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山东汉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来山东汉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短短的五六年间,山东地区的汉代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其特点是,为了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发掘工作多,而重大发现也大多与此有关。

这些发现主要集中于各条高速公路附近及大型工程项目周围,在地域分布上显得相对集中。

从发现对象来看,遗址类较少而墓葬类较多。

现根据已公开发表的材料,就山东省近年来汉代考古的主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分述如下,供学界参考。

山东汉代郡国城址的调查与研究以往注意较少,近年来取得一些突破。

勘探与发掘表明,这些城址多为早期城址的延续。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章丘东平陵城和费县的两处城址。

章丘东平陵城保存较好,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做过多次调查工作,先后采集到不少有价值的遗物,大体了解到城内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等的相对位置。

为了较深入地了解东平陵城的情况,2001年对其进行了一次普探和南北城墙的解剖,取得了重要成果。

东平陵城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这次勘探130万平方米,发现城门、排水道口、道路、冶铁、宫殿区等遗址的线索。

解剖结果显示,城墙建造过程可分为7期,其中1、2期城墙约属于战国时期,其余各期应属于汉代。

郑同修、胡常春还对东平陵城的一些新发现进行了初步分析和研究,指出了该城址在汉代郡国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3] 。

费县防城遗址的第四期为秦汉时期的城墙,在防城南发现大片汉代遗址,应是一处重要的汉代城址,整个城址的面积估计约有50万平方米。

除确定了汉代的城墙外,还发现有较丰富的汉代文化层堆积,出土大量砖、瓦等,以往的考古调查中还曾采集到西汉时期的铜三足提梁壶、莽币“一刀平五千”等。

发掘者认为,该城址应当是文献中所记载的汉代华县县城所在地。

费县故城的岭子顶部城墙与南、东、本城墙组成周代城圈,北城墙与其他三侧组成汉代城圈。

在故城区的西部发现古代道路2条,及边沟护坡等,年代可至东汉。

在南部发现少量灰坑及窖穴,并出土陶器生活用品,时期属春秋晚期到汉代。

北部则发现大量建筑用瓦及空心砖等,应为建筑分布密集区。

与汉代城址和聚落相关的发现还有以下几处。

2001到2005年济南老城区内进行了大小5次发掘,其中在高都司巷、旧军门巷、按察司街、运署街等遗址中均发现一些汉代地层和遗物,特别是在后两处遗址中发现的陶范、铁器和炼渣等汉代冶铁遗存,是冶铁考古的重要发现。

通过这几次发掘,证明济南市老城区(明城墙及护城河以内的地区)从商代晚期开始即有先民居住生活,以后历代一直延续至今。

济南无论是作为郡县州府,其中心城区一致未有大的变动,从几次的发掘可大致看出这座古城历代的功能分区等情况。

两城镇一带进行的拉网式普查,在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大汶口文化到汉代的遗址和文物分布点近1000处,极大地丰富了对两城镇地区各个时期的聚落结构及其变迁的认识。

这种调查与研究方法不仅对于史前时期聚落布局的了解有好处,而且对于认识特定区域内聚落形态的演变规律也有一定的作用,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值得效法与推广。

龙口市埠下王家汉代遗址的试掘成果应引起重视。

发掘者在一条面积为50平方米的探沟内出土了大量白陶器,器形有瓮、钵、罐等,其中的白陶小罐数量很多,为其他地区所少见。

尤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两处陶窑和制陶遗存,其中的灰坑H1,底部残存白膏泥,应是制作陶器的原料。

这里既有制作陶器的场地, 又有烧制陶器的窑炉,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处专门炼制白陶的窑址,这在山东地区还是首见。

此外,临沂朱家斜坊、临沂化沂庄、五莲董家营等地发现的汉代房基和灰坑等遗迹,对于了解汉代山东地区的聚落也有所帮助。

墓葬的考古发掘主要是为了配合了基本建设工程而开展的,其中几座诸侯王墓的发现比较引人注目。

章丘洛庄汉墓虽然只发掘了36座陪葬坑,但因出土遗物数量巨大且制作精致,而入选
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刘庆柱、白云翔就洛庄汉墓的发现及学术意义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洛庄汉墓的发现对于推动汉代诸侯王陵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崔大庸对9号坑出土的当卢进行初步探讨,乔梁也对9号出土的多件马饰进行较集中的讨论,认为其有浓厚的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说明早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我国内陆地区就通过北方草原之路同西方发生着联系。

