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民歌第一村”吕家河民歌与武当山道教

作者简介：张紫云，女，汉族，河南商丘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汉族民歌第一村”吕家河村位于中国道教圣地武当山南麓，其民歌与武当山道教关系匪浅。本文从明代大修武当事件、武当道教重孝思想、斋醮科仪、阴阳思想和武当道教文化的兼容性等几个方面入手，结合田野调查，综合考察武当山道教对吕家河民歌的多重影响。如果撇开武当山道教的因素，我们将不能全面认识吕家河民歌的真正风貌，这不仅是吕家河民歌的损失，也是中国汉族民歌的损失。

关键词：吕家河民歌；武当山道教；吕家河民歌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

吕家河村位于中国道教圣地武当山南麓，距武当山主峰金顶仅20公里。该村仅有人口749人，能唱歌2小时以上的歌手就有85人，占总人口的11.3%，其中4人能唱千首以上，如此高的民歌手比例和令人惊叹的民歌数量，全国并不多见，汉族地区更是绝无仅有，因此被誉为“汉族民歌第一村”[1]，并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吕家河民歌的主要特点有：曲调多，目前发现的有79种；歌词多，目前收集整理的已有3000多首；荤歌、妓歌多；孝歌多；分为阴歌阳歌两大类等。众所周知，汉族历史上曾经有着悠久绵长的民歌传统，但如今却很少有汉族地区大量传承着活态民歌。因而，吕家河民歌可说是弥足珍贵。

吕家河民歌村常被冠以“武当山民歌村”的称号，因武当山的知名度更利于信息传播，然而吕家河与武当山之间不仅仅只有地缘关系。本文将采用查阅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从明代大修武当事件、武当道教重孝思想、斋醮科仪、阴阳思想、神仙形象和武当道教文化的兼容性等几个方面入手，来考察武当山道教对吕家河民歌的重要影响，从而进一步挖掘吕家河民歌的文化内涵。

一、吕家河民歌的形成与明代大修武当

吕家河村隶属湖北省十堰地区丹江口市官山镇。丹江口市古名均州，位于汉水中游流域，这里自古就有唱民歌之风俗。吕家河村所在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歌传统，但是当时存在的民歌和今天流传下来的民歌并非一回事。明代以前，此地流传的应当主要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民歌，曲调和歌词远少于今日之吕家河民歌。而现在使吕家河民歌多种多样、璀璨多姿的那些曲调和歌词却是来自全国不同地区——这些外来民歌随着明朝大修武当的官民夫役一起来到了吕家河。

明代以前，武当山便已经是道教圣地，然而其规模都远远比不上明永乐年间大修武当后的盛况。这期间，武当山地区的外来人口也并不能与大修武当时期相比。明成祖朱棣出于政治需要，崇奉真武，召集军民夫役三十余万人，历时十四年，在武当山营建皇家道场。他们主要来自湖广、江浙、河南、陕西、四川等地[2]。其后，明世宗又耗费大量人力财力重修武当宫观。吕家河等地便是当年修筑武当宫观的后勤基地，是向官兵、民工提供粮草和娱乐的地方，也是其随行家属的居住地。吕家河全村182户749人，有35个姓氏之多，这在聚姓而居的汉族农村中是很少见的。应该是因为当年来自各地、有着不同姓氏的民工在此地定居并繁衍后嗣，才使一个村子拥有众多姓氏。

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兵和民工常年累月生活在这里，带来并传播了他们家乡的民歌、小调。例如，来自江浙地区的无锡景调、孟姜女调、鲜花调，来自河北的剪剪花调，来自河南的补缸调及一些豫剧曲调，来自北京的对花调等[3]。这些民歌小调都保留了其原本的旋律，并在本土化的过程当中做出了改变，以适应本地方言和本地人的审美需要。此外，吕家河村坐落在武当山南神道上，经由南神道朝拜武当的香客很可能也为吕家河民歌作出了贡献。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民歌曲调，在吕家河及其附近地区汇集，几百年来不断传承、演变、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韵味，造就了今日的“汉族民歌第一村”。可以说，没有当日的大修武

