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言论精神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作者：刘宝珍来源：《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05期【摘要】《大公报》从1902年创刊至今已有112年的历史。
《大公报》发展的鼎盛时期应属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领导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即从1926年至1949年。
《大公报》选贤和发现人才一般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从本报通讯员中选拔；二是从别家报纸中挖掘。
只要认为合适，不论亲疏远近，立即写信约谈，通过试用，正式参加报纸工作。
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里，《大公报》“唯才是用”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笔、名作家，为后世报界经营者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用人经验。
【关键词】唯才是用；大公报；新记《大公报》《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1]366。
一、“三驾马车”开道：各尽其才团结敬业“三驾马车”是人们对新记公司《大公报》三个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喻称。
在新记《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大公报》能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
这三个人构成了各尽其能的《大公报》领导层：吴鼎昌是银行家，熟悉外汇汇率的变化，他负责向海外购买纸张，从来没有发生失误；胡政之态度威严、办事认真，又是报人出身，所以在总揽人事、发行、印刷的同时，还参与编辑工作，撰写重要社评；张季鸾为人和善，风趣幽默，有“天下第一笔”的美称，全面负责报纸的编辑业务。
[1]324特别是在言论方面，三人有约定：“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改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各不同时从张先生”。
[1]337这就赋予了张季鸾先生很大的言论裁决权。
这样，三人目标一致，又各有重心，各尽其才，从而保证了报纸编辑工作的效率和出版质量。
“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不仅彼此亲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
百年《大公报》
百年《大公报》１选题缘起在中国报业史上，名噪一时的报纸犹如过江之鲫，但能历经百年而不衰，见证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始终保持其宗旨、风格如一者，唯《大公报》是也，堪称中国报业史上的奇迹。
《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至2012年已整整走过110年的风华。
在历史上，这份报纸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
“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①。
其历史价值怎样，功过是非如何，早已成为新闻史学者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２《大公报》的历史及现状从清末的保皇派党派报纸、北洋政府时期的“安福喉舌”、新记公司“四不主义”的资产阶级商业大报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直至延续在香港出版，《大公报》110年的发展历史可谓中国报业的缩影。
《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自出版起，即负敢言之名，指摘权贵，激评地方时弊为己任。
1926年确定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力图办成“文人论政”的报纸。
《大公报》的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２.１英敛之时期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张报纸《大公报》诞生了。
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大公报序》，宣布“大公”之含义，寄希望于“扩大公无我之怀”。
确立办报宗旨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由此，《大公报》确立了自己的言论立场：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达十年之久，注意积极宣传改良新思想，新潮流，着力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注重报纸本身的改革和创新。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著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
”②２.２王郅隆时期1916年，王郅隆买下《大公报》，重组人手续办《大公报》，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
在这一时期，胡政之对《大公报》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如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普及世界知识，更新版面等。
大公报
大公报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实质当然也是这个，媒体人要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立场。