崔大庸还对9号坑出土的纯金马饰从风格、来源、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郭物也着重从艺术主题、艺术风格、制作技术特点和时代背景几个方面对这批重要的出土文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认为金质格里芬头节约等文物的艺术主题,表现了秦汉文化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以及汉代早期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密切复杂的关系。

王子初、王清雷对洛庄14号出土的乐器进行较全面介绍,并就其重要性和学术价值作了阐述。

章丘危山汉墓共发现两座陪葬坑、10座墓葬和3座陶窑。

陪葬坑内埋藏着总计约200余件排列整齐的彩绘陶兵马俑和陶车、侍女俑等。

三座陶窑位于危山半山腰,从出土的大量车马俑的残片及少量陶模具看,这是一处就地为该陵区烧制陪葬品的窑址。

发掘者判断,危山应是一处有规模布局的陵区,其墓主极有可能就是西汉济南国国王刘辟光。

济南腊山汉墓,平面呈曲尺形,由墓道和墓室组成。

墓室形制较为特殊,大致分为前庭、前室和后室三大部分。

前室发现三个木构椁箱,并在南椁箱发现大量陶器、在南北椁箱间发现两条殉狗;后室为高起的棺床,发现有铜权、瑟轸、车、带钩、漆杯把手、封泥、玛瑙和水晶印章等。

其中封泥内容为“夫人私府”,印章文为“傅女恶”和“妾女恶”。

从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等观察,该墓应为西汉早期的一座列侯夫人墓。

长清大觉寺2号墓,是一座大型砖石结构墓。

整个墓葬的建筑方法似为先挖一大坑,在坑底开始砌筑墓室,然后周围先用夯土填实,最后起封土堆。

墓室由墓道、前室、东西耳室、中室和后室组成。

该墓多次被盗,所见出土物多为陶器,人骨散乱。

比较重要的发现主要是玉衣残片和猪形手握,此外还有玉璧和个别鎏金铜饰件、石砚等。

共出土玉衣片1000余件,个别玉片的孔内残留有铜丝,从其中的两套玉片“鞋底”和6件玉手握看,墓室内至少合葬有2-3人。

从墓葬规模及出土物综合分析,该墓为东汉时期,墓主应属侯一级人物。

大觉寺一带早年曾出土过大型石马,且该地属东汉济北国辖区,附近还有西汉济北国王陵, 因此大觉寺2号墓一带当属东汉济北国王侯族葬区。

苍山县兰陵镇金山村西南金山东坡上发掘了一座大型汉墓,该墓为凿山为陵的大型墓葬,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

地上主要是石结构的建筑基址及相关遗迹,如墓上建筑、房前活动场地、石砌围墙等;地下部分由墓道、甬道、主墓室等组成。

其整体布局和形制较为特殊,在汉代大型墓葬中属少见之例。

该墓虽早年被盗,但仍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遗物,有陶猪、猪圈、板瓦、瓦当、铜镜、车马明器、漆耳杯、木俑、乐器构件,以及玉璜、玉塞等。

由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观察,其时代应为西汉晚期。

该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鲁南地区汉代墓葬形制及其埋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对汉代诸侯王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题研究方面。

王永坡讨论了双乳山汉墓出土的五铢钱及金饼等问题,特别是其对双乳山汉墓出土的金饼上文字的考证与研究很有见地。

另外,2004年在章丘召开的“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不少新发现和成果。

其中关于山东地区汉代诸侯王墓的研究成果多篇,主要有崔大庸的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磬刻铭初探、张启龙的山东地区汉代诸侯王墓略论、田立振解华英的试论济宁地区的两汉诸侯王墓、宁荫棠的洛庄汉墓墓主考辨、张从军的危山兵马俑时代与归属猜想等。

汉代中小型墓葬的发现较多,在分布上较为集中,以下按地区分别介绍之。

济南地区近些来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南水北调、济荷高速公路、章丘电厂等基建项目而开展的,其中以长清地区较为集中。

长清四街墓地分布着大量两汉墓葬,整个岗地成片埋葬,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分石椁墓和砖椁墓两种。

