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的成因和对策(一)

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的成因和对策(一)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明显好于预期，也好于去年。工业、投资、出口三大指标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大大超过了人们年初的预料，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增长的回升。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6％，二季度则提高到8％，三季度估计接近8％，四季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落，但全年经济增长好于去年已成定局。估计今年GDP增长率将达到7．6％左右。目前学者们对今年短期经济运行趋势的判断已形成了共识，但对宏观经济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却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些体现在：对今年经济回升的性质判断，目前是否存在通货紧缩以及产生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缘何经济回升而物价水平却继续回落，即产生“缩长”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对今年宏观经济的总体判断是：经济回升主要是受短期利好因素的刺激，真正反映内在增长的因素如消费、物价则呈现相反的走势，表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物价持续走低与消费增长的回落有直接关系。通货紧缩是一种内在的长期性趋势，是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矛盾的综合体现。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以反通缩为主要目标，在制订具体措施上要实现两个重点：一是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要进一步放松金融政策，并努力将它们与扩大就业、刺激消费结合起来；二是要加快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深化以金融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各项改革，以求“治本”。

一、今年经济回升的性质仅是又一次反弹

对今年上半年经济回升的性质，基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回升基本是自主性的、内在的，经济增长正在反转或不久的将来会反转；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回升从性质来讲又是一次反弹而非反转，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是靠短期政策的作用和外部环境的改善。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今年的内需增长强劲，而且是自主性的增长：一是居民消费继续快速增长；二是内生性增长的重要证据之一是，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明显加快；三是新的消费热点正在形成，且近几年消费结构升级明显。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年的经济回升仅有“两好”，没有达到“三好”。“两好”是指好于预期，好于去年，但没有做到“第三好”，即离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如果扣除短期政策因素的影响，这种差距更大。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消费增幅回落(尤其是农村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等，是经济存在内生性紧缩趋势的反映，这些都是内在增长因素，当前它们基本都处于欲振乏力的状态。这些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消费不足，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费不足又是由于就业严重不足。产生消费不足的原因，除了大家讲的就业压力增大、物价持续下降、消费环境不佳等因素外，这里有两个不被大家重视的因素需要强调：一是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问题，特别是与发达地区的消费潜力和GDP增长形势相比，发达地区消费增长明显偏慢。对消费率偏低的问题需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消费率低是由于投资率高，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不高，近期最明显的是反映为城市建设成本过高(这实际也反映了城市化的成本过高，如城市交通结构不合理，以及城市建筑、道路设计粗糙导致频繁改建、翻修等)，使得GDP的一部分本来应该用于消费的却无法用于消费；另一方面，新兴消费热点(如住房、汽车等)由于价格长期偏高以及其他政策性限制而难以加快形成，使得消费结构升级不顺利。一些数据显示不仅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消费不足，而且是越发达的地区越是消费不足。发达地区消费不足，使得国内消费市场规模扩大受到限制，使主要为国内需求生产的中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变窄，东部地区投资率过高也产生了明显“挤出效应”；同样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消费不足，也大大限制了东部地区生产能力的发挥，并强迫其不得不依赖于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外部市场。二是近几年来，公共物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购买能力。如教育、医疗作为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价格每年都呈两位数增长，导致居民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大幅攀升，从而不得不相对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

二、通货紧缩是一种需要高度重视的长期趋势

一些学者从货币供应增长来判断当前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在我国当前情况下，货币指标存在较多的“扰动因素”，特别是用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大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来判定货币供应是否充足，是不恰当的。判断通货紧缩最重要的依据是物价是否出现持续性下降，而且持续时间超过2个季度。从这一标准来看，目前的确存在通货紧缩问题。居民消费价格自2001年9月份开始下降，已持续下降近一年，今年一季度GDP增长7．6％，二季度则上升为8％，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呈相反的走势，一季度平均下降0．6％，二季度平均下降1．1％，7月和8月份各项宏观经济指数仍然较为强劲，但物价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抑制，分别为—0．9％和—0．7％。同期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降幅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如果再从零售价格指数看，情况更是如此。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自1997年10月开始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以来，通货紧缩一直存在，只是受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善的影响，一段时间(如2000—2001年上半年)被暂时掩盖了或被部分抑制了。

有一点需要强调，通货紧缩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或萧条，我国的通货紧缩实际上反映为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降或持续调整，这就是所谓的“缩长”现象(经济适度快速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在中长期结构调整和体制慢变的过程中，货币增长以及利率政策本身与物价走势的关系趋弱。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或者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因此，从货币供应增长率来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

除了价格持续下降作为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外，还有一些指标可以印证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即(1)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否长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2)社会上的有效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3)是否存在持续性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以上三者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都能证明我国当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实际自1997年后一直存在着)。

首先，近几年来，我国的确存在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持续地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对潜在增长率尽管难以给出准确的量化指标，但多数学者都承认每年“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长肯定大大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一般估计，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为9—10％。经济增长持续地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必然导致，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靠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强有力支撑。面对中长期结构大调整的形势，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型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我国主要体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避免通货紧缩转化为长期的萧条(包括抑制周期性衰退)。因此，经济增长的“缩长”组合是积极的宏观政策与经济结构中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2002年以来出现的经济回升而物价却持续下降的矛盾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当前经济增长回升不是内生性的，主要是靠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和世界经济开始复苏这些外部因素所推动；二是说明经济回升的力度不够大，不足以阻止价格的内在下降趋势。我们还可以回过头来看看2000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当年价格的温和回升的确是基础不牢，回升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前两年的物价的“超跌”，价格的回升是对“超跌”的纠正；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内需和外需均表现出强劲的回升态势，且季度GDP持续三个季度高于8％。

这里不妨做出这样的经验判断：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季度GDP增长不能连续三个季度超过8％，物价必然呈现负增长。2000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均超过了8％，随后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今年也难以出现这一情况。今年经济增长回升力度明显不及2000年，只是比我们估计的要好，比去年下半年要好，但不是实质性的转好，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摆脱调整型增长趋势。

其次，近几年来，有效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相当明显，且去年以来随着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部分与入世有关)，使劳动力和资金资源闲置问题相当突出。先看看就业情况，去年以来，社会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现实矛盾。“九五”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呈不断减少趋势，而农村非农就业总规模则出现了绝对减少，特别是去年以来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就业不足必然带来需求不足(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