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因素

2012年12月刊改革与开放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因素分析于峰（天津理工大学2010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摘要：农村老年人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令人担忧，28.5%的农村老年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这显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认为社会转型、制度、子女以及风险社会等因素造成了农村老年人的贫困。

要解决该问题应从四方面入手：引起老年人与政府对问题的重视；增加对老年人的财政投入；增强子女及农村老年人的收入能力；加强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贫困社会转型引言老年人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老年人都是贫困的高发人群,我国农村老年人约占全国老年人口的3/4，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贫困问题非常严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令人担忧。

关注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问题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一农村老年人贫困的界定和现状农村老年人是指生活在农村、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

国际上一般以65岁作为老年人的起点年龄，我国一般是以60岁作为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如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就定义老年人为60岁及以上的人。

贫困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广泛外延的综合概念。

本文所指的贫困为绝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指收入不足以维持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状态。

①贫困人口的界定是分析老年贫困的基础，农村老年人贫困的界定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农村老年人收入的界定，二是测量贫困方法的确定。

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包括三部分，一是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收入；二是农村老年人的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三是农村老年人从政府获得的收入。

将三种收入的总和作为农村老年人的实际收入。

恩格尔系数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测量贫困的方法。

2000年，我国农村老年人恩格尔系数为45.0，生活水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7%的老年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在50～60之间，生活处于贫困状态；28.5%的老年人口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生活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②根据上述恩格尔系数推算的结果，我国农村老年人有2300余万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三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因素造成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微观上看，每个贫困的农村老年人或许会因地域、所处家庭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致贫因素，但从宏观上看，社会性因素对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具有普遍性的，下文将从社会转型、制度、子女、风险社会四方面进行分析。

３．１、社会转型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的一对概念，以考察团结类型的变化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③在社会团结类型发生转变的过渡时期，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发生了故障，人与人之间的模式化关系遭到破坏，社会连接纽带出现了松弛和断裂。

④社会转型是指由我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或过渡。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分工不断增长，社会成员间的连接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社会中，生产是家庭的主要功能，老年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对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作用，老年人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家庭关系中血缘和经济纽带都比较紧密，这种紧密的联系纽带使得农村老年人可以稳定的得到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

在整个国家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作为子女的中青年人逐渐进入工业领域，与同行业及不同行业的社会成员联系的增强冲击着家庭关系。

同时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不断增高，作为经验和智慧化身的老年人地位旁落，优势丧失。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可视为社会团结类型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一个过程，而且这种转变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人从原来的一种情感性动物变成一种功能性色彩越来越浓的动物，而且持有一套与之相应的价值和行为判断，就这种转变本身而言不涉及所谓好坏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但这种转变确实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农村老年人因其并不能提供功能性的价值而成了社会的弃儿，国家和社会将之视为负担，因为他们已经“无用”了，子女也不愿意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老人，老年人生活艰难。

３．２、制度性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工业化及缓解就业压力的需要，我国在50年代相继实行一系列政策、制度，防止农民流向城市。

这些制度的实质就是对农民多取少予乃至不予。

正如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贫困—投资不足—低产出—低收入（贫困）就在我国农村形成了恶性循环，农村处于经济凋敝、整体贫困的状态。

1978年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显然是共同富裕，但改革是利益主体之间进行调整，各种制度进行调整的过程，在这一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路径依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对旧体制加以维护和坚持，而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利益集团对现有制度也有着强烈的需求，它们都发挥着自己的能量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在改革业已进行了三十年且日益深入的今天，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与既得利益集团在话语权、决策权上拥有压倒性优势有极大关系，种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社会流动和社会的活力受到限制，农村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

上述现象也可以从冲突理论得到支持，社会中各群体会对利益、资源进行争夺，农村老年人历史上和现在所拥有的权力都是很少的，在这种争夺过程中，他们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所获得的利益、资源是很少的，由此导致了他们的贫困。

３．３、子女的因素当今的农村老年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部的重大历史事件，从三年“自然灾害”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的洗礼，社会动荡和变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和伤害，他们时刻感受到来自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落后的生产力、繁重的农村劳动、农村生活对家庭势力的要求都需要强壮的劳动力，再加之“多子多幅”等传统思想的作用，使得他们倾向生育较多的子女，一项对黑龙江、湖北、甘肃和四川省的抽样调查显示受调查老年人中现有子女数三个及以上者占总样本的68%，如果考虑到以前农村较低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造成的子女死亡状况，生育孩子三个及以上的比例会高很多。

