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乡读后感

鲁迅《故乡》读后感

小说《故乡》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研究者一般将《故乡》作为当年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将关注点集中在闰土身上，通过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对比，鲁迅纵向地展示了社会的历史性，对于农民命运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了深刻的展现和探索。在传统评论中的基本问题首先存在于对于少年闰土的叙述的评论解释：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摸一把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对于这一段描写的解释，典型地有如下引文：“小说追想过去，不是引导人们沉缅过去，而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现实，是残酷地毁掉一切诗和美，制造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在苦难生活中煎熬了二十年的闰土，已经失去了少年时候的勇敢、聪明、纯朴、真挚的性格，已经埋葬了西瓜地上手捏钢叉的小英雄形象。当他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仿佛石像一般，脸上刻满皱纹，连最深的愁苦也不能使这些皱纹动一动。他用增长了一倍的身材去承担生活的重担，他已经向尊尊卑卑的封建等级制度低下了头。他向准备搬家进京的老朋友所要的杂物，暗示了他的人生，也暗示了他的信仰：长桌、椅子、抬评、草灰，说明他默默负起愈益沉重的家累，把行将榨干的血汗继续榨到土地上去；香炉、烛台，说明他在血汗人士的同时，希望灵魂升天，人世幸福求之不得转而向神鬼世界寻求灵魂的安慰。小说采取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少年闰土和饱尝艰辛的中年闰土这两组镜头有机地组接起来，产生了一种连贯、呼应、对比、暗示的综合效果，深刻地显示了这位勤苦农民的悲剧命运和他灵魂中令人震栗的变化，使人惊心动魄地体味到：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把闰土磨难成一个木偶人了。闰土的形象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的出色画像，茹苦含辛，质实勤恳，如大地一般厚重，如大地一般生产食粮，如大地一般任人践踏。他是用来作为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表象的。作者追思往昔、谛视当今，是为了探索未来。他希望下一代‘应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他对此忧心如焚，疑虑重重，但是作为先驱者，他深刻地揭示人生哲理，教导人们脚踏实地地开拓未来：‘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1]尽管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了对于少年闰土的描写是诗化的，“恋乡之情，往往令人把故乡诗化，而故乡的一切诗、一切美，都收在这幅人与自然交融的神异的画面上了。”也还是将这段描写当作与中年闰土的对比来研究，并从中概括出对农民命运的过去、现在、未来的题旨。

其实，我们应该回到文本，小说在开头，人物“我”已经说得很明白：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故乡只是“我”心目中的故乡，也就是我记忆中回忆的故乡。记忆的东西，尤其是在回忆中出现的东西能否当作“真”的东西，我们说不能。从叙事学上讲，有个底本与述本的关系，底本的东西被叙述时，总是被叙述主体加工的，“我”的童年事情进入述本的微乎其微；从心理学讲，被我们记忆住的东西也总是与情感态度联系在一起的，而回忆更是受到当前的语

境的影响，当前语境中主体的处境产生出对于记忆进行筛选的动机与指令，因此，对于一个主体的回忆，重要的不是他讲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要讲，是他所讲的东西对于他的意义，这就是说，回顾性的追述，主要的不是事实的，而是意义的价值的。小说中的“我”已经体认到这一方面的原因。从后面的叙述可知，“我”的回故乡是专为别它而来：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

……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聚族而居的老屋”在当年也是当地的大家族，曾经风光过，享过自己的尊荣的吧。祖上的事情“我”没有说，但是父亲时的景况是约略提到：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

“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那就是说在他父亲时代，同辈的各派各支能承办祭祀的有三十家之多，那确是当地一大家族的了。可是，到“我”这一辈，家族败落，以致他这一支连聚族而聚的老屋也保不住，不得不易姓了，甚至要等卖了老屋的钱去添置家具，所以“我”的别故乡就是要从故乡连根拔去，从此故乡没有这一家了。中国人作后辈的要有出息，有出息的要光宗耀祖，要衣锦还乡，要重修祖坟，因此小说中的“我”的实在是愧对先人的不肖子孙，他的回故乡心绪能够好吗？正因此杨二嫂是那么令他讨厌：

“……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杨二嫂却不知趣，偏偏那壶不开提那壶，难怪引得我讨厌而得到一个两脚圆规的雅号。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研究中，研究者运用叙述学进行解读，注意到小说中“我”的存在与小说的内在情感，这是一个进步，下面的叙述概括了第二个阶段对于《故乡》的最新研究水平：“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故乡》…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故乡》的叙事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A）作者显然采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历程的第一阶段“离去”推到了后景。小说虚写了这样一个“我过去的故事”：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我”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B）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因此，整篇小说所写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理过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取代那想象中理想化了的“神奇的图画”，“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而变得“模糊”。而现实闰土的故事（还包括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从而完成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