至于意义，它的自由主义精神昭示着媒体人的真正价值所在，作为媒体人都应该像大公报一样，公正客观地坚守媒体人的良知，告诉世人真相。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
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
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
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
《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
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
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
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
大公报
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大力宣传国家方针政策，报道 祖国建设伟大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公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 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 香港回归后，《大公报》与港人同呼吸、共命运，忠实地 记录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香港繁荣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
经 营 模 式
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抗战期间， 《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 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 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英敛之强烈反对清政府压制言论的做法，一再发表文字，争取新 闻自由
。 在呼吁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公开痛斥不良报纸，报人和报风，提倡新闻道德 一曰真实，二曰正直，三曰公平
----辛亥革命时期
创刊时的《大公报》为书版式，用国产毛边纸单面印刷，日 出8个小版块。 栏目：除了邸抄，上谕，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等栏目 每天都有外，其他如，附件，录件、译件等栏目不定期出现， 这样使得版面丰富灵活。 大公报屡次改版力图精益求精。就1905年而言，该报就有过 大小两次版面改革。1916年元旦开始，大公报使用白报纸两 面印刷，向现代报刊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真 正 的 新 闻 纸
以多从 论种一 说多开 最样始 为：就 重如十 要言分 ，论重 相、视 当闲评 于评论 今、工 日附作 的件， 论等评 社等论 。，形 其式 中也
代 表 报 纸 风 格 的 评 论
栏 目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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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大公报评价：《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刊于1902年。
它是一种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
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详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历史：清末，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创办。
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民国，王郅隆接收了《大公报》，之后聘请胡政之担任主笔兼经理，随后他就对《大公报》的版面进行了改革。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1926年—1949年期间是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
《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大公报》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报刊之一，创办于1902年。
它的办报方针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主张立宪政治：《大公报》主张建立宪政制度，推动政治
改革和民主发展。
它在报纸中倡导法治、民主和人权观念，呼吁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进步。
2.反对封建社会：《大公报》积极批判封建社会的保守观念
和制度，呼吁推翻封建统治，倡导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
它报道社会不公和封建压迫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
会改革。
3.积极推广现代科学知识：《大公报》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
和宣传，通过报道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向读者传递现代
科学的思想和观念。
它呼吁推动科学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素质。
4.倡导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大公报》关注社会进步和文