出土遗物丰富,组合为陶鼎、壶、罐、盒、盘、耳杯、案、樽等,许多带有彩绘。

归德镇前夏村发现50多座两汉时期的墓葬,形制大体可分为竖穴土
坑墓、石椁墓、砖椁墓、砖室墓及砖、石结构的画像石墓等。

金村墓地绝大多数为西汉早期墓,其中多数为夫妻合葬的石椁墓,出土各类文物100余件。

出土的陶罐及陶钵的腹部大都有刻文,如“土里”、“土里程”等。

此外,山东大学新校发现东汉砖室墓一座,济南市闵子骞祠进行维修时发现了东汉砖室墓一座。

章丘电厂墓地共发掘汉晋墓8座,均为带斜坡式墓道的中型砖室墓,布局有规律。

济宁地区发现的大型墓地主要有两处。

曲阜市柴峪汉代墓地,共发掘汉代墓葬260余座,多为西汉中晚期墓葬。

墓葬依山修建,多为长方形竖穴墓,多为单人葬,有的为双人或三人同穴。

随葬器物共发现陶器、铜器、玉器等1000余件。

兖州徐家营墓地共清理汉代墓葬近350座。

形制分为土坑墓、石椁墓、砖椁墓、瓮棺葬四类,出土陶、铜、玉、漆器等随葬品近千件,时代当为西汉至东汉早期。

其他小规模的发现还有曲阜防山墓群7号西汉墓的发掘,发现了多件鎏金铜器和金箔残片等。

汶上杨街汉代墓地发掘的5座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晚期。

临沂地区发现了一批有明显家族墓地性质的大型墓葬区,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平地埋葬的中小型墓葬,另一类是在大型封土堆下埋葬多座墓葬。

前者的代表是费县西毕城墓葬群,共发掘战国到汉代的1700座墓葬,无一被盗,实属难得。

墓葬均属中小型墓,共出土种类随葬品5000余件,其中仅铜镜就出土180余面,且保存非常好。

出土的近百件玉器玉质精美,是近些年来山东地区发现的汉代玉器中的精品。

这些墓葬分片成组排列,极有规律。

从出土的20余枚印章来看,不同组片的墓葬姓氏有别,应分属不同的家族。

另一处较大型的墓葬群是费县毕城村发掘墓葬72座,墓地分为南北两个墓区,时代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晚期。

有封土堆的墓葬主要集中于沂南县。

董家岭墓封土堆面积约400余平方米,其下共有墓葬5座,排列有一定的规律。

宋家哨汉代墓地共发现墓葬5座,均覆盖于面积约450平方米的封土之下。

侯家宅汉代墓地在一较大型封土堆下发现大小不同的墓葬21座,自西向东有规律地排列,出土各类文物40余件。

以上三处墓地具有共同的特点,应为典型的汉代家族墓地。

枣庄渴口汉墓群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的一批墓葬,共清理126座,出土各类文物达4896件。

墓葬形制可分为木棺墓、木棺和石棺墓、石棺墓、石室墓四大类。

这批墓葬大致可分早、中、晚三期。

其中早期相当于西汉时期,中期相当于新莽时期,晚期属于东汉时期。

该墓地应属一处家族墓地,延续时期近200 年,其与附近的孟壤城应有密切关系。

滕州朱洼汉代墓地共清理墓葬69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各类文物100多件。

据初步分析,这批墓葬属于一处家族墓地,其时代大致处在西汉中晚期,个别墓葬可能早到西汉早期。

郯城大官庄墓地发掘墓葬40余座,其中包括10余座夫妻并穴双室墓,时代应为西汉中晚期到东汉。

日照地区汉代考古有突破性的进展,获得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日照海曲汉代墓地,共发掘90座中小型墓,分为四个区域,其中1、2、3区墓葬各有高大的封土,呈三角形分布。

每座封土之中都包含数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三个较大封土之中共有84座墓葬。

墓地从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延续约400年。

一号墓封土的规模最大,面积约2000平方米,封土内墓葬的规格最高,保存最好。

绝大部分墓葬葬具为一棺一椁,也有一棺重椁、一椁重棺、一椁双棺的。

墓葬中盛行设置器物箱,一般设置头箱、脚箱或边箱,出土物多置于其间。

出土铜、陶、漆、木、玉、铁、角器等各类文物1200件,其中500余件漆木器和丝织品是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不仅数量多且是山东目前保存最好的实物,是研究汉代漆器制造业和纺织手工业的工艺水平的极为重要的的实物资料。

该墓地独特的埋葬方法和大量罕见的丝绸、漆器的出土,使学术界对山东地区汉代考古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五莲县西楼汉代墓地共发现墓葬8座,其中3座墓覆盖于同一封土下,其中1座为合葬墓。

