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的“耻文化”和自杀美学

论日本的“耻文化”和自杀美学

摘要：日本的耻感文化具有“不允许有不愿意”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种文化心理文化形态具有历史与文化的交织层次性，中国文化的输入的产生了日本文化的整合，但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文化所真正消化，导致了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对立性。对悲怆、苦难、残缺、死亡这种自然性的信念与服从是日本文化的病态阴影，日本纯文化(文化、艺术等)中的自然性使形式本身成为了精致优美的纯粹艺术。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是一种现代的理性自觉。

一日本“耻文化”的概况

1 “耻文化”的由来及演变

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土壤上所培育出的社会意识中，存在着“知耻”的行为准则。日本的这种知耻的文化起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为了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日本先后派遣大批遣唐使和遣隋使到中国。中划过的儒家把“耻”看成立身之本，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在《论语·子路篇》中就有“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这样的一句话，指出了“士”的准则，既即要以礼义廉耻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这种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逐渐渗透到日本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名作的灵魂深处。廉仓时代还是武士追求“名”的时代，到了江户时期，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礼，只是耻文化的观念逐渐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规避羞耻的现象应运而生。后来，随着町人阶级实力的增强，“耻”的意识也从武士阶级渗透到更大范围的町人阶级，“耻”文化也逐渐成为日本的名族特征，从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强化和推广，成为日本的文化积淀。

2 耻文化的发展

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理学，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他们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到了近代，儒家思想的“礼义廉耻”作为日本的处事哲学广泛融入到日本的

日常生活中。这种思想极大的影响了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在战场上，武士一旦受挫失败，就会感到莫大的耻辱，常常因此自杀。在日常生活中，武士一旦受到侮辱或者诋毁，就会不顾一切的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甚至报复对方，如果达不到目的也会感到羞耻而选择自杀。现在，知耻文化以融入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日本的“自杀美学”

1 日本“切腹”的历史文化背景

日本人的切腹自杀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甚至现在被认为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日本的切腹一词最早出现在平原时期，与汉字同意。日本永诈元年，官兵逮捕盗贼藤原一，藤原在被捕时用到抛开腹部，用尖刀挑起内脏向官兵扔去。此后，这一事件是日本切腹恶习的起源。

到了江户时期，切腹几乎成为上层武士选择死亡的唯一方式，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的切腹仪式和方法。日本人认为，这种自杀方式是最不容易致死而又极其痛苦的方法。无视剖腹，还包含一种对死亡的美化。江户时期出现许多描写刨腹自杀的书籍对刨腹自杀的赞美，经剖腹成为“壮绝”，死亡之美，认为愈能忍受痛苦越美，越是凄惨就越是壮烈。当然，这种死亡之美由于他的残酷，围观的人们把剖腹之后的长时间血流流血誉为美谈，甚至出现了歌颂刨腹自杀的“自杀美学”。正是因为刨腹自杀在武士眼里的崇高，所以它成为日本武士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日本独有的这种切腹自杀的方式，其特点是不求速死，而求痛苦：不求简单，而求仪式。切腹其意既包含了男性化的刚烈，又有着女性化的自恋。切腹就是人们显示自己真心的一种手段，也是最后对自己的确认方式。

2 日本人的“物哀美”的观念

“死亡是生命最高的虚无，虚无有时精神的最好悬浮状态，是接近宗教和诗歌境界的，因此死亡代表了一种精神的美和灵魂的升华。”

在某些艺术家的逻辑思维里，死亡代表了一种诗意般的精神方式。日本现在作家川端康成“对于死，仿佛比生更了解”，他体悟到“生即是死，死中有生”。在日文里悲哀与美是形同的词。

由于川端康成自身的经历和命运，他不行的家庭孕育了艺术家近乎病态的心里，是他对生存与死亡有着极度敏感的反映，也驱使他沉浸于生与死的艺术境界。死亡在川端康成的审美逻辑里是最高的悲哀美，他还追求所谓云游虚幻梦境的新觉主义的审美观，虚幻代表最高的存在，也是人们心灵纯粹的瞬间印象，它趋向空灵的哀愁，这种哀愁象征爱的无常和爱的多种可能性，只有死才是精神与美的共同终极归宿。在他的艺术作品里。死亡均被浸染了玄妙神秘、哀艳如梦的美。

想象一下，每年三月，春寒料峭，日本列岛几乎到处都有的樱花，在南来的春气中，由南到北地开放，若是孤独的一株，还难以让人动心，若是几株、十几株乃至上百株，这就形成了一种阵势，人们的印象也随之变得深刻起来。在日本人看来，樱花这植物具有神性，那些小小的花朵，不骄不躁，似无声响地开放了，竟开放在还未长出一星叶芽的裸树之上，树又是那么古老、那么高大。它们让人觉得这是在天堂，在神话的世界里。这些花蔚然成粉色的云彩，它们娇小，在寒风中颤抖不已。而当它们正欲显示风采之时，却又早早地开始凋零。樱雨霏霏落英被地，也许实在让人难以抑制住内心的伤悲。但这又确实是无比美丽的——凄艳的美丽。樱雨之中，那些乌鸦像黑色的精灵在飞翔，发出寂寞的羽响。面对如此情景，人们的心境不由得你而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也许这就是“物哀”情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