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
“第三极文化”与安乐哲的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和传播
“第三极文化”与安乐哲的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和传播
郑建宁;金王菲;王姝婷
【期刊名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46)3
【摘要】“第三极文化”是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与绍武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理念,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
美国比较哲学家与汉学家安乐哲是“第三极文化”理念的响应者、倡导者与践行者,他通过思想阐释、典籍英译、文化传播等途径为“第三极哲学文化”的重新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指出,优化共生体系的“和”概念是“第三极文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关系构成的人的理念。
安乐哲英译中国典籍是为了让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使用阐释域境、术语表、中国学者注解、中西译者合译等方式努力纠正西方读者的误读。
此外,他还出版中国哲学阐释著作、类比西方哲学概念、积极开展课堂教学,并指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不能急功近利,应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化的传播格局。
【总页数】7页(P267-272)
【作者】郑建宁;金王菲;王姝婷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25
【相关文献】
1.安乐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读者接受研究
2.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与话语体系建构——以安乐哲、郝大维《中庸》翻译为例
3.论中国哲学典籍翻译本土译者的时代使命——基于安乐哲翻译思想
4.哲人译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路径探析——安乐哲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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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认知的多重历史视域融合
等 多方 面 ， 知 中 国传 统 哲 学典 籍 在 特 定历 史条 件 、 会 发 展 、 族 认 同等 过程 中提 出的 相 对 “ 定 ” 认 社 群 规 意
义。 这 种规 定 意 义 从 历 史的 角度 而 言 ， 于历 史上 的 阐释 者 和 译 者 均 已不 是 “ 观 知 识 ” 而 是 “ 观 知 对 主 ， 客
儒 主 要 指 皇 权 “ 崩 ” 至 今 的新 儒 学 ， 已 基 驾 后 它
本 脱 离 政 治 权 利 的 “ 架 ”回 到 了 学 术 与 文 化 框
轨道 。
圣化 ， 汉 到 明清 的 ２０ 秦 ０ ０余 年 间 ， 学 家 实 际 哲
上 就 是 阐 释 者 的 角 色 。 他 们 不 敢 公 开 声 称 创 立
中国哲 学 的 发展 按 照冯 友 兰先 生 的理论 ，
可 分 为 子 学 时 代 和 经 学 时 代 。 总 体 上 说 ， 学 子
时代 是 中国哲 学 的原 创 时 期 ， 一 时期 的经典 这 当然 是 元 典 。 汉 以 降 的 经 学 时 代 起 ， 国 哲 学 中 就 进 入 了 阐 释 发 展 的 阶 段 。 由 于 把 元 典 作 者 神
定意义。
关 键 词 ： 中国哲 学典 籍 ；阐释 ； 多重历 史视 域 融合
中图 分 类 号 ： ０９ Ｈ ５ 文献 标 识 码 ： Ａ 文章 编 号 ：０ ８— ３５ ２ １ ） １ ０ ３ ０ １０ ２９ （０ ０ ｏ — １８— ５ 收 稿 日期 ：０９— ０—１ ２０ １ ０
基金 项 目 ： 家社 科基 金 项 目“ 国哲 学典 籍 英 译研 究 ” ０ Ｂ Ｙ １ ） 国 中 （７ Ｙ ０２ 阶段 性 成 果
是 附 属 于 政 治 的 文 化 现 象 ， 非 独 立 的 价 值 文 而 化 体 系 ，Ｌ 孟 、 的 系 统 理 论 是 从 普 通 人 而 非 孑 、 苟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维系着一个 民族得 以安身立命 的根基。它 主要
是指 周 代 ， 尤 其 是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形 成 的 元 典 文
本， 如后代所称的《 五经》 《 四书》 《 荀子》《 老子》 《 庄子》 《 墨子》 《 公孙龙子》 等， 及汉 以后相关 的
子集 ， 同时也包 括魏 晋南 北 朝 之后 传 人 中 国的佛 学典 籍 。以儒 、 释、 道 三 家 为 主体 ， 兼 及 其 他诸 子 百家 的 中国哲学 典籍 ， 不 仅 集 中体 现 了 中 国文化
中国哲 学 是 中华 民 族 文 化 的 产 物 。我 们 生 为 中 国人 ， 浸 濡 在 中 国 民 族 文 化 生 活 的基 本 方 式 里 ， 我们 有什 么理 由不 去 进 一 步 的认 识 这 种 文 化 的 精 神这 种 文 化 的 意 义 呢 ？作 为 一 个 慎 思 明 辨 的 中国人 ， 我们是 无法 逃 避 发 掘及发 扬 自己历 史 智 慧与 民族智 慧 的责 任 。 ｌ ｌ Ｊ （ 可 以说 ， 中 国哲 学典 籍承 载着 中 国哲 学 的核 心 价 值 ， 作为经典文本 ，
性研究（ １ ３ Ｙ Ｊ Ｃ Ｚ Ｈ ０ ０ ２ ）
作者简介 ： 杨
静， 女， 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讲师 ， 主要从事 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１ ３１
的哲学 体 系 ， 产 生 新 的 经典 ， 但 也 有 可 能会 曲解 或过 度诠 释 元 典 的 内容 ， 正如刘笑敢先 生所言 ： “ 中国哲学 诠 释传统 的 典 型形 式是 以经 典诠 释 的 方 式进行 哲 学体 系 的建 构 或重 构 ， 这 一 方 式 包 含 着‘ 客观 ’ 地诠 释 经 典 的 ‘ 原义 ’ 和建 立 诠 释 者 自 身 的哲学 体 系 的 内在 矛 盾 和 紧 张 。 ”＿ ５ Ｊ （ ’由此 可见 ， 如何 安 顿好 诠 释 者 的历 史性 是 一 个 严 肃 的 方 法论 问题 。 国 内许 多 学 者 都 意 识 到 中 国 哲 学
中国古代典籍书名翻译——从“四书”、“五经”英译名谈起（可编辑）
中国古代典籍书名翻译——从“四书”、“五经”英译名谈起匿圈中国古代典籍书名翻译――从“四书”、“五经”英译名谈起李涛运城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山西运城o44ooo摘要：中国古代典籍的完美输出，需要一个恰如其分的书名翻译画龙点睛。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典籍书名翻译，需要译者对英汉两种语言都有良好的审美修养和细腻的审美感受。