化发展，报道新思潮、文化变革和文学艺术成就。
它倡导
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繁荣，为社会
发展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大公报》以其立宪政治的主张、反对封建压迫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推广，成为新时代精英的声音和窗口。
它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想启示，塑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媒体的典
范。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评论
国 知 识 分 子 创 办 的 报 ，表 现 出 强 烈 的 民
族 感情 、 国 心 、 战 到 底 的 决 心 也 是 理 所 爱 抗
应 当 的 ， 管 可 以 想 见 要 作 到 这 一 点 。 历 尽 需
产 阶级 的 报 纸 ，但 其 同人 对 政 治 时局 的 掌 握 与分 析 却 相 当 明 晰 、 彻 ， 来 没 有被 日 透 从
无 穷 无 尽 的 。 ”敌 人 的 前 途 ，实 在 一 片 漆 “
黑 ， 明 荣 誉 ， 在 我 们 的面 前 ！ 一 片欢 欣 光 就 ” 的 喜悦 。这 些 充 满 鼓 舞精 神 的文 字 ， 仅 激 不 励 着 前 方 的 将 士 ，也 坚 强 着 后 方 民 众 抗 战
过（ 星期 天 是 星 期 论 文 ） 。纵 览抗 战 时 期 的
为他 若 诚 意 议 和 。 断 不 会 再攻 我 首 都 。 就 既
攻 首 都 。就 是 想 叫 我 正 统 政 府 于 失 尽 颜 面
之 后 ， 屈 服 给 他 ， 人 既 存 心 如 此 ， 问 再 敌 试 怎 样 和 得 下 去 ，换 句 话 说 ，怎 样 屈 得 下 去 呢？” 人情 人 理 的 分 析 虽 不锋 芒 毕露 ， 也 却 能 击 碎 某 些 国人 的和 解 幻 想 。 抗 战 是 艰苦 的 。 有 人否 认 这 一 点 。可 没
新 闻茶座
长 期 以来 ，大 公 报 》 上 顶 着 “ 骂 大 《 头 小 帮忙 ” 帽子 ， 的 并且 因在 抗 战 初 期 的 “ 抗 ” 缓
言论 ， 来 饱 受 批 评 ， 些 事 实 容 易给 人们 历 这
一
效 果 ， 确 切 相 信 这 个 胜 利 ， 增 强 了全 国 但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更 将 士 的 自信 心 ，有 这 一 胜 利 就 可 能 有 无数
《大公报》《泰晤士报》辛亥革命报道对比分析
媒介观察130 新闻研究导刊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一、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随后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革命。
二、研究意义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成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报纸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从报纸入手研究这段历史对深刻认识辛亥革命有重要意义。
清末时期报纸的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报纸成为文人议论朝政的一大阵地。
与此同时，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事务格外关注，报纸成为他们在华引导舆论的主要方式。
分析和比较中外媒体对辛亥革命的报道文本，能用更全面的视角去解析这段历史，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参考。
三、《大公报》与《泰晤士报》的概况（一）《大公报》的概况《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的《〈大公报〉序》中，说明了报纸“大公”一名意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由此奠定了《大公报》“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1］的言论立场。
《大公报》一直以来以“敢言”著称，言论激切，成了“清末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型中文报纸”。
作为《大公报》主笔的英敛之，曾经是康梁维新改良运动的一分子，一直坚持保皇立宪，从1902年《大公报》创刊一直到1912年都由他主持，《大公报》俨然已经成为英敛之发表政治言论的重要阵地。
（二）《泰晤士报》的概况《泰晤士报》作为英国一份极负盛名的报纸，曾一度是发行量最高的报纸，在国际上影响深远。
《大公报》的新闻专业主义
公报 》 百年 的历史 表明 ， 他们不光 是这样 说 的， 也是这 样践 行 的。 突 出表现在 《 大
公报 》 在错 综复杂 的政 治格局 中保 持 国
家和民众的立场。
新 闻专业 主义发端于西方 ， 是资本 主 义 经济 自由竞争 和 自由民主政 治环境 的
产物 。 新 闻专 业 主 义 的形 成 有 其 自身 的 演 变之路 。 以 美 国为 例 ， ｌ ９世 纪 ３ ０年 代 ， 美
媒介纵横Ｉ Ｎ Ｅ Ｗ Ｓ Ｗ Ｏ Ｒ Ｌ Ｄ
专 业 主义 《 大 公 报 》的新 闻
。蒋 瑞森
【 摘
要】 大公报 是 ２ ０ 世 纪上半叶 中国最有影响 力的报纸 ， 在 中国新 闻史上 占据重要地位 ， 也是 目前 中国唯 一一份 历经百年
仍在 出版的 中文报纸 。 从 它诞生到发展 ， 一直所秉持 的新 闻专业主义精神 为 中国新 闻事业 的发展起到 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 ， 也 为我们 现 今新 闻事业提供 了可供参考的历史。
营报 刊 自由主义 的先河 。 １ ９ ２ ６年 ， 在 《大
公报 》由吴 鼎 昌 、 胡政 之 、 张 季鸾等 中国 著名报人接手后 ， 张季鸾率先在创刊号上 发表 《 本社 同仁 之志趣 》 一文 ， 并随之提 出“ 不党、 不私 、 不卖 、 不盲” 新 的办报方
针。 力 图 通 过 客 观 公 正 的报 道 和 民众 公 益 立 场 的 言 论 服 务 于社 会 。“ 四不 ” 方 针 较 之英敛之 的 “ 忘 己” 和 “ 无 私 ”， 不仅 对 大
