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精髓文论文

浅谈儒家思想精髓[摘要]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一言以蔽之——礼乐相济，它对后世的音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他们都重功利，重善，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教化作用，轻视人们的审美欲求，轻视音乐的艺术形式，娱乐作用，要求音乐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统治的手段。

正是在此基础上，此后的各朝各代都很重视礼乐思想的政治作用。

正是其美学思想的实质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礼为本，故又使其束缚音乐的发展，使之远离人民，异化为统治的手段、政治的工具，这正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最终背离音乐本质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儒家音乐思想礼乐相济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孔子是儒家礼乐思想的奠基人。

孔子认为音乐蕴涵着“和”的要素。

将乐音之“和”推及到整个社会宇宙，能使整个社会宇宙得到和谐化的发展，在孔子看来音乐是受制于“礼”的，礼可以建立秩序，乐可以造成和谐。

制礼作乐必须适度中节，才能充分发挥其功用。

先秦儒家把秩序的重建与对礼乐传统的精神阐释关联起来，实质上正是为了强调秩序建构的精神价值根基。

所以，他们特别强调礼乐须以“仁”为精神内涵，这是以前生活在礼制秩序中的人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正如孔子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礼乐相济思想的萌芽及其形成中国自周代就有诗乐教化的传统，并以“礼乐之邦”的美名著称于世。

先秦时期以孔子儒家学派的音乐思想为主流，对后世的音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概括为礼乐思想，即立足于治国，以礼为规范，以“中庸”为准则的思想，这也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特征，而孔子则为此思想的奠基者，其后虽有发展，却并未跳出孔子思想的圈子。

在中国，二千多年前的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一般地称为先秦时代，这是东方古代文明辉煌灿烂的时代，随着文化、学术的空前发展，古代教育体系逐渐形成。

周公旦“制礼作乐”，礼乐密不可分，既是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又是提高文化修养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就包括了审美教育的内容。

但是，在周公时代，教育还没有从国家政治生活中分化出来，尚未有独立的地位。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春秋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儒家礼乐思想的奠基人。

孔子他以“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教授弟子。

这六个科目，包括了政治、伦理、历史、自然科学、军事体育以及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智德体美的全面教育。

而乐(诗、歌、舞、演、奏等的艺术综合体)就是美育的专门科目，其它五艺也不同程度地包含着美育的形式，犹如今天的科学教育、政治教育等也常用美感的形式一样。

孔子还结合当时的诗、乐艺术发挥了不少可贵的美育思想。

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他把学诗看成是提高政治才干，培养高尚道德，学习知识，学习语言，学会接人待物、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

并且对音乐艺术也是很有鉴赏眼光的，正如他所说，他在齐国听了一次古典音乐，“三月不知肉味”。

也就是说，精神上获得一次深刻的美感享受，大大冲淡了物质欲望上的追求，他认为音乐是陶冶性灵所不可缺少的一门修养，也是人格最后完成的必修课，他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包含着这个意思。

反对用诗、乐抒发淫乱之情，而提倡雅、正；他要求艺术不仅要“尽善”，而且要“尽美”。

他的这些要求、规定，在具体内容、具体标准上固然反映了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偏见，但是他对艺术形式、美育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的功用的认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孔子的美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礼乐相济”思想的基础。

他关于礼乐的观点，虽然当时遭道家、墨家等学派的反对与责难，但毕竟为广大的社会心理所接受，影响达两千多年。

儒家历来把“乐”看成是“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要手段，看成是实现仁学、安邦定国的必由之路，因此，“乐”在儒家学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的“礼乐”观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音乐美学思想。

儒家认为，礼的功能首先在于区别，也就是把全社会的人区别出各种不同的等级，给每个等级的人规定不同的礼仪形式。

这个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下个等级的人不能使用只有上个等级的人才能使用的礼仪，否则就会被认为“僭礼”，“僭礼”就等于犯罪。

礼的另一个功能就是节制，实际上具有“法”的作用。

当然，古人也知道，礼的规定太严格了，容易造成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的相互隔绝，这样的社会虽然有秩序，但是没有生气，死气沉沉的。

所以，就用“乐”来沟通各个不同阶层的情感。

“乐”功能是一个“宣”，就是把内心的情感宣泄出来，情感宣泄出来，一来可以达到情绪的平和，二来可以被别人了解，这样就能达到情感的沟通。

“乐”的另一个功能是“和”，就是“调和”、“和谐”。

礼乐文化里讲的“和”是指促进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

所以，我们看出，礼和乐虽然功能各不相同，但是恰好能够相辅相成，古人甚至认为礼乐在社会上这种相辅相成的作用正是大地自然规律的体现。

所以《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在儒家的体系中得到规范。

二、礼乐相济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正是在孔子的基础上，战国后期的荀子更加系统的发展了礼乐思想，并使其趋于成熟。

荀子将“中和”视为《乐》即雅正的根本特性，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中和”便是荀子主张的审美准则，就是他对音乐进行评判，取舍的根本尺度。