青岛平度界山汉墓共发掘3座,其中1号墓较为完整。

形制为岩坑竖穴,面积20余平方米。

出土文物有铜鼎、铜壶、铜钵、盆、熏炉、行灯、镜刷、瑟枘及漆器、铁壶、铁釜等。

尤为令人关注的是,在棺内发现铜镜19件
和多件玉器。

其中多件铜器上有刻铭,如在壶上刻有“平望子家锺容十升”,在盆的口沿下刻有“君孺容三斗重七斤二两”及“君孺”的铭文。

从铜器铭文和出土物有较多件鎏金器等可以看出,墓主生前的身份是较高的。

3号墓发现器物20余件和五铢钱30枚,在一件残铜洗残片上发现有“□□孺容二石重廿七斤”的铭文。

另在出土的漆器残片底部还发现“子莱”、“平度□□”等字样。

发掘者根据出土铭文及文献记载,初步推测该墓地可能与西汉时期的平度侯和平望侯有些关系。

胶南一带发现有大型封土堆的墓葬群也较明显的地方特点。

河头汉代墓葬,在面积31×26米的大封土堆下面埋葬有两座中型墓葬(M2、M4)及一车马明器陪葬坑(M3)。

尤其是M4及马车明器坑保存的较为完好。

丁家皂户村西发掘一处有封土堆的墓葬,封土面积长宽在20米左右。

在封土堆下埋葬有四座墓葬,时代应为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

纪家店子也发现在3个封土下埋葬有6座墓葬的现象。

胶州赵家庄墓地共发现7座封土,清理墓葬73座,出土瓷、陶、铜、玉、漆木器等珍贵文物约350件。

7座封土构筑方式和形成过程大致分两种类型,每座封土可能就是一个家族墓地。

墓地西北约4公里处为汉代祓国故城,推测墓地和该故城有一定的关系。

胶东地区也发现有同一封土堆下埋葬多座墓葬的现象,如莱州市朱汉墓地,共发掘汉代墓葬300余座。

其中俑坑的发掘当引起重视,俑分骑马俑、跪俑、立俑等类,跪俑、立俑多位于木车上。

烟台市莱山区南沙子、望杆墩、西轸格庄和侯家等地所发现的东汉时期古墓,共清理10余座。

其中南沙子1号墓规模最大,发现阳线龟形纹、重三角形、网格相间的花纹、阳线穿璧纹、阳线龙拉车花纹等模制的不同形状的砖。

潍坊后埠下墓地共发掘墓葬108座,其中绝大多数为汉代的墓葬。

这次发现墓葬形制繁多,特别是大量弧壁单砖室墓的发现,在山东地区汉代墓地中极为少见,应为本地区的特点。

阳信县李屋发现汉代墓葬20余座,有砖室墓和“积陶”墓,后者较有特点。

从以上所介绍的汉墓发现情况来看,各地区在埋葬习俗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别。

特别是东部地区在一个封土堆下面埋葬有众多墓葬的葬俗,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类墓葬的起源、分布和延续时间以及是否与南方地区土墩墓的关系问题等,均应作深入的探讨。

综合研究方面,郑同修、杨爱国积数年之力合著的《山东汉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一文,分为山东汉代墓葬陶器出土概况、陶器的基本形制及演变、陶器分期和年代推断、山东汉墓陶器的区域特征、山东汉墓陶器与周边地区汉墓陶器的关系等几大部分,系统梳理了山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器,提出了山东汉墓陶器可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东汉前期、东西后期6个阶段的分期方案,各段之间的陶器组合方式及造型特征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此文对推动山东汉墓乃至汉代考古的综合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004年在章丘召开的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检验山东地区汉代考古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不少学者提交很有价值的论文,较有代表性的有:杨爱国的汉代的预作寿藏、韩国金秉骏的汉代墓葬与县城的位置关系(以山东地区为中心)、党浩的胶东地区汉墓的特征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马良民的西汉镜铭中的史影、李曰训的试论山东出土的汉代铜镜、郭物的洛庄汉墓9号坑所出部分马具及其相关问题、何洪源的济南无影山汉墓“鸠形陶鸟”考析、李晓峰、杨冬梅的济南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齐国封泥考、郑君雷的汉代东南沿海与辽东半岛和西北朝鲜海路交流的几个考古学例证、韩国李成九的秦汉时期泰山观的变化(关于秦始皇刻石和《淮南子》中泰山记事的比较分析)、日本深泽芳树的关于日本列岛弥生文化中的大陆文化影响的多重性、李慧竹、王青的关于汉代中国内地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几个问题、房道国由考古发现看汉代山东地区的农业等。

