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人物”丁文江

“稀有人物”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

他是
他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纵横于科学、政治、实业三界，皆有成就。

同时代的人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蔡元培称“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在稀有的人物”。

傅斯年说：“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
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

”德国地质学家葛
利普评价：“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
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英国大科学家罗素则直言：“丁文江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干的中国人。

”
地质调查所所长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丁文江于1911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
学的双学士学位。

随即回国，积极投身于建造我国的地质学基础。

他规划了其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祖师。

1913年初，丁文江担任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

为了全面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在丁文江的积极推动下，工商部将现有管理机构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附设教学机构地质研究所，均由丁文江担任所长。

这是中国首个地质学研究
机构，也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

丁文江认为，要从事地质研究工作，必须从培养人才开始。

1913年10月，经他考试和综合评定，30名学生入地质所开始学习。

教学中，他非常重视实地训练，提出每星期必由老师带领学生分组实地工作一次。

学生们分头参加实地考察，他们走遍了北京城外方圆几百里的山山水水，实地归来，必须写出报告，再由丁文江和老师们指出得失。

经过高强度的实地训练，毕业时，学生们都可独立工作。

这批学生毕业后，地质所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由此展开。

地质学是那个时代的高精尖学科，师资匮乏。

丁文江费尽心思，为地质所请来了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和《瑞典地质勘探》主编安特生，为北京大学地质系请来了李四光和葛利普。

这极大促进了我国地质人才的培养。

地质调查倾注了丁文江大量心血。

丁以重视实地调查著称，他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原则，并在调查中身体力行。

1913年11月，他到山西、河北调查正太铁路沿线矿产，这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

1914年，他又赴云南调查。

从个旧锡矿到蒙自、鸟格，回昆明，再从昆明向北，经富民、禄劝、元谋，过金沙江到四川会理，向东南进入云南东川考察铜矿。

随后东入贵州，经云南宣威等地回昆明，历时200多天。

一路上，他都进行了详细的地质
勘探和矿产调查。

黄汲清曾评价说：“丁文江之工作，一方
面改正法国人德普莱特的错误，一方面建立了滇东底层之基础，为后来云南调查之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开展边远地区的大规模地质工作，几乎是一次探险。

”
从调查正太铁路地质矿产开始到1922年，这十年间，
是丁文江一生中野外地质调查最密集的时段。

1919年，丁文江回顾自己的野外调查时，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于欧美。

计先后居京师，实不及四载。

”
经过丁文江等人的十年艰辛开拓，到1922年，地质所
人才荟萃，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最有光彩的学术机构”，
在国际学术界也赢得了声誉。

胡适评价说：“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对于创建人丁文江的贡献，胡适总结为三点：
一是他在短时间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部就班发展的领导核心；二是他不辞辛苦，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三是他真诚地爱护人才，热诚而大度地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

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直属国民政府领导，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

在蔡元培的多次邀请和好友的轮番劝说下，丁文江于
1934年5月出任总干事一职。

在任职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为中研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促进了全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正如胡适所说：“他把这个全国最
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

”
在中研院的历史上，丁文江创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和编制预算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

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但因涉及的单位众多，关系复杂，研究院成立六七年来都始终未能成立。

丁文江上任后，认为此事不能再拖。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运作，由他起草，经多方讨论而成的评议会组织条例由国民政府公布。

依此条例，6月19日首届评议会选举会顺利召开，选举李书华等30人为首届评议员。

此后，评议会开始运转，使研究院真正成为代表全国学术研究的机关。

为了更多地增加基金和有效使用现有基金，丁文江亲自草拟了《基金暂行条例》，由国民政府核准施行。

这使研究
院基金的增加和应用，都有章可循。

在编制预算方面，他上任后打破了各所平均分配的办法，改为视各所需要和事情轻重缓急定预算，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作用。

总之，丁文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使中央研究院气象一新，学术研究蒸蒸日上。

朱家骅评论说：“自从他到研究院后，
全院工作精神，显得更有生气。

”
北票煤矿总经理与淞沪督署总办
朱家骅评价丁文江“不但是一位地道的科学家，而且极有行政能力，是学者中少有的奇才”。

这可从他担任北票煤
矿总经理和淞沪督署总办窥其风采。

丁文江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缘于沉重的家庭负担和老
上司、时任北票煤矿董事长的刘厚生的邀请。

北票煤矿位于当时的热河省朝阳县（今属辽宁省北票市），此前，丁文江
曾调查过这一带的地质矿产，对此并不陌生。

1921年，丁文江接任总经理后，对衰败不堪的煤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是改革股权比重。

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其中官四商六，使民间资本成为大股东。

董事会由七名商人和四名官员组成。

这样就摆脱了官方的控制，使丁文江不受政府干预，可以大展拳脚。

其次是解决技术问题。

用土法采掘只能采得实际储量的30%到50%，而用欧洲采煤方法则可以采得实际储量的90%到95%。

土法还使煤田遍布废坑，危险增大，影响进一步开采。

丁文江逐步推行欧洲采矿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机械化采煤。

最后，他还设法与奉系和京奉铁路局进行沟通交涉，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经过丁文江5年的
苦心经营，北票煤矿发展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化煤矿，初步实现机械化，经济效益很高，产量逐年上升。

到他1925年离任时，产量已达到144758吨，是他接任时的20倍。

通过和奉系军阀的接触，丁文江认为：“张作霖不是好
东西，现在他的势力已到山东，将来可能扩张到长江流域，那时我们江苏人也要受胡子的气，我是不能坐视不管的。

”于是，他于1925年离开北票南下，1926年5月被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达到了他一生从政的高潮。