当，就没有今日的吕家河民歌。

二、吕家河民歌中的荤歌、妓歌与武当山下的妓院

吕家河民歌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即妓歌、荤歌占大量比重，后者被当地人称为“酸歌”。如《婊子闹五更》《双姣娥闹五更》《十二时辰》《单探郎》《新姑娘闹五更》《小姑娘闹五更》《五把扇子》《嫖妹儿》《婊子告阴状》《拉住婊子喊干娘》《姐儿生在十六七》《十八摸》《十爱姐》《十杯子酒》《打牙牌》等等。民歌是劳动人民表情达意的产物，各地民歌都有关于爱情和两性交往的内容，这本来不足为奇。然而吕家河民歌中此类歌曲不但数量非常多，而且许多歌词十分露骨，使人纳罕——因为当地民风淳朴保守，似乎并没有大量产生这些妓歌、荤歌的土壤。

实际上，这些酸歌流出的源头，也可以上溯到明代大修武当时期。今日的武当人文景观，是当年离乡背井的民工耗尽血汗而修成。为了留住这些远离家乡的民工，也为了回收这些民工的工钱复用于修筑工程，官府出资在武当山脚下修建了大量青楼。至今当地居民都还知道当年有条翠花街，街上到处是热闹的妓院。可以推断，这些青楼女子带来了许多妓歌、荤歌，可能还有她们家乡的歌曲。民工的娱乐并不多，青楼大概是他们主要的娱乐场所，而唱歌也成为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于是这些歌就是渐渐流传开来。这就是吕家河传唱许多妓歌、荤歌的原因。

三、吕家河民歌中的孝歌与武当道教重孝思想

吕家河民歌中有大量孝歌。孝歌，又称阴歌、丧歌、待尸歌，是办丧事时在夜间演唱的歌，其数量占吕家河民歌的70%左右[4]。葬礼通常持续三天两夜，夜间通宵唱歌。

武当山附近地区葬礼上唱孝歌的风俗，其文化源流可能有好几处：一是信鬼尚巫、歌舞以丧的荆楚遗风，一是相邻陕西省的唱孝歌、打待尸风俗，一是儒家文化中以孝为本的思想，另外就是武当山道教的重孝思想了。武当山道教在信仰上祀奉真武大帝，在思想上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推崇忠孝伦理。其主要经典有《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心经》和《孝经》，宣扬道圣为神、佛义为论、忠孝为先。武当山上的众多宫观，除了遇真宫，其他各宫的真武大殿后面都建有父母殿。对于信仰武当山道教的吕家河村民来说，他们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重孝思想。笔者在采访吕家河村民时发现，如果问他们是否信仰道教，他们听不太明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如果提到武当山，他们就会恍然大悟，说：“我信祖师爷。”他们口中的“祖师爷”即武当山崇奉的主神真武大帝。笔者认为，“祖师爷”这个叫法本身就很有意思，听起来不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宗教神祗，而更像是护佑子孙的自家长辈。他们把上武当山朝奉真武大帝，叫做“朝爷”，认为祖师爷非常灵验。武当山道教的重孝思想影响了在其附近地区生活的人们，进而加强了人们对唱孝歌的重视，并为这种风俗的延续提供了加持力量。也许有人会有疑问：怎知这是受到武当山重孝思想的影响，而不是仅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呢？

上文提到，武当山道教主张儒释道三者合一，其重孝思想本就源自儒家思想。因此，吕家河民歌中的孝歌，既可以说是受到武当山道教重孝思想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受到儒家重孝思想的影响。但孝歌中的许多歌词，则可以切切实实地证明，其中确有武当山道教重孝思想的印迹。如“黄丧一副挂灵上，亡者魂魄上天堂。孝子不必多悲伤，人生如同梦一场”；[5]“抬步进了孝家门，孝歌唱给亡人听。魂在灵在人不在，思亲想亲不见亲。手拿玉壶把酒斟，超度亡魂上天庭”[6]。儒家主张“不语乱力怪神”，而这些歌词中透露出的亡人上天庭的想象属于道教思想范畴，并表达了人们对亲人的美好祝愿，希望其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幸福。又如“为人在世如酒醉，昨晚躺在牙床睡，今晚装在棺材内”；“草死草死根还在，人死人死如灯灭。要想还阳还阳转，除非海里捞明月”[7]。这些孝歌无不表露出道教人生无常、人生如梦、人死灯灭等思想。而这种诉说传达给人们的并非消极的厌世思想，而是劝告人们珍惜生命，珍惜眼前的生活，孝顺父母长辈，并且达观地面对亲人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