《 大公报 》 在 １ ９ ３ ５年派范长 江到西 北去采访 ， 最先报道 了红军 长征的真实情
况。 １ ９ ３ ７年 范 长 江 到 延 安 去 采 访 毛 泽 东 ，
《大公报》对国民党真是“小骂大帮忙”吗word精品文档4页
《大公报》对国民党真是“小骂大帮忙”吗《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季羡林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大公报》――“《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 ①方汉奇先生也曾说《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
”然而,盛赞之外,也有批判的声音,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即是其中批判的最强音。
本文试图在铺陈这些论据的同时做逐一批驳,以证明笔者的观点――“小骂大帮忙”之名加之于《大公报》是片面的、不客观的。
“明耻教战”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相呼应?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大公报》果真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吗?笔者认为不是,原因在于二者的目的不同。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意在剿共,而《大公报》“明耻教战”的方针意在保国。
这一点在1931年9月21日的社评《救灾救国》中可以得到印证:“在物质势力暂时不足御侮的情况下,应以精神势力为第一义,全国上下,忍辱奋发,众志成城,百折不挠,化悲痛为力量,沉着顽强,勤俭建国,以图他年之伸。
简言之,就是要为御辱而忍辱,为雪耻而明耻。
” ③几篇代表性社论是在帮国民党、骂共产党?“小骂大帮忙”之名源于《大公报》的两篇社论,分别是1936年12月18日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和1946年4月16日的《可耻的长春之战》。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论点的确是批评张学良、杨虎城的做法,并要求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向蒋介石谢罪。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帮国民党的目的是什么?是保国。
张季鸾在这篇社论中写道:“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
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
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才能挽救。
”④可见,《大公报》当时的目的是想让全国一致面对民族危机,这与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在《大公报》看来,极有可能引发内战而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一旦西安为战区,充其量将使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名词解释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名词解释大公报是中国著名的报纸之一，早期以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而闻名。
在其发展过程中，大公报也提出了四项重要的不方针，即不言不语、不禁不发、不唤不唱和不报不评。
这四项原则旨在确保报纸在新闻报道中保持中立、客观和公正的态度，以此满足读者对新闻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需求。
一、不言不语不言不语意味着大公报不对新闻进行有意识的隐瞒或编造。
作为一家资深媒体，大公报始终重视真实性和准确性，不会故意删除或篡改与事实相悖的信息。
不言不语要求记者们在报导新闻时，遵循查证真相的原则，通过广泛调查和采访，确保提供准确、详实的新闻报道。
这种不言不语的精神使大公报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可信媒体。
二、不禁不发不禁不发是指大公报在报道中不进行主观的批评或评论。
该原则要求作者和记者不将个人观点融入新闻报道中，而是通过事实的陈述让读者自行判断。
大公报注重的是新闻真实性，而不是个体的倾向性。
不禁不发的存在使得大公报成为一个可供读者获取纯粹、中立信息的渠道。
三、不唤不唱不唤不唱意味着大公报不偏袒任何一方，不操弄情绪或渲染气氛。
大公报的目标是传递客观、冷静的新闻报道，而不是刻意利用情感因素来引导读者的观点。
不唤不唱要求对新闻事件持中立立场，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煽动、宣传或偏见。
这种不唤不唱的态度在新闻报道中非常重要，它突出了大公报作为传媒机构公正性和中立性的价值。
四、不报不评不报不评意味着大公报不随意删减或选择性地报道新闻，也不对所报道的事件性质进行主观评判。
这一原则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强调报纸应该对读者负责，提供全面的信息。
大公报在实践中努力保持这一原则，以确保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总之，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在中国媒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传统报纸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准则。
这四个原则体现了大公报始终追求真实、中立和公正的新闻理念。
这些原则不仅指导了大公报的新闻报道，也影响了中国新闻界的发展。
正是这些原则的坚守，使大公报成为了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媒体，树立了其在新闻行业中的良好声誉。