丁文江怀抱一整套政治社会改良方案走马上任。

他通过大规模的考试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公务人员，大力整顿财政税收制度，全力肃清鸦片毒害，建立起了华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收回会审公堂。

他工作很勤奋，“每日有公文二三十件，私信二三十件，这是照例的事情，天天开会，晚间几乎天天都有应酬”。

不久，北伐军逼近江浙。

丁文江遂于12月31日向孙传芳辞职。

丁文江担任督办仅仅8个月，但客观评论，确有其抱负和实绩，尤其两件事情最值得记载。

第一是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

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

朱家骅说：“他策划的上海都市建设计划奠定了大上海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基础，其功绩至今仍为人称道。

”第二是从外国人手里收回会审公堂，“这无疑是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上的一次重大收获，于此丁氏居功至伟”。

《努力周报》与《独立评论》
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丁文江对政治更为热衷，他认为“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主
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

正是在丁文江的大力推动下，他和胡适携手开创了“努力”的事业。

1921年5月，丁文江和胡适、任鸿隽等人成立了“努力会”。

有了努力会，就要寻求合适的发言平台。

在丁文江的
倡议下，努力会成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办一个
批评政治的周报，这就是《努力周报》。

从努力会到《努力
周报》，实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初聚集。

《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创刊，到1923年10月停刊，共出版75期。

丁文江用“宗淹”的笔名，为周报撰写
了大量文章，如：《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奉直战争真相》《广东军队概略》等等。

这时，他的政治理想是精英治国的“好人政治”。

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他把中国政治
的混乱归结于“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指出“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公开发表了丁文江、胡适、蔡元培等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治”。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公开
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丁文江等人的政治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晨报》《益世报》《民国日报》等予以响应，掀起了关于“好人政治”的大讨论。

正当丁文江在为“好人政治”摇旗呐喊之时，现实政治出现戏剧性一幕。

9月，在政治主张中签名的王宠惠等3人分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史称“好人内阁”。

丁文江等大喜过望，全力指导王宠惠等人理政。

无奈，“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仅维持两个月就被迫辞职。

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丁文江的政治理想。

一度消沉的丁文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再次焕发政治热情。

国难当头，曾经共同开创了《努力》事业的丁文江与胡适再次走到一起。

他们先是组成“独立评论社”，后又依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作为办刊资金。

1932年5月22日，经过半年酝酿的《独立评论》以周刊的形式开始出版。

《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事变的产物，标榜“独立”精神，主要评论东北问题、中日关系。

创刊号发行2000份，到第四年发行量已高达13000多份，在当时全国近400种杂志中独树一帜，成为“全国人的公共刊物”。

丁文江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

从在创刊号上发表《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前途》到去世，三年半时间共发表文章64篇，其中论文24篇、漫游散记21篇，苏俄旅行
记19篇。

他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中向国民党提出政治改革的“最低要求”：第一，要“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第二，就“停止用国库支出来供给国民党各省县市各党部的费用”；第三，就明确规定“包括实行宪政，设立民意机关”等内容的“政权转移的程序”。

他写的时评《假如我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等，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科玄论战”与“民主与独裁之争”
让丁文江声名鹊起、广为人知的是他参与了那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

这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论战。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生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

他断言：“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

”对此，丁文江勃然大怒，他于4月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以科学为武器驳斥玄学，提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结论是“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丁文江与张君劢的论争很快就扩展到整个思想界，论战双方的阵容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

科学派除主将丁文江外，另有胡适、朱经农、吴稚晖、章鸿钊、王星拱、孙伏园、任叔永等，玄学派除张君劢外，还有梁启超、张东荪、范寿康、
林宰平等。

论战阵容云集了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

论战中，科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论战也以科学派大获全胜而告终。

丁文江挑起的“科玄论战”，是中国现代哲学史、思想
史上的重要篇章，影响启发了一代中国人的思考。

丁文江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赫胥黎”。

丁文江一直在关心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1933年，他前往美苏考察，举目所见，尽是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辉煌业绩和罗斯福新政的崭新气象。

这次旅行给了丁文江很大的触动，他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定转变。

1934年12月，丁文江在《大公报》上发表《民主政治
与独裁政治》一文，提出“新式的独裁”。

所谓“新式”是指：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尤其是能够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调动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同时他也承认，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应该努力使它在最短期内变为可能，“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看到丁文江的文章，胡适感到惊讶，很快写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进行驳斥。

胡适认为丁不了解英美的民主政治，并阐明实行独裁政治的危害，同时警告丁不要助纣为虐。

针对胡适的文章，丁文江又撰写了《再论民主与独裁》，强调中国当前既不可能实行独裁，也不可能实行
民主，但是实行民主政治比实行独裁政治的不可能程度更大。

丁文江与胡适两人之间的激烈讨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
反响，丁胡两人分别得到了吴景超、张奚若与陈之迈、陶孟和等人的支援，使得大讨论进入高潮。

1935年3月，胡适发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对这场讨论进行了总结。

至此，声势浩大的“民主与独裁之争”无果而终。

丁文江的“新式独裁”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

胡适后来曾说，丁初倡“新式的独裁”论调，许多友好颇多责备，但“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回头细读他的政论文字，我们方才能够认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

1936年1月，丁文江在湖南考察时因煤气中毒去世。

“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这
是丁文江“最喜欢的句子”，也是他“最适当的墓志铭”。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