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人才培养成功之道剖析(一)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作者：刘宝珍来源：《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05期【摘要】《大公报》从1902年创刊至今已有112年的历史。
《大公报》发展的鼎盛时期应属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领导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即从1926年至1949年。
《大公报》选贤和发现人才一般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从本报通讯员中选拔；二是从别家报纸中挖掘。
只要认为合适，不论亲疏远近，立即写信约谈，通过试用，正式参加报纸工作。
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里，《大公报》“唯才是用”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笔、名作家，为后世报界经营者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用人经验。
【关键词】唯才是用；大公报；新记《大公报》《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1]366。
一、“三驾马车”开道：各尽其才团结敬业“三驾马车”是人们对新记公司《大公报》三个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喻称。
在新记《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大公报》能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
这三个人构成了各尽其能的《大公报》领导层：吴鼎昌是银行家，熟悉外汇汇率的变化，他负责向海外购买纸张，从来没有发生失误；胡政之态度威严、办事认真，又是报人出身，所以在总揽人事、发行、印刷的同时，还参与编辑工作，撰写重要社评；张季鸾为人和善，风趣幽默，有“天下第一笔”的美称，全面负责报纸的编辑业务。
[1]324特别是在言论方面，三人有约定：“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改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各不同时从张先生”。
[1]337这就赋予了张季鸾先生很大的言论裁决权。
这样，三人目标一致，又各有重心，各尽其才，从而保证了报纸编辑工作的效率和出版质量。
“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不仅彼此亲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
浅析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盛景
。黄 荣
【 摘
要】 见证 了从晚 清到 中华人 民共和 国的百年 大公报 ， 值得我们所有 中国人 为之骄傲 和 自豪。 关于这位 中国新 闻界 的老
寿 星， 我们有 太多的感慨 。 然 而， 最令 人难 以忘怀的还是 １ ９ ２ ６年新记 大公报 开辟 出的群 英荟 萃之盛景 。 那一段 时光 ， 是 大公报 》 人才辈 出、 熠熠生辉 的时光。 本文从 重视人 才、 挑 选人 才、 培养人才和 留住人 才四个方面， 对新记 大公报》 群 英荟 萃的局 面略作探讨 。
要有 ６ 一 ｌ ０年 的 记 者 生 涯 经 历 ，想 成 为 总
、
重视人才的传统之道
从 英敛 之创办 《 大公 报 》， 到王郅 隆 地 抓住 了令之后 的 《 大公报 》“ 柳暗花 明 接办《 大公 报 》， 再 到吴鼎 昌 、 张季 鸾 、 胡 政 之合组 的新记公 司成立 ， 《 大公报 》 迎
来 了它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 。三个时期 ， 不 论负责人是谁 ， 一脉 相承的都 是重视人
甘心 的英敛 之又再 次两赴上海 ， 意欲找到
一
《 大公 报 》 在吴 鼎 昌 、 张 季鸾和胡政
① 《 大公报 》 与英敛之 、 张季鸾 、 胡政
昌出资 ， 使 得坚 守 “ 四不”方 针 的 《 大公
工作 人员提供 一个 自由 、 民主 、 稳定 的办
皆被 １ ９ ９ １ 年 版 的 《中 国大 百科 全 书 》
（ 新 闻出版卷 ） 设立为专 门的词条。
的才子 ， 担任 《 大公 报 》 的主笔 。 然而 ， 最
后招来 的主笔们都不 能使英敛之满 意。 无
报刊异同
《独立评论》与《大公报》异同分析《独立评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负有盛名的周刊，《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境内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二者作为纸质传播媒介，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
一、相同点1、编辑方针方面，强调独立精神。
《独立评论》问世前，创办者们虽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编辑方针。
但他们都期望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以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
他们追求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个人思考的结果。
1926年9 月1日新记《大公报》发刊就发表社评《本报同仁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
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
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
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勉效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之词。