⑤一个孩子从出生、上学到成家，经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较多的子女数所带来的这种消耗对父母的经济来说是具有破坏性的，父母的积蓄几乎被花光。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没有养老钱的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口总数的90.3%，即使对于那些存了养老钱的老年人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73.3%的存了养老钱的老年人认为所存的养老钱不够用。

⑥糟糕的储蓄状况使得老年人自身几乎不具备任何抗风险能力，这种情况使得他们随时可能因为生活的变动而陷入贫困。

另一方面，对于成长在农村的人而言，国家的各种资源基本上都投向了城市，他们从国家、社会所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很有限的，这种先天不足不仅使他们不具备较大的收入获得能力，而且他们也无法向老年父母提供有保障的经济支持。

３．４、风险社会因素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20世纪后半叶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式—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或核威胁）。

⑦风险不像在古典工业社会中那样是发生在局部领域中的问题，风险系统地随着它的全球化而加剧。

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方式分配的，风险总是在下层聚集。

中国虽然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但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也加入全球性风险分配的过程中，一部分风险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从上层向下层聚集。

农村老年人是典型的、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在风险的分配中显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他们被动地接受着风险在他们身边的聚集，而缺乏任何有效地帮助他们抵御风险的体系或制度，或许一场传染病的爆发会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陷入严重的贫困，乃至死亡。

四解决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对策陷入贫困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是十分艰难的，这种情况或许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大的影响，但是依然需要政府和社会对此予以足够的关注，并努力加以解决，下文将从四方面提出解决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对策。

４．１、农村老年人和政府首先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社会问题的心理认知论认为，当某一事件和现象已经存在，但其不利影响尚未被人们所认识时，还不能算作是社会问题，即人们是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社会问题的认定及反应有决定性影响。

⑧农村老年人将社区中的其他老年人的生活状态作为自己的参考标准，即使们的生活标准可能很低，但这种现象在他周围很普遍，他和周围的人也可以接受，贫困的农村老年人很可能将自身的贫困视作常态或是一个既成事实而默认乃至坦然地接受，而并不将自身的贫困视为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政府部门则可能也乐于持有类似的观点。

法国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公民有两个重要途径运用政治权利参与政治：乡镇自治和结社。

农村老年人可以组成诸如老人会等形式的组织，一方面，老年人可以举行娱乐活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此类组织也为老年人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且可以以群体的声音吸引社会公众、舆论的注意，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我国，政府是一个实权型政府，政府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具有比其他政府强大的多的影响力和作用，而在目前的权力分配格局中，代表农村老年人的权力所有者几乎是没有的，这导致他们的利益在制度设计、政策推行过程中被忽略，这是农村老年人中贫困问题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决策者应保持对农村老年人这一庞大弱势群体的关心，尽力保障他们的权利，为他们谋利益，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４．２、设立对农村老年人的专项财政支出。

近些年我国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财政收入为5.12万亿元，在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支出过大要被压缩，向民生加大投入的背景下，建立一项基金用于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显然是现实的。

另外还有必要改进资金的发放和使用方式，保证资金能真正用于老年人。

当然从长远看，还是应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沟通交流，建设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老年人贫困才能得到解决。

４．３、增强子女及老年人自身的供养能力。

我国农民收入一直较低，近些年增加又比较缓慢，与此同时，教育、日常生活的消费水平又不断增高，使得农村家庭中较多的收入投向了后代的教育、维持家庭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上，子女能提供给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受到很大限制。

因此，应还从增强子女的供养能力入手，将一些工业向农村转移，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可以显著增加子女的经济收入、对老年人的供养能力，一些老年人也可以从事适合自己的轻工业类劳动，这些收益要比从事低产出的农业更能增加老年人的经济能力。

４．４、加强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

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虽然已经不再是人们最重要的行为标准，但其思想内核依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并在被传承下去，因此可以加强对国民的教育，将其以一种可以与现代社会思想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宣传，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子女对老年人的感情，同时，公安与司法部门也应对违反法律，不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导致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恶劣行径进行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