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思想
传媒史话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思想● 黄 莎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报界第一次获得此项殊荣。
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何以说中国报人自有特色？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
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
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①这是中国新闻界正式提出“文人论政”的说法。
“文人论政”这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报业，尤其是新记《大公报》的特点。
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实践，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的言论新记《大公报》的言论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不仅承续了英敛之时期的“敢言”传统，而且“能言”、“善言”，言论有新意、有深度、有创见。
先看敢言。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基业未定，张季鸾就发表著名的“三骂”，即三篇批评权势人物的文章：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的领袖欲，三骂蒋介石不学无术。
诚可谓勇敢泼辣。
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新记《大公报》甚为不满，于5月7日发表社评《愿国民清夜自问》，文章强烈谴责上层误国：“夫中国应自问自责之点甚多，要之，可得一个总答案曰：皆少数上层社会之罪。
”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新记《大公报》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反对一切不利于抗战之因素。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新记《大公报》在伪政权成立的当天就发表题为《汪贼傀儡登场》的社评，严厉谴责了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径：“今天南京的一幕剧，毕竟是我们抗战史上的丑事。
……这深仇重耻，我们还未曾报雪，而汪贼群奸竟在同胞的血尸之上，敌人的刺刀之下，扮演傀儡丑剧，真是丧尽了天良。
”③再看能言、善言。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教授对新记《大公报》的言论风格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归纳起来，该报言论的技巧和艺术，大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批评政府的同时，积极向政府提出建议，有意识地将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结合起来。
《大公报》的抗战宣传及对国民精神动员的影响（1931-1936）
分类号密级UDC编号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中文)：《大公报》的抗战宣传及对国民精神动员的影响（1931—1936）论文题目(英文)：The Anti-Japanese War Propaganda and Its Influences on National Spirit Mobilization of Ta Kung Pao(1931-1936)学院历史与行政学院专业名称中国史研究生姓名喻鹏学号1523040038导师姓名封海清职称教授2018年5月13日摘要摘要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1931年到1936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一直进行着步步蚕食，对中国一直步步紧逼，而国民政府面对已经打上门来的日本侵略者，却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国际调停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一再忍让，一面却积极发动内战，把精力放在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上。
面对越来越恶劣的时局，《大公报》本着其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及传统士大夫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在此种危局之下挺身而出，用自己客观的报道、一针见血的评论，启发、鼓舞军民奋勇抗战，为全国军民做战争精神动员，为随后的全面抗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打下基础。
本文除绪论、结语部分之外，共有三章。
第一章“1931年到1936年的时局与舆论变化”，论述从济南惨案到绥远抗战之间的中国国内的时局状况与变化，其中分为两个部分，日本侵略者对华侵略政策是如何步步加深，和国民政府面对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者，其应对政策以及态度是如何变化的。
对《大公报》在1931年至1936年间所要面对的时局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和叙述。
第二章“《大公报》的抗战宣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论述《大公报》的起源以及发展概况，以及分析《大公报》在“九一八”时期、“一二八”时期、长城抗战时期以及华北事变时期的抗战宣传情况。
第三章“《大公报》的抗战宣传对于国民的影响”，分两个部分，分别从其为前线将士举办的募捐活动的宣传与成果，以及《大公报》的著名栏目《读者论坛》两部分入手，讲述《大公报》在宣传中对受众的影响以及与受众的相互交流。
