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四是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经济建设在城镇化建设中，是第一位的基础性建设，但不能认为只要把经济搞好了就能够实现城镇化。如果放松了或者忽视了政治建设，就失去了城镇化的生命线和凝聚力，就无法应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如果放松了或者忽视了文化建设，就有可能失去城镇化的灵魂，就无法提高市民的素质包括无法将“农民”转化为“市民”；如果放松了或者忽视了社会建设，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环境的净化和社会治安，就无法为市民提供平安、和谐的社会保障；如果放松了或者忽视了生态建设，就会加大环境包括水资源、空气等污染程度，就无法为市民提供一个绿色的、健康的、宜居的生活环境。在对世界多元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分析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城镇化的过程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这也是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显现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过去，我们提出过“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实际上大城市规模并没有得到控制，相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任凭大城市发展，会在交通、供水、供电、卫生等方面，形成很大的压力。因此，要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与城市职能，合理确定城市的地位与城市职能体系，走适宜本区域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有许多专家提出，在中国现阶段，应该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城镇化的起点。无论从国外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从我国这几年大城市扩张式发展带来的问题来看，这样的主张应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怎么样发展小城镇呢？怎么样通过发展小城镇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多渠道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呢？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任何城镇的发展都有其产业依托。一般来说，小城镇的产业依托是农村工业；中小城市的产业依托是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大城市的产业依托是建立在现代工业以及为其服务的第三产业。由于中国面广量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一般为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大多数首选的就业方向是小城镇的农村工业。因此，小城镇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起点。但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外出务工农民都采取由小城镇向中小城市、大城市逐级“跳巢”的方式，不断发展自己。城镇化机制本身也决定了城乡之间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与重新组合，通过比较利益优势来发挥要素的最大效益。提倡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实际上是考虑了不同区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背景与特点。这种特点，既说明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发展小城镇是推进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基础。
如何创造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除了制约城镇化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体制性问题外，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脱节，政府规划与市场发展脱节，城镇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脱节，城镇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脱节，等等，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我认为，只有在这样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创造性地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农业现代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快速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段重要论述既对“四化”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也对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性进行了再次强调。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再次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我们又如何推进这条道路的快速发展？
其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具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许多地方十分贫穷，如果产业和人口也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不仅不利于一些落后地区的发展，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区域性差距，给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矛盾。因此，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一手抓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手抓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产业和人口结构合理布局。
中国特色城镇化“特”在哪里？
其实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要“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一原则和要求，既揭示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又指出了坚持这条道路பைடு நூலகம்努力方向。
中国的城镇化既不要片面地发展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也不要片面地发展小城镇或中小城市。也就是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既不能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也不能同于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而是要有“中国特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四城”并举。由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农村人口，单纯依靠哪种类型的城市或城镇都无法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并制定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此后随着建制镇标准的降低和撤县改市的兴起，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数量大幅提高，目前我国有小城镇2万多个。小城镇规模小，不宜发挥聚集效应，工商服务业落后，许多小城镇还保持着农村的面貌，使城镇化进程表现出缺乏工业化和人口支持的过度城镇化倾向。30年来，这个政策的实施，使全国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在全部城市人口的比重有所降低，中、小城市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但平均规模有所下降。为了推动中国富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这20字原则来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必须注意到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资源条件相对贫乏的实际出发，以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化城镇体系为基本方向，建设以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主体、广大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群体。
最后，是提升城乡居民整体素质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主要的社会群体。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仅肩负着艰巨的经济变革任务，还有一个艰巨的人的改造的任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意味着我们将更加自觉地推进农民转化成市民的进程。因为，城镇化的过程，不但使农民在生产方式上由原来的分散耕作方式转变为集中生产，知识程度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而且使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接受到现代社会意识的辐射和熏陶，成为现代市民。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两个现象：一是，一些外出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化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既挣到了票子，又换了脑子，许多人成为著名企业家；二是，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直接受到现代化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在改变自己生存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逐渐适应城市市民的生活。城镇化的过程，必定是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因此，城镇化的发展不是“提高”而是“改变”了传统农民的意识和素质，包括技术素质、文化素质、思想素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要求。党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原动力，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初，在城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离土不离乡”就业方式。改革开放后，这些富余劳动力走向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和上海、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逐渐这些地区的县城甚至城镇也开始大量地吸纳外来劳动力，形成了一批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实践告诉我们，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科学发展观把这一客观过程及其经验上升为理论，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指南，可以避免农村富余劳动力盲目流向大城市等问题的出现。
一是统筹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在“四化”协调发展中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建设问题，不是一个单打一的问题，它从来就是同工业化相联系的。在中国，城镇化不仅同工业化相联系，还同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密不可分。农业现代化释放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工业化、信息化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时候，形成了一批新兴城镇。这可以说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央提出“四化同步”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我国的城镇化来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我国城镇化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业现代化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性产业动力，现代工业是城镇化的主导性产业动力，现代信息业是城镇化的后发性产业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就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并行协调发展中推进的。
三是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在我国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如农业用地与工业、城建用地的矛盾日益尖锐，耕地闲置和土地浪费的现象同时并存，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乱开采缺少监管，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问题相当严重，等等。在土地紧张、资源减少的同时，人口却仍在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因此，在选择城镇化道路时，我们必须从过去城镇化外延扩张向内涵提高的集约型转变，从城市数量的增加向城市质量的提高转变，完善土地市场，强化矿产资源管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走集约型、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也就是说，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和体现在城镇化过程中，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直接惠及城乡千家万户老百姓。
再次，是扩大内需的客观要求。“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向在哪里呢？许多学者提出，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在农村，在成亿成亿的农民。从理论上讲，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第一，消费不仅要靠人，还要靠人的消费能力。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尽管数量庞大，但农民可支配的收入比较少，还不足以形成巨大的消费能力。第二，消费能力不仅取决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取决于人的消费方式。广大农民长期以来生活在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环境中，同城市居民主要依靠市场并追求时尚的消费方式大不一样，因此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虽然数量大但难以形成与此相应的消费能力。有专家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城市人口的42%，如果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可以转移50万农村人口，并形成12亿多元的购买力，创造50多亿元国内生产总值。所以，要真正落实或实现“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必须一方面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形成一批中小城镇，让广大农民进入城镇生活或在新农村建设中进入社区生活，形成新的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