译名不仅要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更要帮助外国友人理解中国典籍的内涵深意及蕴含的灿烂文化。
关键词：古代典籍；文化；翻译标准；基本策略；翻译方法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008 7>2013 O1-0083-04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底汉学家中研究、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成就最为卓著者蕴深厚，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正进行着之一。
广泛而深人的接触，并逐渐和国际接轨。
外界对中二中国古代典籍书名英译回顾国古代文明的准确理解，直接的载体是古代典籍，英国传教士JamesLegge 1815―1897 是一名其书名的翻译便是最直接的了解视角，正如眼睛是出色的汉学家，也是牛津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心灵之窗，好的书名翻译是欣赏全书的点睛之笔。
将“四书”书名分别译为 TheFourBooks：Confucian精准的典籍书名翻译会激发外国友人对中国文化Analects，TheGreatLearning，TheDoctrineofthe的兴趣，甚至会点燃对其深入了解的热情。
Mean和TheWorksofMencius，这些书名的翻译被一、中国古代典籍翻译概况认为是第一次权威性的翻译译作，客观全面地反映一中国古代典籍翻译简述出“四书”中每本书的要义和核心思想。
1885年传教士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播是中国早期《礼记》在伦敦出版，书名音译为 TheLiKi，这是典籍翻译的主要推动力，尤其是对孔子著作的翻 Legge所翻译“五经”中的最后一部书，这一成就至译。
论典籍翻译中的“深度翻译”倾向——以21世纪初三种《中庸》英译本为例
作者： 宋晓春[1]
作者机构： [1]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出版物刊名：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页码： 939-948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6期
主题词： 深度翻译;《中庸》英译;翻译阐释
摘要：21世纪初美国出版的三种《中庸》英译本均呈现出显著的深度翻译特征。
安乐哲译本通过在引言中论证中国哲学的过程性、译文中运用焦点与场域语言以及注释中诉诸类比等深度翻译形式凸显了对中国过程哲学的阐发;浦安迪译本则侧重于文内隐注的方式,通过大量的显化翻译建构了一条经典重构的诗学路径;迦达纳译本着重通过爬梳《中庸》经典化历史、复制双行小注的注疏体和引用业已为经典的朱熹注等方式践行了以“经”构“经”的史学路径。
本文结合中国阐释学的境域论,将这三种译本中哲学、诗学和史学的多样化阐释解释为译者与其最为切近层次存在境域之间张力的产物。
典籍英译如何译?——评《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皆已“ 达意” ,但汪氏“ 以诗译诗” ,在“ 达意” 的前
提下保持押韵,因此能够“ 传神地达意” ,形成了独
特的优势。
中国 古 典 戏 曲 主 要 指 元 杂 剧 和 明 清 传 奇。
《 策略研究》 选择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剧作:
《 牡丹亭》 《 西厢记》 和《 长生殿》 。 第八章首先对
早期理雅各的《 论语》 学术型译文,与韦译简洁流
畅的译本进行比读,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了韦
译本长期深 受 西 方 读 者 欢 迎 的 原 因。 同 时 也 指
出,韦译依然存在不足之处,而理译的翻译策略则
能够有效避免文化负迁移,因此,读者接受和文化
保真之间的矛盾有待更籍英译“ 如何译” ,是国内首部针对“ 文
库” 翻译策略开展系统研究的著作。 全书纲举目张,兼及各类文本,译评犀利客观,为典籍英译
翻译策略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关键词] 中国典籍;翻译策略;大中华[中图分类号] H315.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 10. 15883 / j. 13-1277 / c. 20210405406
其中,哲学典籍涉及儒家、墨家和道家;文学典籍
数量最多, 可 进 一 步 细 分 为 古 典 诗 歌、 戏 曲 和 小
说;科技典籍包含综合笔记类、地理类和茶典。入选“ ” 的《 论语》 译本来自西方汉学家
亚瑟·韦利。 韦译本在国内外皆获得了广泛而持
久的认可,曾多次再版。 《 策略研究》 第二章选取
接受状况不佳的“ 主要原因不在于译本的可接受
度,而在于译本的流通量、保有量小,关注度不高;
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国人所译典籍拥有大量潜
辜鸿铭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及其启示
辜鸿铭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及其启示中国哲学文献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系统性、深层次的认识，也是中国智慧与人类生存之道的书写呈现，承载了中国人的知识、价值和方法论，凝聚着人际共在与合作的哲学理性。
经过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清代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和近现代海内外汉学家的不断努力，中国哲学文献的西语翻译成为传播中国智慧、建构人类理性的一股清流并延续至今，史称“中学西传”。
在近代翻译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晚清名士辜鸿铭就是“中学西传”的典型代表。
然而，由于19世纪以后中西关系的逆转，在文化交流方面人们倾向于关注“西学东渐”，而对“中学西传”趋于淡忘，对辜鸿铭在翻译中华文化经典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有所忽视。
在当今语境下，总结并反思中哲西译和中西哲学对话的历史，参考和借鉴辜鸿铭当年的一些翻译做法，对于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有一定助益的。
一百多年前，辜鸿铭在其《中庸》英译本的序言中表达了《中庸》是中华智慧之书，其英译是为了便于欧美人了解中国文化之“道”，培养道德责任感。
有人据此认为，辜鸿铭的翻译目的在于弘扬中国文化，呈现中国良好形象。
实际上，辜鸿铭的真正意图在于救世。
他翻译《中庸》（1906）、《论语》（1898）的着眼点是全人类。
他认为《论语》的翻译，其核心在君子之仁，也是西人所缺失之道德。
他说：“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
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
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矛戈生焉。
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于此也。
”显然，辜鸿铭翻译中国经典的关注点在于全人类的文明教化。
之所以推崇中国文化，是因为他试图依据儒家文化设计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重建人类道德伦理秩序。