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2、都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大公报》而言，首先《大公报》形象地为我们梳理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为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制造舆论、设定议题、提供讨论平台,从而形成一个更广阔的制度形成的公共空间。
《大公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与背离
作者： 樊婷婷 赵福龙
作者机构：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出版物刊名： 新闻世界
页码： 142-143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5期
主题词：�大公报》 新闻专业主义 办报实践
摘要：本文以我国新闻事业史上著名的报刊,民国时期的新记《大公报》为研究对象,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考查其办报方针和办报实践,分析《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并且把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报刊进行比较,总结出《大公报》一方面在新闻理念上,更贴近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实际运作中也有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
文章旨在通过对《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剖析,了解民国时期报刊的生存状况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报刊中的发展态势。
读双重语境下的新记《大公报》
读双重语境下的新记《大公报》作者：杨晓旭来源：《传播力研究》2017年第02期摘要：百年《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莫过于新记时期。
新记《大公报》既达到了文人论政的巅峰，又成为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一大先行者。
“四不方针”的提出义正言辞、铿锵有力，揭去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面纱，同时又赋予了文人论政以新的生命力。
如果说新闻专业主义是新记《大公报》新闻思想的基础，那它所传承的“文人论政”就是其新闻思想的本质精神，两者在中国这一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交织相融，共同成就了它的辉煌，使之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一个时代的华章。
关键词：文人论政；新闻专业主义；新记《大公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百年《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莫过于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的“新记”时期。
“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大公报》为最佳外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至巨；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屡受困难挫折，仍能曾其声望。
”这样的评价让我们看到了历经时局动荡、饱经风霜雪雨却依然熠熠生辉的《大公报》精神：文人论政的担当和新闻职业主义的坚守。
传统文人论政的继承者新记《大公报》达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巅峰。
文人论政是一套关涉中国知识分子以文章参与国事的话语体系。
方汉奇教授认为：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
这种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近代报人们将其进一步传承与发扬，并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从王韬的秀才办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到康梁等政治家办报言议清政，再到张季鸾、胡政之等《大公报》新记时期，文人论政已发展到顶峰。
此时文人论政中的“文人”已独立于体制之外，以专业的姿态和公共的情怀，无畏向权威挑战，忠实为公众代言，推动国家理想和社会公义的构建，而不再单纯是政治的喉舌和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想方设法入世从政的工具与谋略。
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
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
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
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
“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
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
”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
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
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
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文档资料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1]366。
一、“三驾马车”开道：各尽其才团结敬业“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不仅彼此亲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
吴鼎昌有言：“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
”胡政之表示：“本报系团体事业，我从来未当私人产业来办，也没有做过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
