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公历

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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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公历1953年12月6日），我出生在长安县沣河岸边的斗门镇。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当时他们都在斗门镇工作，因为忙，我刚满月就被送到了乡下奶妈家。在那里，我度过了三年多时光。奶妈、奶爸是普通农民，家境贫寒，没有文化，全家六口人住着两孔小窑洞，可是，他们的勤劳、朴实和善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三年后，我回到狮村祖父母身旁，和他们一直生活到18岁参加邮电工作。

狮村，地处长安、西安接壤处，东依白鹿原，西邻浐河水，南边是逶迤起伏、峰峦叠嶂的终南山，北走不远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鲸鱼沟。白鹿原、浐河水、鲸鱼沟、狮村，不仅是一幅幅山水画，而且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狮村是我的故乡，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聪明、善良。这些都是我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我一直这样认为，是故乡的土地养育了我，是故乡的文化熏陶了我，是故乡的环境影响了我，是故乡的父辈教导了我。许多年了，如果说我有一点进步，取得了一些成绩，首先要感谢故乡和故乡的人。

祖父识字不多，人品很好，在当地享有很高声望。他脾气倔强，性格耿直，对子孙非常严厉，小时候我很少看到他有笑脸。祖母贤惠善良、勤劳且有智慧，脾气出奇地好，和祖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伯

父是私塾先生，三叔父是中学语文老师，父亲是一位国家干部，离休后写了《长安佛寺》和《长安佛寺（增订版）》，分别由旅游出版社、三秦出版社出版。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我从小就养成了喜欢读书的好习惯，并且自然而然地做起了作家梦。

那是个缺少粮食“瓜菜代”的年月，我们家和绝大多数家庭一样困难，春节一过就没有粮食吃了，二、三月青黄不接，只能靠麸皮、豆渣、油渣、萝卜、白菜度日糊口，最困难的那几年还用树皮、野菜甚至包谷壳、包谷芯子淀粉来维持生命。这是现在年轻人想都想不出来的。一个雪天，家里终于连这些也吃不上了，我饿得直哭，祖母也急得流眼泪，而祖父在夜很深的时候才进了家门，他满身雪花都没有顾上打，先从布口袋里掏出块苞谷面发糕给了我。祖父是去长安县城找父亲要钱的，要到钱又顶风冒雪步行到西安买了发糕，来回走了一百多里路。

生活如此艰难，可肚子里稍稍有了点东西的时候，我最大的渴望仍然是读上一本好书。可是乡下几乎没书可看，我翻遍了家里的箱箱柜柜，问遍了亲戚朋友，也找不出一本书来。于是，夏夜乘凉时坐在场沿、崖畔听老人们谈古论今，下雨天蹲在生产队饲养室的拐角听长辈们说三国、讲列国，偶尔还会听到《隋唐演义》《聊斋》《水浒》里的故事。

一天，我意外地发现生产大队部的桌子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吕梁英雄传》，另一本是《新儿女英雄传》，都是红卫兵批判“封资修”时从地主家查抄出来的，书的扉页上还写着主人的名字。趁着人们中

午吃饭我把书偷了出来，怕被人发现，草草翻了一遍就从大队部的窗户外面又扔了回去。

那时候，全国只有八部革命样板戏，无论城市农村，也不管专业业余，演的都是这几部剧，就连周围的几个小村子也都排练出了《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我爱看戏，只要哪个村有演出，不管远近都要赶过去。每天中午和晚上，村头的高音喇叭会准时播放样板戏，我就坐在土坎上静静地听，至今《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这几部剧中主人公的主要唱段，我都可以用京剧或秦腔哼唱下来。前些年，有学者说，应该肯定八部样板戏的艺术成就，甚至说它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这评论是否正确，样板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扎了根，永远也无法抹去。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在父亲的旧木箱里找到了《创业史》，这是当时在长安体验生活，并挂职长安县委副书记的中国著名作家柳青送给父亲的，书的扉页上有柳青的亲笔签名。捧起这部书我一口气读完还不解馋，读了两遍才放下。因为这本《创业史》，我更爱读书了，常常因此忘了做作业，误了放羊、割草、挖菜。

父辈曾经告诉我，说书中有知识、有黄金，读书可以改变身份、可以改变命运。我只是听在耳朵里。我读书是因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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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我应该初中毕业，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直拖到1970年秋天，我们六九级和七零级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被

推荐到鸣犊中学上高中。

鸣犊中学距我们村有五里路，学生来自鸣犊、魏寨、马兴、炮里四个乡，还有一些蓝田县的孩子，是长安东片唯一的全日制中学。当时，我高兴的程度不亚于后来考入大学，总以为从这里就会一步一步走向理想的殿堂，去实现我的梦想。没想到报名的第二天，老师就带我们拉麦草、做砖坯，在操场旁边的砖瓦窑里学习烧制战备砖，再用这些砖箍学校的防空洞，以“备战备荒为人民”。

战备砖烧制任务完成后，我们成功烧制了第一批粉笔，在全校产生轰动。我们班的班主任田大本，是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个子虽然矮，但理论水平很高，还喜欢搞化学实验。他带领我们制作的粉笔不但供应本校，还给附近小学送过一些。

不久，我们又高唱着“五七指示放光芒”，挥锨抡镐在浐河里挖沙子、捞石子，然后集中起来，用架子车一车一车送到三十里外的纺织城沙石站。同学们早出晚归，一天跑两个来回，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那时候学习不是很紧张，这样的活动却很多，晚上躺在宿舍的铺上，大家都感到腰痛腿酸，可是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喊苦叫累。第二天一大早就又都按时起床了。于是，校园的水渠两旁又响起了欢乐的笑声。

这是一条截渗渠，水源来自浐河上游，是当地群众拦截河水、提升水位解决旱地灌溉的产物。这条水渠水流舒缓，清澈见底，恰好穿学校而过，是学校的一道风景。每天早晨，水渠两旁蹲满了洗脸、刷

牙的学生，各种颜色的衣服把学校的早晨点缀得更加生动。

在学校，我们班二十几个男生住两间打通的宿舍，睡一个大通铺，铺的底层统一是稻草，稻草上面是塑料纸，再上面是草席、褥子。冬天室内滴水成冰，夏季酷热难耐，条件非常艰苦。

我的同学多是农家子弟，都能吃苦受累，再困难的日子都能扛住，就是饿起肚子来受不了。那时候，我们每周要回两次家背干粮，夏天的时候干粮会被放得坏掉。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缺粮食，同学们从家里带的多是包谷面饼子、黑面蒸馍，有的甚至是菜团子、麸子疙瘩、蒸红薯、煮萝卜。这些干粮装在布袋里，挂在宿舍的墙壁上，作为上灶伙食不足的补充。每天晚自习后，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布袋里掏干粮吃。80年代，我读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其中有主人公冬夜里饿得睡不着，跑到学校外面的山坡上，在包谷杆里找包谷穗吃的一段故事。这故事我也同样经历过。

在鸣犊中学，除了这些难以忘却的回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批优秀老师，田大本、权兴安、黄建华、李宽贤、倪宏发……他们多数家庭出身不好，但都毕业于高等院校，素质和修养都很高。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自己创作了一些小戏剧，并排练、演出，得到学校内外的好评。我们组织评论小组写小评论，被校长誉为“兴无灭资的轻骑兵”。我们的诗歌、散文写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被同学们传抄。

许多年以后回忆这段生活，我的感悟是：困难的生活能磨砺出顽强的意志，也能培育人坚毅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