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军事变革与士阶层的关系

第25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11月 Vol. 25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3

────────── 收稿日期：2003-03-04

作者简介：张蕾蕾（1978-），女，安徽安庆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硕士研究生。 - 64 -

✧历史学研究✧

清末新政军事变革与士阶层的关系

张蕾蕾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清末新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近代社会的士绅以其独特的见识和目力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推动新政前进，使新政全面打开中国的现代化闸门；另一方面，新政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军事变革以其历史的前卫性对士阶层的命运起了主宰作用，士阶层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趋势。

关键词：士绅；新政；新军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3）06-0064-04

从甲午之战到庚子之变，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一方面，《辛丑条约》的签订在中国最终确立了半殖民地制度，将民族危机再一次推向顶峰，由此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另一方面，外国的武力制服最终摧毁了传统的民族心理防线，沉重地打击了人们的传统意识，因此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

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以军事为主线，防卫型近代化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先是引进坚船利炮，继而编练西化的新军，清廷“师夷之长技”的军事举措愈益激进，但这种蕴涵近代西方文化的新生事物，却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殊难契合。近代军事变革浪潮冲破了千年古老王国的停滞状态，也为近代军人角色的凸现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由此产生的文化差距和政治离异更是朝廷始料未及的结果。

读书人往往站在社会的最前列，是社会变动敏锐的先知先觉者。士阶层既是其主体，其本身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本属于传统的封建社会，然而作为掌握知识具有理性精神的有强烈爱国心的读书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物与自上而下的变革——清末新政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本文拟用历史的分析方法从军事变革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具体阐述。

一

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概念

古已有之，《诗经·大雅·甫田》有“今适南田，或耕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之句，其中“髦”指俊士秀民。古代四民，士农工商，士出于农，而工商不虞焉。管仲所谓“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1]“士”之概念既可指居官有职位的人，也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2]在科举制度确立后，士人的数目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阶层，成为封建皇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同时，他们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体现者，标志他们身份的是封建功名，而他们也正是凭借功名而获得了独特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经历了庚子动乱的中国衰弱至极，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人人思变，人人言变。清廷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从1901年开始了历时10年的新政，企图以变革挽回人心，挽救危局。清末新政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当时的中国为各方面所瞩目，士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依据新政的历史进程对此作具体探讨。

如前所述，功名身份是士之所以成为士的标志，那么依据此标准，当时士阶层上层主要由三大集团构成：一是镇压过戊戌维新固守旧法的顽固派，这一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慈禧；二是后期洋务派，以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三是改良派，以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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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寿潜等人为代表。

面对危急的时局，统治阶级中的后期洋务派更清醒地看到变革的紧迫性。早在西太后颁布“预约变法”上谕之前，刘坤一就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指出“新政势在必行”。[3]张之洞也明确表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法一策”。[4]当西太后饱尝了西逃的颠沛流离之后，于1901年1月29日颁布了“预约变法”上谕，这无疑给主张变法的人们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刘、张二人往返电商，策划变法方案，以张謇、沈曾植、汤寿潜为代表的改良派更是积极地出谋策划。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就是张、刘参考他们的意见而提出的。

“江楚会奏三疏”的特点是把着重点放在人的因素上，强调推行现代化计划需要富于实干精神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后期洋务派主张立国之道在于治、富、强，即从政治、法律和道德方面整饬政府的同时进行新式的振军运动。具体而言，是设立文武学堂、奖励游学、酌改文科、停罢武科等等。这些建议大多被清政府所采用。到清灭亡清廷共训练出以新式武器装备、实行新式编制的军队十四镇和十八混成协（旅）、又四标及禁卫军一镇，约17万人左右。[5]因此，中国在20世纪初进行的这场新式的振军运动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在王朝自救意识的主导下，在后期洋务派官员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进行的。

士进则为官，退则为绅。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的改良派位于士绅的上层，他们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取得了一定的职位，从而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策划和推动作用。而相对势力较弱的低级士绅只得寻求新的进取途径，结果大部分士绅向社会下层流动，如投笔从戎，充任士兵等等，1905年《大公报》报道：“深州举人胡某率本州举人七名，廪生三十名，呈请练兵处五大臣，恳请分发各镇充当兵勇，以为中国文人秀士之倡。”[6]在清末新军兵营中，以举人秀才身份当兵效力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7](P461)

随着低级士绅渐渐涌入军界，有两类没有功名的读书人也弃文从武投效军营。一类是受过传统教育而在科举制废除后无法取得功名的读书人。自1898年废八股，1903年废科举后，他们失去了旧日安身立命的途径，只有另谋出路，或出洋留学，或转入国内新式学堂。那些既无法到外国留学，也进不起国内新式学堂的青年便弃文从军或投考军事学堂。另一类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其中不少人富有爱国之心。他们把军事训练看作振兴中华的前提。

日俄战争的结束和科举制度的废止几乎同时发

生，此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学业，投身军队。[8]士绅进入军界，使军人总体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为新政军事变革的全面实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作为正规军队的补充，绅商在积极赞同政府倡导的振兴武备事业的同时也组织了地方商团。商团军事训练通常仿效日本军队的方式，夹杂着德军的色彩。负责军训的教官多为毕业于日本军事预备学堂或正式军事院校的中国留学生。

但是，士绅和绅商对重振军备的支持是有限的。因为编练新军是省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开销最大的项目。士绅们虽然理解中央政府发展武装力量以应付外来挑战的做法，并且支持提高军人地位的政策，但是，在财政问题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们担心因此加重人民负担，激发民众抗税运动而不得不抑制军事力量的增长。

从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出，在新式振军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多是具有封建功名、正统出身的官绅们，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时代造成的。

二

历史从来不是单向的。

沿袭西法编练新军，堪称中国近代军事领域内的一场深刻革命。但是，由于清政府缺乏有效调控改革的政治能力和社会资源，致使激进的军事改革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积极参与军事变革的士绅尽其所能地推动新政，同时新政也对士阶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兵役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千百年来兵与民的社会阻隔，西化的新军不再是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另类群体，而是国民仿效的社会楷模。从“好男不当兵”到“国民俱是兵”的观念转变，使“无兵文化”的传统社会遭遇严峻挑战，近代军人强势进取与传统士人政治边缘化更呈强烈反差。近代军人借改革之势入主社会，必然引发社会领导角色的转换和四民结构解体，进而危及传统的社会政治架构和政治运作方式。主导改革的清政府理当意识到改变“祖宗成法”、更替社会主干带来的“后遗症”，但在防卫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由近代军人担当社会领导角色却是清廷无可奈何的选择。

从甲午战败到庚子事变，国际上西方诸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肆意扩张侵略，国内清政府的腐朽专制刺激着当时正在成长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使他们觉悟到“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的时代”[9]，是“帝国主义最发达的时代”[10]，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