”张季鸾也说：“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
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
”正因为如此，他们能以“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相互勉励，并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坚持独立办报，成为当时报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1]325“三驾马车”的敬业精神令人首肯心折。
报界同仁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曾评价胡政之“如果把报馆比作一部机器，他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机匠，时刻注意机器的运行，及时加油，拧紧每一颗螺丝，并竭力设法改进机器的性能与效率”[2]219。
作为《大公报》的灵魂张季鸾，著名报人、书法家于右任评价他是“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认为“先生之名，中外宣扬”[1]393-395。
毛泽东赞曰“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推崇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中正赞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1]290-291，“先生文字报国，誉满天下”[1]394。
二、“开国五虎大将”掌门：前任元老经验丰富在新记《大公报》的筹备和创刊过程中，除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领导运筹帷幄之外，还有五人功不可没，被称为“开国五虎大将”。
他们是王佩之、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
他们都是胡政之旧部，有着丰富的管理才能和办报经验。
上述“开国五虎大将”为《大公报》的创办和日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是《大公报》忠实的掌门人。
浅析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盛景
浅析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盛景作者：黄荣来源：《新闻世界》2013年第07期【摘要】见证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年《大公报》，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
关于这位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我们有太多的感慨。
然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1926年新记《大公报》开辟出的群英荟萃之盛景。
那一段时光，是《大公报》人才辈出、熠熠生辉的时光。
本文从重视人才、挑选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四个方面，对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局面略作探讨。
【关键词】《大公报》人才群英荟萃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至今已有111年的历史。
作为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大公报》不负众望地见证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沧海桑田。
对于密苏里最佳新闻服务荣誉奖章，《大公报》当之无愧！周恩来曾在评价《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提出了三点肯定：其一，“她是爱国的”；其二，“她是坚持抗日的”；其三，“培养了很多人才”。
据统计，“近代以来，中国涌现过数以千计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有幸作为人物词条入选这部国家级百科全书的只有108人，《大公报》竟占了其中的九分之一”。
①《大公报》与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皆被1991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设立为专门的词条。
毋庸置疑，“《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群英荟萃的一家报纸。
她不仅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人员”。
②那么，对于今天我国的报业集团来说，当年新记《大公报》的人才培养之道能否给予我们一些思考呢？笔者对此略作探讨。
一、重视人才的传统之道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到王郅隆接办《大公报》，再到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的新记公司成立，《大公报》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
三个时期，不论负责人是谁，一脉相承的都是重视人才的经营战略。
英敛之筹办《大公报》之初，首要举措便是组好人才班子。
他曾多次南下上海，寻求意中人才做主笔，好不容易相中了曾任《时务报》和《昌言报》主持人的汪康年，却因二者商谈失败，无疾而终。
浅析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的 办 报方 针 。
２ ．“ 四不主义”的提出是 由当年社 会政 治现实所决定的 １ ９ ２ ６年国内各大政治势力 之间的决战 刚刚拉开序幕 ，在动乱时期新记 《 大公报 》 为稳固事业并求得发展 ，标榜 “ 不党 … ‘ 不 卖” 。不把 自己的发展押于前途未 的某政 治集 团 ，不接受朝 露般易逝 的 当权 者 的津 贴，确实 比 “ 结党 … ‘ 卖论”明智得 多。 “ 四不主义”的精髓是文人论政 ，不受 约束。《 大公报 》言论独 立 ，不依靠任何财 阀，不依靠任何政党。在军阀混战 、 政权更 迭的混乱时代 ， 新记 《 大公报 》 能站稳脚跟 ， 并赢得一定的声誉 ， 从华北走 向全国 ， 取信 于民 ， 成 为名重 一时的舆论 重镇 ，“ 四不主 义 ”起 了重要作用。 二 、何 为 “ 四不主 义 ” １ ． 不党 不党 ：“ 不党云者 ，特声 明本 社对于 中
