑤。

2002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之际，《大公报》香港馆编撰出版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作为百年献礼。

同时，方汉奇先生组织10位著名新闻史学者及专家分工编撰，编著《大公报百年史》，是一部研究《大公报》历史的集大成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详尽地评述了1949年之后《大公报》的发展、演变，填补了重大的学术空白，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此外，周雨所著的《大公报史》介绍了《大公报》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包括《大公报》和新记公司《大公报》的创建、具有特色的新闻报道、大公报人物谱等。

吴廷俊所著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新闻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贾晓慧所著的《〈大公报〉新论》选取的时间是《大公报》天津版时期，探讨《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王芸生之子王芝琛所著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对王芸生与《大公报》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客观的评价，更加人性化和客观地的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大公报》。

王芝琛等主笔的《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汇集了表现昔日《大公报》风貌的大量照片，同时较多地选载了社评及专栏文章，展现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报业传媒生存和发展状况。

任桐所著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考察了这一时段间《大公报》的言论导向和发展史貌。

侯杰所著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探讨和发掘了《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联系，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除了研究《大公报》的专书，近年来，还有百余篇学术论文相继问世。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大公报》百年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其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对于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等，作出了全面、客观、公允而深入的评价。

４《大公报》领域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大公报》的研究几乎涵盖各个领域，选取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对《大公报》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深入探讨。

４.１广告由贾海洋等人所写的《〈大公报〉广告及其特征——以1926—1937年为例》一文，以这一时期《大公报》广告作为研究对象，从其规模的发展，类型及其变化，编排与表现手法等方面入手，揭示期间《大公报》广告经营的某些特征，呈现了近代中国报业广告发展的基本图景。

孙会的《〈大公报〉中的另类社会广告与近代中国社会》、《传播中的折射——从晚清〈大公报〉广告透视天津社会生活》以及《〈大公报〉的征婚广告与近代社会变迁》主要是通过对《大公报》广告内容的分析与解读来揭示近代社会生活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生活风尚等多方面的特点。

其《〈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1902—1936）》对《大公报》的广告经营特色、演进过程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是对《大公报》广告研究很好的总结。

４.２评论《大公报》历来以评论见长，擅写言论者众多。

《〈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对《大公报》的评论进行了研究，展示了几代报人对不同时代的所感、所悟与所为。

由方蒙主编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1949年大事记实录》中，重点对《大公报》的社评进行了深入分析，将《大公报》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工农的态度如实地记载下来，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任桐所著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聚焦于1927-1937年《大公报》的言论导向和发展史貌，剖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特质。

王印焕所写的《从天津〈大公报〉的时评看民初政局》，通过分析《大公报》刊发的大量有关国家政事的时评，为我们对民初政局的重新审视提供了便利。

陈思彦所写的《官与民：对〈中央日报〉〈大公报〉七七社论的文本分析》一文中，对《中央日报》和《大公报》1938年至1939年的七七社论文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阐述了对政府、领袖、军事、抗战建国等概念的不同提法和态度。

邓备、庄廷江所写的《浅论〈大公报〉的民族主义宣传——以张季鸾社评为例》，阐述了由爱国社评所构建起来的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辱的社会舆论氛围。

４.３副刊及专刊自晚清以来，中国报纸的“文学副刊”是世界新闻史上一个独特的角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整个文学甚至文化的推动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学界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对《大公报》文学副刊和专刊进行了研究。

刘淑玲所写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孟滢的《十年磨一剑——〈大公报〉副刊对现代文学的传承》，均聚焦于1926年至1937年鼎盛时期的新记《大公报》推出的文学副刊，它们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阐释了这些副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承。

江南所著的《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对于说明《大公报》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一说法做了一些补缺工作，并由“人性论”与“距离说”所涵盖的艺术特征，揭示其自由主义文学标本的历史地位。

以上三篇文章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副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吴宓与〈大公报·文艺副刊〉》、《萧乾与〈大公报·文艺副刊〉》四篇文章均是从作为《大公报》编辑的个人出发，着眼于沈从文、吴宓、萧乾等人的编辑活动的梳理和分析，探究了当时文艺副刊形成的独特风格和对当时文艺界产生的深远思想。

关于《大公报》专刊研究的成果有李秀云所著的《〈大公报〉专刊研究》，此书全面且细致梳理了《大公报》专刊的一手资料，阐释了《大公报》专刊对现代天津及中国的社会转型、思维方式转型与学术文化转型所起的推动作用。

４.４报人关于《大公报》报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芸生、张季鸾、胡政之等人。

《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与《一代报人王芸生》，记述了《大公报》百年发展历程以及王芸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和《报人张季鸾先生传》，肯定了张季鸾作为中国早期报人的良知与操守。

《一代报人胡政之》以及《胡政之与1916—1920年的〈大公报〉》，系统概述评价了胡政之的一生，肯定了他对《大公报》所做出的贡献。

此外，还有多篇著文对于《大公报》的人才精英战略做了细致的分析和评判，相关文献包括：《报人报业社会——浅析〈大公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贡献》、《论〈大公报〉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浅析〈大公报〉的办报艺术》、《试论新记〈大公报〉的人才经营战略》等等。

除了上述领域之外，对于《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办报艺术、“四不方针”以及“文人论证”等方面学界也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