《大公报》纪念抗战胜利言论浅析
化 的 。如 １２ ９ ８年 ， 阳 时 有 挖 吃 山 土胀 肚 门 ，被 逼 到死 亡 线 上 的饥 民 不惜 奔 向绿 林 ， 造 成 的 影 响 是 深 远 的 。人 口是 社 会பைடு நூலகம்发 展 的 南
心态来对 待 日本 ， 而使 日本 民族 “ 从 在民主 由 ” “ 、 承认 各 政 治党 派 ” ］ Ｉ ３ 等
世 界 的 旷野 上 ” 得 到 改 造 与 复 兴 。 这 种 认 促 进 民 主 化 的措 施 ，并 且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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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完 全 丧失 的胜 利 ”。 １ ５ ］
１１４ ， ５年 。 １４ ９ ９ ５年 是 抗 战 的 胜 利 之 建 国事业 ， 我们 的国家还是不得 了！ 甚至更 望 ， 至绝 望 悲 观 。 由此 更 出现 了社会 风气 甚
年。 在胜利 的喜讯传来之后 ，大公报 》 《 于第 危 险”１ ［ ２ 。而至 于该如何 完成 “ 国 ” 建 事业 ， 的堕落与 国民精神 的低潮 ， 至于今 日， 人心
不屈不挠的声音——论抗战时期的《大公报》
不屈不挠的声音——论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宁波广播电视大学04新闻传播9号李瑛摘要：早已超过百岁高龄的《大公报》是一本典型的“近代史”，作为一个影响甚大的报纸，她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
而在她的104年的历史当中，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影响最大，声誉最隆，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有许多人认为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是不支持抗日的，本文由此入手，通过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其在抗战时期的进步性。
关键词：大公报抗战时期不屈不挠的声音正文：一九零二年，《大公报》在天津问世。
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历经沧桑，饱览世事，用她自成一格的方式记录下了中国浮沉百年的近代史。
而在这104年充满烽烟的路程中，抗日战争时期又是《大公报》在新闻领域创造出最多辉煌的时期，是其报史上最值得被铭记的一页。
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公报》报馆辗转于天津、上海、汉口、桂林、重庆、香港，曾先后六次进行迁址。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报馆一次次毅然放弃控制区的全部固定资产，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回不被日军占领的后方，《大公报》从来没有在敌人的统治下出版过一天。
1937年，上海的《大公报》因为抗议日军的新闻检查制度，决定自动停刊。
停刊的社论中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我们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社评中还写道：“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明训我们《大公报》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
”[1]其实《大公报》的爱国与抗日的思想，在整个抗战时期是贯彻始终，坚定不移的。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大公报》的报人就开始对日本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预见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
当时报纸的三位主编是曾留学日本的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他们在为《大公报》撰写发表的社评和论文中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
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早晨七时，张学良就在北平的协和医院单独接受了《大公报》记者胡政之的采访，二十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学良对本报记者的谈话》。
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
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大公报》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客观记录了民族的苦难历程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呼唤幵祈盼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报纸。
《大公报》的历史进程1937年7月28日日寇进攻天津8月5日，天津沦陷，毅然停刊。
1937年12月13日面对日寇新闻检查的无理要求，主要干部一致表示“不投降”1931年“九一八”事变，另觅新址。
11月8日，天津事件，停刊搬家。
11月16日在新址法租界恢复出版。
1935年2月，张季鸾向吴、胡提出创立上海馆的建议。
8月统一思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1月11日，上海版复刊。
12月1日，天津版复刊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彻底结束了它的“流浪生活”。
《丌投降》（王芸生）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
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