一
、
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 已耳。…… 吾人既不党 ， 故原则上等视各党 ， 纯 以公 民 之地位 ， 发表意见 ， 此外无成见 ， 无背景 。 ” ¨新记 《 大公 报》的三位主持者吴鼎 昌、胡 政之 、 张季鸾都是无党派人士 ， 就是 以后的 经编两部 负责人王芸生、曹谷冰等人 ，也是
新记大公报在续办之初有吴鼎昌的资金作支持而且做好了亏本的最坏打算吴鼎昌与张季鸾胡政之做出口头约定经济完全独立不受任何方面资助??三年内如不能达到收支平衡三万元配光即关门大吉3
探索争鸣 ２ ０ １ ４年 ３月 （ 中）
浅析新记 《 大公报 》的 “ 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张 翠 萍
（ 郑 州大学 新 闻与传播 学院，河南 郑州 ４ ５ ０ ０ ０ １）
摘 要： 《 大公报 》是 目前中国存 活时间最长的报纸 ，１ ９ ２ ６ 年至 １ ９ ４ ９ 年 的新记 《 大公报 》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翻开 了新的一页。这 与新记 《 大公报 》奉行的 “ 四
改良与传播：“新记”《大公报》电影副刊与早期天津影院（1927—1930）
RESEARCH ON FILM HISTORY电影史研究“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法国百代公司在天津法租界‘老天丰舞台’（天津游艺场，今新华路和滨江道滨江公园交叉口处）放映了十分钟的电影短片，这是天津最早的电影放映”[1]，至此，天津成为继中国香港、上海后第三个放映电影的中国城市。
此后，天津电影放映业逐渐发展，天津成为北方电影放映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影院“大小算起来，不下二十余家”[2]，“实在不亚于上海”[3]。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1926年9月至1949年6月为“新记公司”时期。
1927至1937年之间，“新记”《大公报》共计开办过40余种副刊，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潮流在相关副刊中均有所体现，电影也是其关注的重点。
电影副刊于1927年2月15日创办，1930年5月27日停刊，发行时长近4年，发行期数100余期。
早期的天津制片产业并不发达，作为本埠报刊，对于电影的关注就倾斜到了放映空间——影院上。
时任电影副刊主编的何心冷在发刊词中说明：“我们看见天津一般社会对于电影的狂热，所以有《电影》一刊。
”[4]在100余期的电影副刊中，有近百篇文章与放映空间相关，涉及观影礼仪、观影环境、译名广告等内容。
更为突出的是，电影副刊曾策划出版过“电影问题讨论号”与“电影院专号”①，较为清晰地梳理了早期天津电影放映空间的境况。
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电影自传入后就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内质。
在接受较多西方文化的知识精英阶层看来，普通民众在影院公共场所的不良观影行为，是与西方“现代”的观念、“文明”的行为准则相违背的；而影院以营利为目的，暂且不能成为合格的、现代化的“训练场”。
观众与影院皆是被改良和规范的对象，知识精英企图按照他们所认知的西方模式来重塑公众观影与影院放映行为。
电影副刊的出现，为知识分子通过媒介来改善观影行为、放映质量提供了平台，一方面对公共空间的不良行为抨击；另一方面通过其传播西方文明行为，进而启蒙公众。
新记《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社评探析
新记《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社评探析作者：周爐来源：《新闻世界》2012年第08期【摘要】创刊百余年的《大公报》经历过众多历史阶段，曾分属不同报人或办报团体，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的新记《大公报》将这张百年老报带向了辉煌。
复刊初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以张季鸾为核心人物，由胡政之、吴鼎昌组成社评团队，及至后来加入的王芸生、徐铸成、李纯青、曹谷冰等人，都是通过《大公报》社评来反映自身对时局的态度和表达他们所代表的文人立场。
本文拟从新记《大公报》在1926年9月至1928年9月期间的社评中，总结出该时期《大公报》的立论基础和写作特色，并折射出《大公报》一批文人所坚持的“文人论政”思想。
【关键词】《大公报》四不方针文人论政张季鸾20世纪30年代，天津人曾自豪地称“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①，《大公报》之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天津三宝”之一，这与它在1926年复刊之后夯下的坚实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出资，胡政之负责经营与管理，张季鸾任总编辑负责言论，三人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大公报》以全新姿态复刊，而言论则成为新记《大公报》最引人瞩目的内容。
一、新记《大公报》社评的立论基础在新记《大公报》复刊第一天，其总编辑张季鸾在报上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宣布《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初创时期的报纸社评定下了基调，“四不方针”既是新记《大公报》社评的立论基础，也是社评的出发点和立场。
在1926年到1928年的两年间，吴、胡、张三人确实如当初约定的一样“专心办报”，社评几乎由三人“承包”，张季鸾为其中最得力的人物。
社评初称“社论”，1926年9月9日起改称“社评”，当年11月7日取消署名，社评即代表报社观点。
1、新记《大公报》社评关注的题材新记《大公报》的创立几乎是与北伐战争同时开始的，因此，《大公报》社评的主要内容是关系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其中时政方面占据了大多数。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共11页word资料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大公报》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1902―1916年为创建期，英敛之在天津创建并经营《大公报》。
