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四大问题

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四大问题

美国民主制度得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至于能否治好？目前还看不到希望，大概要等待一场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大的重创才能唤醒美国。这就是我对福山把脉美国民主病的简单归纳。福山是美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基本观点相当直白：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当年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使他声名大噪。但与许多自由派学者不同的是，福山明显地更多一些反思和反省的能力。

四年前，他携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来上海，与我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四年后，他又携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来华，与中国知名政治学者李世默在观察者网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对话。

四年前，我与福山的辩论正值“埃及之春”爆发不久，福山认为中国也可能爆发这种“埃及之春”，我说不会，并预测“埃及之春”不久将变成“埃及之冬”。我还谈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不亚于中国。四年过去了，“埃及之春”早已变成了“埃及之冬”，福山与李世默的对话中也坦承“美国的问题在不断恶化”。美国的政治制度究竟面临哪些问题？福山在这篇对话中列出了四大问题：

第一、否决政治。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的高度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预算、医疗改革等基本决策”。

第二、金钱政治。福山认为：美国的问题日益严重，“因为利益集团的资金十分充裕。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是，政治献金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福山认为这样解读宪法是错误的，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法院就是这么裁定的”。他还强调：“如果某个利益集团，比方说华尔街，有高度集中的金钱资源，便可以阻止政府通过不利于它的决定。如今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三、治理司法化，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几乎都要通过法院裁决，通过立法来解决，而这个过程往往被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俘获。在一般国家政府行政部门负责的事情，美国法院要“越俎代庖，执行了某些更适合行政机构执行的功能”，结果是社会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各种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第四、政治衰败。福山把上述病症用“政治衰败”一词加以概括。他说：“当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俘获了政治体制时，就出现了这个较为宽泛的现象，我称之为政治衰败”。李世默在对话中则用美国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分利联盟”的概念来解释“政治衰败”，认为“利益集团长期积累权力，成为分利联盟，它们俘获并绑架了政治体制。所以，要做任何事情，这个分利联盟下面的每一个小团体都必须得到满足，而每个小团体都狭隘地按自身利益行事，罔顾集体利益。这是当前美国体制

的弊病”。这种情况导致了决策过程中“否决点”过多的问题，李世默提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铁项目的例子。“布朗州长宣称这个项目接到了超过200起诉讼”，福山回应：“正是。正因为个人有起诉政府的权利，所以许多基础设施项目一拖再拖，成本一提再提”。

美国民主体制能否走出现在的僵局呢？美国民主病究竟如何才能治好呢？曾对西方制度信心满满的福山看来也开不出药方。他坦承：“未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民主能不能自我纠错。”李世默从奥尔森的理论出发进一步指出：“一旦政治体制被分利联盟俘虏，基本上无药可救。除了革命或某种外部震荡，很难摆脱其控制。那么，政治体制如何解套？革命和外部震荡在哪里都不受欢迎，那么如果政治体制的确被分利联盟俘获，并以这种方式固化下来，怎么才能脱离出来？美国需要怎样的政治改革才能突破当前的死局？”福山认为，也许要靠经济危机带来的震荡。他说“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便是例子：先是1929年股市崩溃，接着银行系统遭遇了大危机，失业率高达20%，经济遭到了重创。这个外部震荡促生出罗斯福的新政，在1930年以后使美国福利国家基本成型。当普通百姓受到特殊利益压迫时，他们能够影响最高领导层改变政策，这才是民主制度本来的运行方式。但福山提到，“2007年和2008年，我们遭遇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但这次震荡没能迫使政要们对现行政策进行大规模反思。我不知道什么条件才能促使他们进行反思，预计目前这种政治僵局还将持续下去”。这番话似乎等于在说：让危机和灾难来的更猛烈些吧，否则装睡的美国是不会醒过来的，康复也自然无望了。他感叹：“随着金钱和特殊利益进一步左右了美国政治，原本能通过普通百姓清理流氓政客的民主体制，近期失灵了。在我看来，这正是美国政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福山上述的观点似乎都很在理，但我认为，这种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依我之见，美国病还有另外几个深层次原因：首先是美国“三权分立”本身面临的困境。四年前，我与他辩论的时就说过，“三权分立”本质上都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而一个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超出政治领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平衡。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左右着政治力量。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样下去，我估计美国的“钱主”将继续主导“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其次是“美式法治”的困境，美国人长期以来为法治自豪，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式法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已经成了保护既得利益，拒绝改革的代名词，成了法条主义、法官治国和律师治国的代名词。福山感叹，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了竞选捐款不再设上限，在美式法治下，这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我记得牛津学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书中曾探讨了美国法治所面临的困境，他以美国“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美国税法的长度，“已经从2001年的140万个单词增加到现在的380万个单词”。但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就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改革方案由于法律程序原因而无法得到“民主的批准”，林根只能感叹：“你怎么能指望病人给病人看病呢？”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