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丌投降！文人论政概念“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知识分子都有清议的传统，清议指公正的议论政治，评骘人物的言论。
作为一种“公众”的（实则为士的）舆论形式，自清议产生之后，就成为士发挥政治主动性，干预朝政的一种武器，同时也成了士群自我监督不内部净化的制度性手段。
“论政不参政”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因为新记《大公报》报人努力遵循着“论政不参政”而实际上又难逃政治的魔杖。
公正客观理性论政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富有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
文人论政具有的特征“文人论政”的表现形式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鲜明的舆论倾向王韬张季鸾坚持经济独立，议政不参政，坚守民间立场，具有独立报格。
改造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
改造 时期 《 大 公报 》 的新 闻与 言论
江 卫 东
（ 重庆三峡 学院传 媒 学 院，重庆 ４ ０ ４ ０ ２ ０ ）
摘 要 ：改造时期 大公报》的性质从 民营综合报逐步向专业财经党报转型，虽然还是
“ 非 党报纸 ” ，但 民报 色彩 淡化 ，党报 色彩增 强 ，但 又没有 实现 完全 转型 ，表现 出新 旧杂 陈、 步履蹒 跚 、进 退 失据 等 过渡性 特点 。在新 闻报 道 方 面表 现为 紧跟政 治形 势 、致 力 宣传使 命 ，但
广州驻 有特派 记者 ，在 沪宁 、沪杭 线 的若干地 点有特 约记 者 ，另聘请 通讯 员 ３ ０ ０余人 ”【 ２ ｊ ３ ４ 。 。 北迁转 型搞 “ 财 经宣传 ” 和 “ 国际宣传 ”以后 ， 新 闻报道 专业 化特色 逐渐 明显 。这 一阶段 《 大 公报 》新 闻报 道在 如下 几个方 面做得 比较好 ： “ 抗美 援朝 ”的报道 。素 有爱 国传 统 的 《 大 公报 》在 “ 美 帝打 到鸭绿 江边 ”之 际， 民族
中图分类 号 ：Ｇ ２ １ ６
文献标 识码 ：Ａ
文章 编号 ：１ ０ ０ ９ — ８ １ ３ ５（ ２ ０ １ ７ ） ０ ６ — ０ ０ ４ ５ — ０ ８
既往研 究指 出，新 中国建立后 《 大 公报 》从 民营综合报 到专 业党报 的变迁 ，是 逐步脱 胎 换骨 以求 “ 新生 ”的历史 ，从动态 视角观 照可 划分 为宣布 “ 新生 ”后 、不 断改造 中、脱胎 换 骨 时三个 渐变 阶段…。第 一阶段 《 大 公报 》的新 闻与言 论 ，已有 了 比较深入 的探 讨与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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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 ６ ． ２ ０ １ ７
民初《大公报》“教育立国”言论初探
义” ６。严 复考 虑到 国民素 质 的优 劣 与 民族 盛 衰 Ｉ
和 国 家 兴 亡 的 关 系 后 ， 出 ：是 以 今 日要 政 ， 于 指 “ 统
三端 ： 日鼓 民 力 ， 日 开 民智 ， 日新 民德 。 】 一 二 三 ＿， ８’ 强调救 国之 道 在 人 不 在物 ， “ ” 一 端 则 是 通 其 智 之 过教 育而 获 得 。从 早 期 维 新 派 到 戊 戌 维 新 派 ， 都
的救 国而 已 。 与洋 务派 相 比， 福 成 、 韬 、 观 应 等人 为 薛 王 郑 代 表 的早 期 维 新 派 对 上 述 问 题 的认 识 则 更 加 深 刻， 他们疾 呼废 除科 举 制度 ， 习 西方 先进 的文 化 学 教 育制度 ， 以使 “ 国 之学 术 技艺 大 兴 于 中土 ”４。 西 ｌ ］ 郑 观应 说 ： 学 校 者 ， 才 所 由 出 ； 才 者 ， “ 人 人 国势 所 由强 ； 泰西 之 强 ， 于 学 ， 强 于 人 也 。 １ 早 期 故 强 非 ， ５’ 维 新派 不仅 从 军 事 、 济 上 寻找 中 国文 化 落 后 的 经 原 因 ， 且 试 图从 文 化 落 后 ， 民 素 质 低 下 的 角 而 国 度， 强调 发 展 教 育 ， 养 人 才 的重 要 性 ， 有 比较 培 具 明显 的教育 救 国倾 向 。
四不,不发表意见不表态
四不,不发表意见不表态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也称为“四不主义”。
具体含义：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四不方针”宣告了《大公报》的独立报纸地位，是独立自由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还具有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上的意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可成为新闻基本职业道德建设的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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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的言论精神
摘要：《大公报》的成就与其言论自由息息相关。
其一，公正公立。
按照其创刊时英敛之先生的思想，以“四不方针”为准，《大公报》无畏权贵，保持
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公正公立。
其二，敢言善言。
几代报人兢兢业业，有着“公、诚、忠、勇”的品质，不怕失败，不畏强权，不媚时尚，对政府予以监督批评帮助，对大众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
正文：
自《大公报》创刊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光阴。
在这一百年间，数不计数的大小报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大公报》却能在浮浮沉沉中愈行愈远，这与其言论精神息息相关。
《大公报》言论精神之一：公正公立。
早在1902年英敛之创刊之际，将此刊以“公”命名即奠定了这百年大报的言论基础。