二、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具有安福系军阀背景的王郅隆收购《大公报》，胡政之出任主编。
三、1926―1949年为新记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达到了《大公报》历史上的顶峰。
四、1949年至今为改革重组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纵观《大公报》的历程，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演变。
在版式设计、栏目设置等方面，从传统的论政刊物向成熟的现代报纸转型。
二是大公报人的言论风格，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到新记时期，在报纸一步步迈向成熟的同时，《大公报》的言论也从“敢言”走向了“文人论政”，保持了其知识分子的言论本色。
一、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敢言”立场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于天津正式创刊。
它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份极其特殊的报纸，报馆位于天津租界，但又不是一家地方性媒体，其影响力辐射全国，在引领社会舆论上成绩斐然。
当时“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
”这说明清末时期，清廷钳制舆论，特别是京畿重地的社会言论死气沉沉，对报纸更是严格控制。
“但稍能自立，主持正义者，未有不为官界眼钉肉刺，必去之而后快者也。
”世纪末至20世纪初，现代报刊开始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舆论始稍有价值，然官场之忌嫉报纸，亦因此而深，限制不已，加以迫胁，迫胁不已，加以摧残。
”各家报馆“旋开旋闭如昙花者，不知凡几……此硕果仅存者，或岌岌皇皇，或汶汶汩汩，皆不得言语之自由。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公报》能保持言论的独立性，更显得弥足珍贵，这也和英敛之的办报宗旨及思想理念有关。
首先，英敛之本人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性格，对《大公报》的办刊宗旨产生了影响。
新记《大公报》旧事拾零新记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旧事拾零:新记大公报》摘要：图书馆保存着历史，陈后来写过三本有关《大公报》的书，自认为《胡政之与大公报》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本，“最足以反映那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嗜权贪钱，与胡前妻之女胡燕拼争《大公报》股票”，“胡当时重病于床，听她们日夜争吵，备受折磨”图书馆保存着历史。
那天上午，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USCEast Asian Library)，我无意间翻到一本旧书，引出若干线索。
书是陈纪滢写的《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出版。
馆藏的这一册是陈纪滢题赠给陈锡恩的，扉页上写着“锡恩先生夫人伉俪教正，弟陈纪滢(印章)拜，一九七五(六四)年六月廿八日於台湾”。
这册书自入东亚馆后从来没人借阅过，寂寞地躺在书架上，已经有些年头了。
胡政之是中国著名报人。
他1926年在天津与吴鼎昌、张季鸾三人共同重组出版新记《大公报》。
在后来的几十年内，该报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广大。
胡政之时任报社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报馆经营活动，深度参与编辑领导工作。
在《大公报》后来的岁月中，他是三人中坚持时间最长，参与工作最多，相对出力最大的。
他1889年出生，1949年因肝病在上海病逝。
陈锡恩(Theodore Hsi En Chen)是南加大的著名华裔学者，1938至1974年任南加大教育学和东亚研究教授，是南加大首任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出版过《毛泽东的教育革命》(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等多种有影响的著作。
他后来将私人藏书捐给东亚图书馆，成为该馆中文馆藏的主要来源之一。
陈纪滢是新记《大公报》旧人，也曾是报社中活跃的年轻骨干之一。
抗战期间，他曾主编过《大公报》有影响的《战线》副刊，在汉口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之一。
1949年去台湾后，参与政界活动。
他在《大公报》的采编活动带有帮忙的性质，属于“私底兼职”，因为他当时一直在邮局有正式和稳定的工作，不算报馆正式职工。
近代名报对当今报业的启示——以《大公报》、《申报》、《新闻报》为例
在《大公报》、《申报》、《新闻报》三大报刊发展的过程中，它们的经营者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新闻报刊发展的脉搏，在办报宗旨、角色定位、报业经营管理、报业集团化和差异化竞争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在当今报业蓬勃发展并且遭遇前所未有挑战的时刻，三大报的经验仍然值得借鉴。
一、《大公报》、《申报》的办报理念对现代报业社会服务功能实现以及角色定位的启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就提出要办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他提倡报纸要启迪民智，开化社会风气。
“新记”时代，张季鸾在《本社同仁之志趣》中宣布“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决心办一张言论独立、针砭时弊的报纸。
胡政之在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
后来，张季鸾又说“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
《大公报》从始至终报道中立，坚持“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基本立场，把社论作为报纸的精神支点。