辜鸿铭在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时，力图将其中包含的道德价值译介到西方文化之中，以力劝西方社会接受仁爱道德文明，放弃枪炮暴力文明。
虽然“四书五经”之前已有翻译，但辜鸿铭认为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并不准确，甚至有误读之嫌。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
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
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
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P20)。
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
“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
”(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介绍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方法和技巧。
一、准确理解典籍的内容和意义在进行典籍的英译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典籍的内容和意义进行准确的理解。
这包括对于典籍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哲学思想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只有对典籍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英译工作。
二、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在进行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时，我们要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典籍中的每一个词语和句子都承载着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对于这些内容的准确传达是非常重要的。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翻译技巧，比如对比翻译、释义翻译、意译等，以确保英译的准确性。
三、保持典籍的风格和特色中国文化典籍有着独特的风格和特色，这是其与其他文化典籍的区别之一。
在进行英译时，我们要尽量保持典籍原文的风格和特色，使英译版本能够传达出典籍的独特魅力。
这需要译者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还需要对目标语言的特点有所了解。
四、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度虽然保持典籍的风格和特色很重要，但我们也要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度。
英译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典籍，因此译文的可读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进行英译时，我们要注意句子的结构和语法的正确性，同时还要注重词语的选择和用法，使译文更加通顺和易懂。
五、注重文化背景的介绍和解释中国文化典籍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其中包含了许多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特殊概念和思维方式。
在进行英译时，我们要注重对这些文化背景的介绍和解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典籍的内容。
这可以通过添加注释、解释性的文字说明等方式来实现。
六、加强团队合作和交流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因此，加强团队合作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理 论 上 的阐释 。 ”翻译实 践是 “ 分析 汉外 各种语 言 的异 同 ， 探讨 翻译 中的理 解 和表达 、 包 括对译 品的评
ＮＯ． ５ ２ ０１ ３
（ Ｐ ｈ ｉ ｌ ｏ ｓ ｏ ｐ ｈ ｙ ａ ｎ ｄ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ｓ ）
中国哲 学典 籍 英 译 史 研 究 ： 回顾 与展 望
杨 静
（ １ ． 河南大 学 外语 学院 ， 河南 开封 ４ ７ ６ ０ ０ ０ ；
英 译史 的研 究却 鲜 有人 涉 足 ， 甚 至 还 没 有 一本 中 国 典 籍英 译史 的专 著 问世 ， 就 连相 关 的学 术论 文 也 不 绝 如缕 。其 实 ， 这种 对 翻 译 史研 究 的忽 略 不仅 局 限 在 典籍 英译 当 中 ， “ 无 论 在 国内还 是 国外 ， 专 门记 载
翻译 理 论 、 翻译 实践 和翻译 史三方 面 。其 中 ， 翻译 理
论 着重 对 “ 翻译 的本 质 、 翻译 的标 准 、 翻 译 的过 程 等
通， 从 而 构建 “ 和而不 同、 相得益彰 ” 的文 化 多元 化 的全 球 文 化 格 局 。 中 国 哲 学 典 籍 英 译 史 的研 究 内 容： 一 方 面是 对 翻译 活 动 的 史 实 的梳 理 和描 述 （ 翻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律 ， 再 者则是 挖 掘翻译 史料 背后 的历史 、 社会 、 文化 因素 （ 为什 么会 是 这些 人 在 以这 种 方式 翻译 这些 典 籍 ？翻译 的结果 又 是什 么？ ） ， 最后 ， 以史 为鉴 ， 引发 对 中国哲 学典籍 英 译 的 原则 和方 法 的 思 考 ， 但 目前
另一方面也要参考相 关学科 ： 比较哲 学、 文化史 、 形象学、 汉学史等 已取得 的研 究成果 ， 分 国别 、 分 时段地 梳理不 同历 史时期的 中国哲学典籍 英译本 ， 辩证地分析 它们在 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 下所发挥 的积极作用和所 存在 的局 限性 ， 试
中国哲学的翻译
浅谈中国哲学的翻译摘要：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
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应当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研究。
中国哲学的翻译存在西方哲学化、文化利用型两大翻译误区，应当从对哲学关键术语的翻译以及哲学典籍的翻译两方面来完善对中国哲学的翻译，以此让中国哲学同西方文化更好的交流，传播中国哲学。
关键词：中国哲学翻译哲学术语中国哲学分为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
古代哲学主要指“春秋百家争鸣”“汉唐儒道三玄”“宋代儒学的发展”“近代中西融合”四个阶段。
现代哲学主要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