英敛之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希望《大公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强调“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
1926年，新记阶段的《大公报》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指《大公报》完全保持政治独立，不会依附，屈膝于任何一个政党，完全以一个自由公民的方式发表言论；“不卖”指“不以言论做交易”，保持其经济的独立性，不会因为金钱诱惑而丧失言论的自主性，这也是“四不方针”的基础；“不私”强调《大公报》的公共性，为大众服务，做“一切人的喉舌”；“不盲”强调要在报道中保持理性与公正，独立思考，不被一时的潮流所趋冲昏头脑。
在黑暗复杂的年代，在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相继遇害不久，《大公报》提出“四不”承诺，让读者了解到“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可以说是当时民族报业的一抹亮色。
事实证明，《大公报》也的确做到了这样的承诺。
例如当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曾经强迫国统区各类媒体成共产党为“兵匪”，只有《大公报》抗命，坚持称其为“中共”或者“共党”，它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但不承认其为“兵匪”。
虽然不赞成当年苏俄的激进主义，但是《大公报》是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进行实地了解的媒体，向中国大众客观的介绍苏联的建设情况。
虽然《大公报》有着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影子，致使其有一定成分的“拥蒋”，但是当国民党有过失有疏忽的时候，《大公报》也会毫不犹豫的站出来批评政府，
为大众争取利益。
《大公报》言论精神之二：敢言善言。
1941年初，张季鸾总结了办报成功的秘诀：“曰忠曰勇”，即办报人应具备“公”“诚”“忠”“勇”。
这思想报人品质要求无疑为《大公报》的敢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实这思想与之前“四不方针”如出一辙，“公”指报纸不为私用不谋私利；“诚”是指致意要诚, 即报纸须以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发表诚心为国的言论；“忠”强调忠于自我的见解，不盲从；“勇”指要勇于发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不畏强权，不媚时尚”，就像张季鸾所言“报纸失败有两种可能: 一为与政府或当地官厅冲突结果而失败, 一为与社会空气冲突致销路失落而失败。
以本报为例, 自十五年开始经营, 时时准备此两种失败”无畏失败，所以更加敢言！不怕与政府冲突，例如1933年《大公报》在元旦社论上对坚持不抵抗，误战误国的当政的国民党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吾人之责问中央当局，是如何抗战？其他各方当局是如何接济？”“只责问中央当局，究竟贪官污吏办了几人？私人亲戚换了几个？苛税恶捐裁了几种？地方土匪肃清了几处？”。
不怕与社会空气冲突，例如民国二十年，天津事变起，社会各界对日本的态度都变得十分强硬，开战的论调在各种媒体间接连发布，然而张季鸾跟其他几位经过一晚上的仔细考量，斟酌国家利益，认为关于战争的准备还十分不够，不应人云亦云的轻言开战。
于是《大公报》冒着毁掉事业的危险依然保持者当初在日租界的言论，致使许多热血青年异常愤怒，甚至有学生在报社后门扔掷炸弹。
面对这种状况，张先生依然很坚定“我们只知道有国家民族的真正利益，不知道有报馆的利害，纵然因此毁了事业，也是我毁我成，心安理得，我们不能但求多卖报而媚世取宠”。
独立敢言，《大公报》真是发挥到了极致，这是真正的办报人的精神。
《大公报》不但“敢言”，而且“善言”。
其在复杂的时局面前能够独具慧眼，看透本质，提出不同的见解，不畏批评当权，更能积极向政府提议，将舆论监督与舆论导向切合的刚刚好。
这一方面在在四十年代以后的“小骂大帮忙”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大公报》看来，批评只是手段，帮忙才是目的。
报纸是舆论引导的很大的一方面，《大公报》向来以国家利益为先，以敢言著名，但若是批评时为难，帮忙也会言不应心，所以《大公报》一直秉承小批评，大帮忙的思想来维系着大众，媒体，政府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当年《大公报》对皖南事件的报道，既符合了国民党的要求，又通篇没有一个类似“叛党”“乱军”之类的字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党的矛盾。
不过“小骂大帮忙”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大公报》的阶级局限性，它虽然对国民党政府的不良现象予以批评，但仍然将希望放在国民党身上，希望执政当局能够给中国一个光明的未来。
言而总之，无论是公平还是敢言，都是追求的言论自由的结果。
“报纸地位
宜为一切人之喉舌，管民各方，孰有怨抑，皆得自由表现于报纸。
”《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就积极追求其言论自由，这点在那些报人的思想、方针上都能深切的体会到。
也正是这些自由的言论，这些有良心有志向的坚定的报人，使得《大公报》历久不衰。
一百多年了，希望《大公报》愈走愈远。
参考文献：
方汉奇等主编：《<大公报>百年史》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宝华：《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傅国涌：《百年回首<大公报>》
张丽萍：《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证”到“新闻专业主义”》
李桂生：《中国近代化浪潮下的<大公报>》
刘磊：《浅记新记<大公报>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发展流变》
吴廷俊：《<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