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文化(来自知乎)

汪曾祺在散文《胡同文化》中为了阐述北京人“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的文化，例举了老舍《茶馆》中的王利发和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中的一段对话。《茶馆》无人不知，自然毋庸多言。《八月骄阳》是一部怎样的作品？为何能与《茶馆》并举？从《茶馆》到《八月骄阳》再到现实中不愿主持正义的老北京，三者间是种怎样的关系？

《八月骄阳》是汪曾祺在198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全文仅四千余字，讲的是张百顺、刘宝利、顾止庵三个“闲人”在太平湖公园发现一位老人自杀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那时的太平湖公园实则是一片什么都没有的野水。“什么都没有”指的是“亭台楼阁，游船茶座”等人工痕迹，但花草鱼蝶等自然气息是随处可见的。张百顺是公园的看门人，他年轻时拉过车、卖过烤白薯，小商贩被取缔后托人谋了这个岗位。说是看门，其实没有具体工作，太平湖公园没有门票也没有贵重物品，张百顺每天除了摸点螺蛳卖，就是和刘宝利、顾止庵一块儿喝茶、聊天。刘宝利以前是个武生，因为扮相欠英俊当不了主角，但他会的多，是个优秀的配角。家里藏了不少珍贵的抄本和剧照，出再高的价也不卖，准备带到棺材里去。剧团开始演革命现代戏后他失去了用武之处不得不提前退休，每天准点到公园去遛鸟、踢腿、念戏词。顾止庵以前教私塾，私塾停了后代人抄书、写家信，解放后改代写检讨。因为检讨写得深刻字又好，一时生意兴隆。直到儿子们都成家立业才歇下来，每天看看报，到公园遛弯儿，找老友聊天。“闲聊”，又用去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在对话中我们渐渐得知，刘宝利此前一天目睹了红卫兵在孔庙烧戏服，殴打文艺界的头头脑脑，他回去后立马把养得很好的画眉鸟放了，把珍藏的所有剧本剧照都交公；张百顺对红

卫兵小将“不用登记，不用批准，也没有个手续”就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揪谁就揪谁”非常不解。对话行至此处，顾止庵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有棒子面就行。”没什么文化的张百顺对文革的乱象充满了恐惧，担心自己这种“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的人也会遭殃；对戏剧精熟、从戏文中了解历史的刘宝利意识到了文革是文化人的末日，忍痛“断腕”以求避祸；三人中文化最高、对时事了解最多的顾止庵反倒最笃定：我们三人都不在单位，而且岁数那么大，不与任何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只要饿不死，就过一天算一日，至少眼下再怎么乱也波及不到自己。

汪曾祺将这些心态概括为“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的忍文化”，既精准，又悲哀。几百年来，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处于各种政治、战争的中心。“安土重迁”的北京人苟活于是，慢慢地形成了“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的“忍”文化。无可奈何，不忍苛责。王利发并不真的想做一辈子顺民，张百顺也并不想对乱世百依百顺。区区草民在乱世洪流中除了“忍”又能如何？刘宝利在讲述亲眼目睹红卫兵烧戏服打人的时候，顾止庵不评价、不表态，只连着叹出四个“唉！”言简意丰，令人唏嘘。

后来，一个“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进入了公园。他坐在长椅上望着湖水，就这么从早望到晚。知了、蝴蝶、蛐蛐、油葫芦、金铃子、柳树、野茉莉环绕着他。第二天，刘宝利在湖里发现了他的尸首。通过他随身的工作证，三人得知他叫舒舍予，北京文联主席。行文至此，读者终于明白，这位投湖的老人就是老舍，这部小说的内核是

老舍之死。

无人不识老舍。顾止庵和老舍聊过几次，张百顺听过祥子的故事，刘宝利在孔庙看到的被殴打的人正是老舍。这位“净写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做小买卖的。苦哈哈、命穷人”的好人，一个“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的好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三人想不通，照他们老北京人“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的文化，“干吗要走了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不？”为何“粮店还卖棒子面”无法令老舍这样的人释怀。最后顾止庵环顾左右（确定四周无人），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揭示了根源：“士可杀，而不可辱啊！”

北京人究竟“忍”什么？《胡同文化》没说，但《茶馆》和《八月骄阳》说了：“忍辱”。老舍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却没有沾染“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的“忍”文化。汪曾祺认为，因为老舍是“士”，他不怕死、不怕挨打，但不能忍受辱。张百顺等三人可能无意中成为最后见过老舍和最早发现老舍遗体的人。三人口中不说，行动中（张百顺为老舍赶苍蝇，刘宝利找了张席子盖上）已经表露出十分的敬重和巨大的悲恸。同时三人也深深地意识到：文革离自己并不远，再怎么逆来顺受也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是安全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也许我们必须以《胡同文化》为纲，将《茶馆》、《八月骄阳》连起来读，才能完整地理解北京人“忍”文化的来龙去脉。上海的范飚老师曾这样解读：这样的三个材料连缀并置集合，形成了一条时间轴，从清末，经民国，到“文革”，直至1993年；空间轴，从茶馆，到太平湖公园，到钢筋水泥的高楼，但不离生活底层内容；从戏剧到小说，从文学作品到现实

生活，人的命运既有一种连续性，又有一种延续性。老舍写王利发，汪曾祺写老舍，写眼下的人们，包括自己。王利发不能再忍而死，老舍不愿再忍而死；而很多人选择忍，他们忍着、耐着、眯着、活着。这些都紧紧围绕着“忍”字，让人看到忍的无奈、无用、无望，也让人不禁去思考“忍”生存的社会土壤、人心基础，追索其演变、蜕变的轨迹，追问其后果。就此而言，这三个材料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这句话本身。[1] 在《胡同文化》一文中，汪曾祺告诉人们“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北京胡同的方正、封闭造就了北京人“安土重迁、易与满足、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的“忍”文化。但实际上，方正、封闭、安土重迁、易于满足、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等等都是描述性、概括性的词汇。汪曾祺并没有明白地将“方正、封闭”与“安土重迁、易于满足、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的因果关联阐释出来。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胡同、四合院并非北京独有，为何唯有北京的市民文化以“忍”为精义呢？这并不是汪曾祺解释不清，而是他一贯喜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写作风格——看似没解释，其实留足了线索。

线索之一即《茶馆》、《八月骄阳》和不愿主持正义的老北京。正如范飈老师所分析的，汪曾祺将这三则材料连在一起，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揭示出“忍”文化的延续性。两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一代代北京市民经历了太多的动荡，“忍”是他们保全生命、躲避迫害的法宝，渐渐渗入了每个北京人的骨髓中。于是哪怕在和平年代，北京人也会下意识地回避冲突、固守自保。“忍”文化并不仅仅是胡同这一建筑形式所造成的，实则是百余年动荡不安的生活带给北京人的集体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