他认为礼至高无上，“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礼论》)。

因此他说：“曷为中日，礼义是也”(《儒效》)。

荀子认为“礼乐”的特点是“中平”、“肃庄”，故能感动人之“顺气”、“善心”，使民和而不流，齐而不乱，称“中和”之乐为“礼乐”，表明“中和”必须以礼为根本，也就表明音乐必须以礼义为根本准则。

所以“礼乐”这一范畴充分反映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特性，它的提出是对孔子思想的又一大发展，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孔、孟、荀都强调应受礼节制，以礼为本，又都强调礼、乐配合。

以人治国。

他们的音乐美学思想，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一言以蔽之一礼乐相济。

他们都重功利，重善，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教化作用，轻视人们的审美欲求，轻视音乐的艺术形式，娱乐作用，要求音乐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统治的手段。

正是再次基础上，此后的各朝各代都很重视礼乐思想的政治作用。

汉代的学者。

不管是经学家，还是史学家，或是诸子，对于儒家礼乐思想都很重视。

首先，他们继承礼乐思想，特别是荀子的乐论和礼记，甚至原封不动的照抄在自已的著作中。

其次，他们广泛地搜集、整理、编撰礼乐资料，使不少散逸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并在思想上加以发挥。

汉初政治家陆贾认为，导之以礼，和之以乐，寂寞清静，于民不扰，便能实现“四海之内奉贡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天下大治”的理想。

陆贾并且尤其强调礼、乐的作用，因为在陆贾看来，刑法师旅违背民意而礼乐文采则顺应人心。

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把音乐当作改朝换代。

建立和巩固封建大一统工具与手段。

他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

尤其是秦王朝覆亡的教训，突出的强调礼乐是治国的必由之路，明确的提出“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的命题。

当然，汉代经学家不仅从历史经验上认识到礼乐的意义，而且从现实需要中感觉到礼乐的重要，因而积极提倡礼乐教化。

汉代经学家对于礼乐思想也有自己的某些发挥与发展，不管是积极的发展还是消极的发展，都能表明自己的时代特点。

表现在：认识到礼乐教化比政治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赋予礼乐教化以神秘色彩；礼乐教化逐渐演变为名教。

三国魏思想家王弼认为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就“为政之次序”立言，即为政应先“陈诗采谣”以知民间的心志、风气，然后根据以制礼立志“矫俗检刑”，然后再以声歌感化民心，使之精神平和。

他还提到“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即所谓没有礼，没有德，便没有什么可以歌唱，也就不会有什么快乐，这正是人们叛逆的原因。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音乐思想也并未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

他继承了儒家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理论。

他认为改善音乐，不在于恢复古器、古曲，而在于改善政治。

白居易称礼乐或雅颂之乐为“正始之音”，以之与郑卫之音相对立，说“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为是”，认为郑卫之音不美，“正始之音”才是真美，甚至主张“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者，建立唯心主义体系，强调“天理”与“人欲”对立，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的禁欲主义，对后世消极影响极大。

他认为礼乐相需而应有先后之分，强调以和为主而尤需以淡矫“哇淫之失”。

强调音乐有“荡涤邪秽，斟酌饱满，动荡血脉，流通精神”的作用，所以能产生“养情性，育人材，事神祗，和上下”的功效。

他还将音乐纳人他的理学之中，使音乐艺术为之服务。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在汉代成为官方思想而一尊后，更加强调音乐的政治作用，将它视为教化的手段，政治的工具，因而逐步成为音乐艺术发展的障碍，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由于礼教的束缚，宋明道学的禁锢，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不仅囿于《乐记》无重大突破与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陈腐。

及至清末，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由肯定以乐表情已变为否定以乐表情，由肯定音乐之声变为否定音乐之声，由肯定音乐的欲求变为否定音乐的欲求，甚至提出禁情、禁声、禁欲、禁变之“四禁”主张。

这种由“中和”到“淡和”的音乐美学的思想，最终与音乐的本质相背离越来越远。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得意时主张礼乐治国，失意时以琴养生，以琴自娱，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礼乐思想的发展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然而作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中的一朵奇葩，明代的情本论音乐美学思想实质上并不完全是站在了传统儒家的对立面：传统儒家音乐思想强调的是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平和，形式为内容服务，重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讲究伦理道德，“理”高于“情”；情本论音乐美学思想强调的是内容丰富多彩、哀乐分明，形式自由多样。

形式为内容服务，重视音乐与自然的关系，即道家的“法天贵真”，“情”高于“理”，是一种理求同而情求异、理主常而情主变、理有穷而情无尽、理求善而情求真的音乐美学思想。

深究内涵，可以发现这两种看似“死对头”的音乐美学思想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同之处。

三、礼乐相济思想衰亡的反思儒家音乐美学强调音乐的伦理教化作用，主张严格控制音乐，反对对音乐的变革与创新，认为音乐应受礼节制，一礼为本，叉强调礼、乐配合，治人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