可以说，《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中，包含着许多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因素，把报纸当作“社会公器”，进行舆论监督，引领社会风气，倡导先进文化，不仅实现了报纸的一系列的社会功能，也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发行量大增，经济收入也随之增加。
在新闻理念和角色定位上，《申报》与《大公报》有着很多的一致性。
创刊之初，美查称办报为了盈利，但并不排斥仗义执言。
他坚称报纸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利义两全。
史量才时期的《申报》，更是大力谋求经济上的独立，以得到政治上的自主，把《申报》打造成“民众的喉舌”。
关注国事，发表、转载大量政论文章，比如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针砭时弊；发表《中大学潮评论》，披露当时中大校长挪用水灾捐款的丑闻。
极力探求社会问题症结，以求正当解决之道。
总之，《申报》和《大公报》都是在谋求经济上的独立，以获得更多言论上的自由，而其社会舆论监督功能的突出表达也是现代传媒业正在探索的地方。
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思想
传媒史话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思想● 黄 莎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报界第一次获得此项殊荣。
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何以说中国报人自有特色？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
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
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①这是中国新闻界正式提出“文人论政”的说法。
“文人论政”这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报业，尤其是新记《大公报》的特点。
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实践，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的言论新记《大公报》的言论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不仅承续了英敛之时期的“敢言”传统，而且“能言”、“善言”，言论有新意、有深度、有创见。
先看敢言。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基业未定，张季鸾就发表著名的“三骂”，即三篇批评权势人物的文章：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的领袖欲，三骂蒋介石不学无术。
诚可谓勇敢泼辣。
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新记《大公报》甚为不满，于5月7日发表社评《愿国民清夜自问》，文章强烈谴责上层误国：“夫中国应自问自责之点甚多，要之，可得一个总答案曰：皆少数上层社会之罪。
”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新记《大公报》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反对一切不利于抗战之因素。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新记《大公报》在伪政权成立的当天就发表题为《汪贼傀儡登场》的社评，严厉谴责了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径：“今天南京的一幕剧，毕竟是我们抗战史上的丑事。
……这深仇重耻，我们还未曾报雪，而汪贼群奸竟在同胞的血尸之上，敌人的刺刀之下，扮演傀儡丑剧，真是丧尽了天良。
”③再看能言、善言。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教授对新记《大公报》的言论风格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归纳起来，该报言论的技巧和艺术，大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批评政府的同时，积极向政府提出建议，有意识地将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结合起来。
新记《大公报》的用人之道
新记《大公报》的用人之道作者：胡邦定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01期《大公报》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久的报纸。
从1902年在天津创刊，到迄今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已经有115年历史。
100多年历经四个阶段：一是1902—1916年英敛之创办并主持的阶段；二是1916—1925年王郅隆出资接办时期；三是1926—1949年，由吴鼎昌出资，与胡政之、张季鸾合办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四是全国解放后，由私营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性质的时期。
对于一、二两阶段《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经营思想和宣传业绩等情况，予生也晚，除了看过一些资料外，知之甚少，无从置喙。
至于第四阶段，由于这一阶段中央确定北京《大公报》以财经宣传为主，兼顾国际宣传，报社直接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在企业性质上明确为公私合营，在办报方针、宣传指导思想和用人行政、经营管理以及党组织的配置等方面，与其他专业性的党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本文所指的“用人之道”，是专指第三阶段，即新记《大公报》时期来讲的。
毛泽东、周恩来诸同志都曾多次称赞《大公报》人才济济，举我记得清晰的几个例子：一是，1952年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之事，毛泽东电召王芸生到京面谈，并当场确定“宣传报道以财经为重点，兼顾国际宣传”。
王芸生担心编采人员不熟悉财经业务，承担不起这一重任。