古代中国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为主要的哲学流派，其中尤其以儒、道、墨三家影响深远。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阴阳变化规律、和而不同思想等哲学资源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哲学的翻译和诠释是一个很重要和现实的问题，涉及到中国哲学的文本、思想、概念、语汇等理解和转译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但是数百年对中国哲学的译介和研究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和歪曲。
尤其是毫无批判地套用西方宗教和哲学的概念、术语和命题来解释中国哲学，既误解了西方哲学，又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丧失了对其精髓的现实把握。
忠实准确地理解和推介中国哲学的丰富资源，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中西文明的交流，也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一、中国哲学的性质、功能及翻译的重要性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而中国哲学史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中国哲学典籍承载着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
作为经典文本，它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
以儒、道、释三家为主体兼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的一个极好的途径，而忠实准确的理解、推介中国哲学的丰富资源则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
新时代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的对外传播
Reflections on the Overseas Spreading of English Versions of Chinese Philosophy Classics in the New
Era
作者： 刘亚杰[1]
作者机构： [1]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457001
出版物刊名：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122-126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1期
主题词： 中国哲学典籍;文化多样性;数字化
摘要：中国哲学典籍外译不仅有利于构建世界文化多样性,也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遗憾的是,通过美国亚马逊和英国亚马逊网站上畅销书排行榜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迄今这些典籍英译本的对外推广效果却是甚微。
需要在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通过拓展多领域、多渠道的合作途径和借助新媒体积极推进中国哲学典籍资源数字化等策略,积极推动中国哲学典籍走向世界。
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跨文化研究跨越社会、政治、心理学、文学等诸领域。
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成为新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跨文化交流由最初的“西学中心论”拓展到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多元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了解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采用有效途径英译并输出中国典籍作品成为增强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典籍”，据《辞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书》等书目的阐释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二是法典、制度。
以《论语》这一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作品已引起了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的国内外语工作者和国外知名汉学家的广泛关注。
世界各国孔子学院正在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而遵循什么原则、输出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作品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
因为译者主体性的差别会导致译本的多样性，而译本的多样性对文化输出目标群体意识的影响必然不同。
典籍“翻译绝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与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大事”（许钧）。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
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
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
因此典籍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典籍英译，建国以来已出版多套相关丛书，如由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大中华文库》等。
(更多电影尽在 )2.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学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1）译本研究（包括单个译本研究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文体分析等）；（2）译校出版感言研究；（3）典籍作品中关键词翻译的研究；（4）典籍作品跨文化研究。
近五年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概况
近五年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概况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
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
（成中英，: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
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