平阴孟庄画像石墓是继沂南北寨村、安丘董家庄等画像石墓之后,山东地区发现的又一座大型东汉画像石墓,尤其是立柱上的人物图像为研究当时的风俗习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栖霞和济阳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扩大了山东汉代画像石的分布范围。

微山县微山岛汉代家族墓地历年来常有西汉画像石椁出土,近年续有发现,其中的吐酒
图在山东地区是首次发现。

枣庄渴口汉代墓地是山东地区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经过发掘的画像石墓地,对于研究当时的丧葬礼俗有一定参考价值。

枣庄桥上村东汉画像石墓室结构与常见的画像石墓不同之处是前室南耳室建成了一个折尺形的长侧室,墓中的图像多为祥禽瑞兽。

在曲阜花山、柴峪、兖州徐家营、嘉祥长直集等地的汉代墓地中都有画像石发现。

平邑皇圣卿阙和功曹阙虽早为世人所知,但一直没有详细的资料报道,近年终于有了可以为据的报告。

莒县东莞村发现的东汉光合元年孙熹阙是迄今所见汉代石阙中位置处于最东边者,石阙为单石雕造的单檐单阙,图像风格与嘉祥武氏阙相似,其中的“门大夫”、“汤王”、“汤妃”图等是前所未见的新题材。

长清大街村清理的2座墓葬较大规模的东汉晚期墓葬,发现画像30余幅,均刻于门楣及前、中室过梁上,内容较丰富,主要有胡汉战争、车骑出行、狩猎、庖厨、四神,以及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等,并有“左交龙右白虎”等题刻,另外还有几何形装饰图案等,为山东地区画像石增添了新资料。

作为“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之一种,蒋英炬、杨爱国合著的《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一书,对20世纪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书中按画像石墓、画像石祠堂和画像石阙对山东汉代画像石进行了分析研究。

张从军的《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一书,从汉代黄河下游的地理文化、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汉画像石墓葬形制、画像石源流、石椁画像、石墓画像、祠堂画像、墓阙画像等几个方面对以山东为主的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进行了综述和研究,视角和观点与此前所出同类书多有不同。

杨爱国的《山东汉画像石》一书,从山东汉画像石的特点、建筑形式、题材内容、雕刻技法、耗资、工匠、榜题等几个方面对山东汉代画像石作了介绍。

朱青生主编的《2004嘉祥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收录了2004年10月在嘉祥召开的“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的论文,其中曹建国的《嘉祥武氏家族发现新成员》、管恩洁的《论白庄汉画像石墓的价值》、陈亮的《武氏祠研究综述》等文章专门讨论山东汉代画像石的有关问题;赵超的《关于汉代的几种古孝子图画》、郑岩的《墓主画像研究》、王滢的《山东江苏汉画像石榜题研究》、杨爱国的《五十年来的汉画像石研究》等文章则是以山东汉代画像石为主考证或讨论有关问题的。

沂南汉墓博物馆采用新拓出版了《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虽然没有新材料,却可与1956年出版的报告对读。

临沂市博物馆编著的《临沂汉画像石》,选择了临沂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283图,书前的概论对临沂汉代画像石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

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著录了上个世纪微山境内出土的汉代画像石。

综合研究方面,邢义田根据莒县东莞孙熹阙上的“七女”榜题,对山东汉代画像石上的“七女为父报仇”图进行了研究,同时对画像石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进行了探讨。

蒋英炬对山东祠堂后壁画像石上楼阁拜谒图上的大树方位与诸图像意义进行了研究,认为大树皆位于东方,可能与东方象征生有关,而楼阁拜谒及其下的车马出行则是墓主居有楼阁、出有车马的象征,而非前此有学者说的是墓主的灵魂从地下乘车来到地上祠堂接受子孙祭祀。

杨爱国对苍山城前村画像石墓中元嘉元年题记的文字进行了重新释读,使文意更加通畅;他还认为后人对原墓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发掘时所见之形制已非汉墓常见的形制。

李锦山对平阴孟庄汉墓立柱画像石上的图像进行了考释,认为前室西侧柱、前室北侧柱和中室北侧柱上的图像都是内容各异的乐舞百戏图,与祭祀无关。

扬之水对沂南北寨村墓前室门楣上的图像进行了考证,认为不是学者通常所谓的吊唁墓,而是上计图。

这一观点忽视了东楣上的小祠堂图,但作者对名物的详细考证却值得同行们借鉴。

宋岩泉和管恩洁从墓阙和墓葬形制、画像内容及其配置形式、雕刻技法、画像石分期等几个方面对临沂地区的汉代画像石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