毛泽东开导他说：“《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吗？”二是，据徐铸成回忆：“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成功，我和王芸生、杨刚等随军南下，周恩来同志曾为我们饯别。
席间周恩来说《大公报》张、胡两位，曾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新闻人才。
”1958年，周总理和《大公报》负责人之一的费彝民谈到这张报纸的历史贡献时，除了肯定“她是爱国的”和“她是坚持抗日的”之外，再次强调她培养了许多人才。
事实确是如此。
例如权威志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大公报》设了专门的词条，还为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设了专门的人物词条。
说说北京《大公报》(上)
说说北京《大公报》(上)作者：胡邦定来源：《百年潮》2010年第04期《大公报》是一张老报纸,1902年创刊于天津。
它曾经数易其主。
创办人是天主教徒、满洲正红旗人英敛之。
他思想开明,支持变法维新,敢于议论时政,报纸办得很有生气。
英敛之退隐后,1916年报纸转到天津大粮商王郅隆手里,后来成为皖系军阀的喉舌。
皖系失败后,报纸萎靡不振,不得人心,终于办不下去。
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前夕,《大公报》有沪、津、渝、港四馆。
大陆解放后,港馆独立生存,继续经营。
渝馆不久即改名为《重庆日报》,成为市委机关报。
津馆改名《进步日报》,1953年与沪馆合并为天津《大公报》。
1956年北京新馆建成,全部工作人员(包括工厂)迁京,是为北京《大公报》。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撤销,《大公报》结束了在大陆64年的历史。
新记《大公报》23年是《大公报》的黄金时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公报》的发行量,相当于当时重庆其他所有报纸发行量的总和,可见其受各方重视的程度。
但是,新记《大公报》在1949年就结束了,在大陆继续下来的是先在天津,后在北京,公私合营性质的《大公报》。
她—直存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前后一共17年。
这也是《大公报》历史的一部分。
鉴于介绍这一时期《大公报》的资料较少,我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说说北京《大公报》,我想还是有意义的吧。
毛泽东拍板, 《大公报》合并、迁京、定向北京《大公报》是由沪馆与津馆(解放后改名《进步日报》)合并而成。
为什么要合并?这是有缘由的。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无比崇高。
中共各地的机关报也享有极高声誉。
《大公报》在上海和《进步日报》在天津,都属于综合性报纸,尽管亦步亦趋,向党报学习,终归无法与之竞争。
读者笃信党报,而不信任民营报纸的例子很多,我亲自处理过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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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大公报》人才培养成功之道剖析(一)
摘要《大公报》人才辈出，原因何在？本文从知人善任的人才选拔机制、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企业民主制度管理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新记《大公报》用人育人的成功秘诀。
关键词大公报人才培养
周恩来曾经多次说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一是爱国抗战，二是她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108位杰出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13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干、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
名列《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中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50名之多，是所有中文报纸中最多的。
从《大公报》出来的像著名政论家梁厚甫、新闻教育家蒋荫盟、历史学者唐振常、著名报人及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等，蜚声于时，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也有较大影响。
“百年大公”可分为三个阶段：1902年晚清文人英敛之天津创刊时期、1926年至1949年“大公报新记公司”时期和香港版后五十年。
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要数胡政之、张季鸾领导下的新记公司的23年，这是新闻学界公认的。
人们不禁要问，新记《大公报》旗下群英荟翠，人才辈出，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靠的是什么秘诀？本文仅从《大公报》善于用人培养人的角度，进行一些探讨。
一、知人善任的人才选拔机制
《大公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是其得以事业鼎盛的根本原因。
其用人之道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
如继任总编王芸生，茶叶铺学徒出身，自学成材。
1929年，王写文章与《大公报》辩论，引发张季鸾注意。
当年夏天，王芸生向张季鸾发出了一封求职信。
张季鸾亲自到王的住地方，接他进了报社。
陈纪滢出身邮局职员。
东北沦陷后，他利用在邮局的工作之便，为报社采写了许多独家新闻。
做大公报发行同时兼职当《战线》副刊的编辑。
1932年秋，他流落天津起，以邮政工作者的身份客串记者编辑长达十年，成为大公报历史上连续主编一个副刊时间最长的人。
范长江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在各报上发表文章被看中的；徐盈、子冈、杜文思是从投稿者中被发现的；还有如当时天津《庸报》总编辑张琴南，北平《晨报》骨干编辑许君远，原法国瓦斯通讯社记者费彝民，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蒋荫恩，北大助教张佛泉等，都被《大公报》延揽其中。