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
”（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两个层面，而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却鲜有人涉足，甚至还没有一本中国典籍英译史的专著问世，就连相关的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复古倾向--一个值得关注的语言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浅析“教学学术”视角下大学教师教学责任意识剖析传播学术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亚洲中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试论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的依据与路径论析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学术责任中学的学术:一个亟待关注的话题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环境法学的学术特色与贡献也不绝如缕。
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
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探究专业品质权威编制人：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________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团队精心编制而成，期望大家下载或复制使用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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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典籍英译的几个基本问题
众所 周 知 ， 中国汉代 以后 ， 在 中国元 典 文本变
成了“ 经典” 在相 当长的封建社会 ， ， 这些“ 经典”
变 成 了将 文 学 、 历史 ， 至哲 学等 各种文 化经典 淘 甚 汰 出局 的政 治经典 ， 在政 治经典 中 ， 将诸 子百 而 又 家 淘汰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局 的是 正 统 儒 家 经典 ， 而被 赋 予诵 读 意 义 的多是 其 政 治 价 值 。如 果说 在 前 现 代社 会 ， 社
其实这也正是把这些经典奉为政治圭臬的政体制消亡之后这些经典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因为即使在其政治功能认同度极高的时代它们的文化观念与功能也从未消失并完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观物方式审美情趣道德伦理情感态度生活习性终极寄托收稿日期20091220作者简介郭尚兴1950一男河南泌阳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及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致； 更要符合典籍英译 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的
基本 出发 点 。本 文综 合 以上诸 因素 ， 中 国典 籍 对
英 译 的 目的 、 质 、 则 和意义 进行初 步 的探讨 。 性 原
一
、
传统 哲学典 籍 的 当代 意义
大 多数 学者认 为 ， 国哲 学 典籍 主要 是 指 周 中 代， 尤其是 春秋 战 国时期形 成 的元 典文 本 ， 如后代
代代传承下来 ， 无时不在显扬 自己的在场， 并赋
等价值 ， 承认 各种 文化 的“ 合法 性 ” 进 而 ， 有 民 ， 所
予我们民族以安身立命的某种形而上的根基。正
是借助这种根基， 使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只有
坚持 和发 扬这种 根基 ， 们 在 国际社 会 中才 能做 我
到和而不 同 。和 ， 明我 们 承认 一 切 民族 文 化是 表 平等 的 ， 都有生存 和发扬 光大 的权 力和 自由， 对现
中国哲学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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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语境本体性研究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语境本体性研究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本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桥梁，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以及翻译过程中的语境问题，英译本往往无法完美地呈现原著的语境本体性。
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语境本体性进行研究，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广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历程及现状中国哲学典籍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和深刻的哲学内涵。
不少中国哲学典籍因其独特的思想特点和对人类思想的重要贡献而备受世人瞩目。
由于古代语言的限制以及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工作一直备受关注。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增加，一些中国哲学典籍开始被翻译成英文，如《道德经》、《论语》等。
由于当时对中国文化认知的不足，翻译者在语境理解和转译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译文的语境本体性不够准确。
随着中国哲学典籍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增大，一些重要的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本相继问世，如《孟子》、《庄子》等。
仍有不少翻译存在着语境本体性不足的问题，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有效传播。
针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语境本体性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
他们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文化内涵和语境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分析，揭示了诸多中国哲学典籍的深刻内涵和独特格局。