2、不养圣（剩）人贤（闲）人，用人求精不求多，不称职的立即解聘。
3、不熬年头，不论资排辈，只要干得出色，就立即破格擢升。
如徐铸成入社才三年，就由练习记者提拔为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也由30元猛增至150元。
梁厚甫初当翻译时，月薪才60元，因为突击翻译希特勒的一篇演讲稿，任务完成得好，张季鸾立即下条子，把他的月薪调到100元。
①
4、注意保护人才，文章或报道出了问题，当局者怪罪下来，老板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抵挡过去，主动承担责任。
“王芸生在天津编撰《六十年中国和日本》一书出版后，一举成名。
南京国民党外交部聘请王芸生为条约委员，胡政之把袁光中找到他的办公室，为他译电通知金诚夫请外交部打消聘请，不愿将人才外流。
”②
5、注意教育和培养。
总经理胡政之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愉快地胜任。
在分配了工作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罗嗦。
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创造。
老报人曹世锳在回忆录中说：“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
就是胡的用人标准。
所谓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
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
要的材料，什么人他都能用。
③
胡政之认为，已经成名的人，进来后可能干一阵子就走，所以他抓队伍建设，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太用成名的人物，而是注重选择有培养前途的新秀，给予充分的机会，让其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
《大公报》一批鼎鼎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各个部门的管理干部，还是挑大梁的编辑，进大公报是时都是一些名不见经转的小人物，在报社培养下迅速成长起来。
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招考练习生。
一旦被录取，就进入报社进行培养，有不少人日后都成为了骨干。
对于人才的使用上也是灵活多样，不拘陈法。
如给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范长江以“旅行记者”的身份，支持他赴西北采访，一举成功；发给当时还是武汉大学学生张高峰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凭证，使其成长为著名记者，等等。
为了使自己有充足的后备军，报社曾选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派杨刚、章丹枫赴美国，派萧干赴英国，派吴砚农赴日本，通过学习和采访来提高这些青年记者的素质。
有些同事在大学读书时期，就以写稿、试用等方式得到报社的接济。
属于这一类的有范长江、徐铸成等。
还有一些同事学历较浅，先到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上学，也大力支持。
《大公报》在人才培养上也有特色，不是单打一的培养，而是综合培养，建设一支“编经通用”、“采编双精”的全才队伍。
胡政之说，办好报馆首先是编好报纸。
但光有好的版面、好的内容，如果发行不力，广告很少，事业也无法维持。
因此编辑、经理两部门要紧密配合，相辅相成，才能使馆务发达起来。
“我们把经理部与编辑部打成一片，传统做法是，从编辑部选拔经理人才”。
④
对于采编人员的培养，也是采用内外互调的办法。
人员进来后先做记载，再做编辑，磨砺一个时期后，再外放各地做特派记者，工作取得成绩后，再调回编辑部任要闻编辑，并参与社评的写作。
这样做的好处是，当记者时明白什么是新闻，如何采访：再做编辑，就会知道做采访的辛苦，更能判断稿件的新闻价值，处理好稿件。
⑤
二、理想人格感召和人文关怀
《大公报》教育培育出来的新闻人才，除了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业务能力之外，一般都还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新记《大公报》三个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怀着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国和文章报国的理想，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沉闷压抑的旧中国，《大公报》切中时弊、嫉恶如仇的热辣时评，呼唤改革、建设的激扬文字，洋溢着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经过西方民主洗礼后的自由精神，无不深深吸引着众多的青年人，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纷纷聚集到它的旗下。
《大公报》之所以受到社会重视，是因为她爱惜自己的声誉，摈弃低级趣味，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
它是由知识分子精英主办的报纸，以文人论政为标榜。
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有扶正去邪、反对奸佞、固本富国等内容，代表的是社会中的健康力量。
《大公报》的这种论政既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既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也要求广开言路，俯顺舆情，具有进步意义。
《大公报》老一辈，如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都是潇洒、儒雅、宽厚、大度，才思敏捷、举重若轻，富有深厚民族感情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
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为大公报的圭臬，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后继者，也风靡了他们所在的那一时代的文风。
他们从小饱读诗书，有很好的文史根底，受过桐城派古文的薰陶，笔力雄健，意简言赅，才华横溢，成为青年才俊的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