他们还对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现有译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和翻译的语境失真现象。
他们还尝试从翻译理论、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进行了全面的评析和解读，提出了一些改善翻译质量的建议和方法。
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语境本体性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方面，对于某些中国哲学典籍的语境本体性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尤其是对于比较冷门的中国哲学典籍的研究还需加强。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特定典籍的翻译问题进行分析，还缺乏对整体翻译质量的评估及提升的研究。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语境本体性研究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读书心得——英国汉学家修中诚的《大学》《中庸》英译
读书心得——英国汉学家修中诚的《大学》《中庸》英译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需要解决一个矛盾：译文不但要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还要在目的语文化中被识别为哲学。
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是，“哲学”一词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起源于古希腊，在西方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这门学科晚清时才传入中国，“中国哲学”一词由此诞生，并且后来居上，取代并涵盖了“诸子学”“经学”“玄学”等传统词汇。
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如果过分强调“忠实”，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译文很难被目的语读者识别为纯粹的哲学作品；如果削足适履，又使中国哲学丧失了独特性。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的翻译，要建立在恰当的比较和阐释的基础上。
译者们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两方面的平衡，对不同译者推出的哲学译本进行研究，考察这种平衡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最早在题目中将中国古代思想家称作哲学家的应该是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于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此书包含《大学》《中庸》和《论语》的部分章节的拉丁文翻译。
四年后，作为该书的简略本，英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出版。
19世纪末，“哲学”一词传入中国，20世纪上半叶，诞生了几部以“中国哲学”为题目的英语作品。
其中，修中诚的《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 1942）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哲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译介。
此书出版一年后，修中诚又推出《大学》《中庸》的全译本（The Great Learning & The Mean-in-Action）。
该书序言长达104页，远超译文页数，序言对中国哲学之于西方的影响、儒家哲学的发展史、《大学》《中庸》的成书及内容等都做了详细说明。
高延《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典籍片段回译研究
高延《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典籍片段回译研究
秦明星
【期刊名称】《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8)003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汉学家高延的英文著作《中国宗教体系》,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著作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典籍片段,并对此进行了英译.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著作,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对这部6卷本的英文著作进行了翻译,对其中所引用的中国典籍片段进行了回译.笔者有幸参与了部分翻译,现详细地探讨一下典籍片段回译的方法.
【总页数】5页(P78-82)
【作者】秦明星
【作者单位】郑州科技学院外语系,河南郑州 45006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0
【相关文献】
1.中国典籍中的古代度量衡英译研究r——以高延《中国宗教体系》为例 [J], 秦明星
2.高延《中国宗教体系》中典籍片段的英译研究 [J], 秦明星
3.信息论视角下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研究——以《论语》英译本为例 [J], 徐光霞
4.链霉菌高拷贝质粒pIJ101 DNA的研究Ⅱ.在大肠杆菌中具有终止子活性片段的
克隆和分析 [J], 邓子新;Tobias Kieser;David A.Hopwood
5.《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语言回译和文化回译研究 [J], 胡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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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
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
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
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P20)。
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
“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
”(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
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
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
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
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
性即理也。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率,循也。
道,犹路也。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
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
《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
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 iplesofournature,a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
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
《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
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
《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
”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
”[13](P40)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
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
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
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
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
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
所谓“天者理也”。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
“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
”(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
”(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
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Logic,Truth[15](P561)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SchoolofPrin-ciplerepresentedbyChengYiandZhuXi[15](P563~564)。
”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
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
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
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
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
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
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
“理”既是作为整体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
”[14](卷37)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经典的继承性及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
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
(P79)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一)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
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纪之前大多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他们的翻译方法从带有传教目的的某种“儒耶杂糅”的方法,再到学术性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根据安乐哲的总结,中国哲学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基督教化”的形象被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后来又被“东方化”,到现在又套进了某种“诗化、神秘化的框架里。
”“TheChinesephilosophythatWesternreadersarefamiliarwithatthebeg inningwas‘Christianized’,andtheninmorerecenttimesithasbeen‘Orientalized’,butevenmoresoithasbeenpoeticized,mystified,andinfuse dwithmysteriousperspectives.”[16](P81)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
”[17](前言P5)作者也认为: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
因此,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
作者注意到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正符合这种认识论。
进而观之,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哲学的诠释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元典的解读,构建《论语》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
这种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文本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和翻译。
[18](P135)朱熹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他从元典文本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再在该语境中返回元典,结合理论体系对元典进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