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综述[1]

标题：蔡元培先生思想综述
摘要：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他在多方面的、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包括大学教育、基础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并且具有很深的理论深度，其基本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字：蔡元培/教育思想/五育/大学教育/教育独立
蔡元培（1868--1940）自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他在多方面的、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包括大学教育、基础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并且具有很深的理论深度，其基本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蕴含了现代教育思想的精髓：教育的目的就在于造就具有“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的民主社会的建设者，崇尚有尊严的多样性、有理想的包容性和健康心态的批判性。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西方现代文明对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追求，在蔡元培那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或者说，蔡元培给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注入了新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内涵，这对于古老的中华文明向现代形态的转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五育”并举的思想、大学教育思想、独立教育思想。

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1912年初，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根据专制时代和共和时代对教育的不同要求，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成为制定民国元年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

文章系统阐述了“五育”各自的内涵、作用和相互关系。

军国民教育主张将军事教育引入到学校和社会教育之中，让学生和民众受到一定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强调学生生活的军事化，特别是体育的军事化等。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不是理想社会的教育，但在中国仍有提倡的必要。

他提倡军国民教育，对外有凭借武力收复“历年丧失之国权”，对内有寓兵于民，对抗军阀拥兵自雄，捍卫民主共和的用心。

实利主义教育即是“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密切教育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关系，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使教育能发挥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

实利主义教育也是蔡元培对当时流行欧美、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种概括。

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亲爱”）等，但蔡元培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的一些基本范畴，其内涵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是相通的。

如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自由之谓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之谓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同情、关怀和扶持弱者，鳏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中国古人谓之“仁”，“仁”就是博爱。

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

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

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蔡元培尊重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因此能在摒弃封建道德的专制性和等级性的同时，汲取其中有利于资产阶级道德的养分。

世界观教育为蔡元培所独创并被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

蔡元培受康德心物二元论观点的影响，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不可分割的两方面。

现象世界是我们可以经验到的，实体世界超越于经验之外，只可直观感悟。

现象世界中的人，由于存在人我差别的意识，追求幸福的意识，而纠缠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矛盾。

实体世界中，人们摆脱了现象世界的种种矛盾，能实现意志的完全自由和人性的最大发展。

所谓世界观教育，就是要培养人们一种立足于现象世界但又能超脱现象世界而贴近实体世界的观念和精神境界。

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紧密联系。

由于美感已超越利害关系和人我之分界，“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

”要引导人们具有实体世界的观念，不是靠简单的说教，不是靠“旦旦而聒之”和“枯槁单简之言说”而可以实现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美感教育，利用美感这种超越利害关系、人我之分界的特性去破除现象世界的意识，陶冶、净化人的心灵。

为了切实落实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他之所以要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其理由是：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毕竟，宗教是有局限的，它摆脱不了宗派的狭隘性。

它与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人权等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冲突的。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蔡元培认为“五育”不可偏废，其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根据当时流行的德、智、体三育的说法，蔡元培认为上述“五育”中，军国民教育为体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德育，美感教育可以辅助德育，世界观教育将德、智、体三育合而为一，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学校中每种教科虽于“五育”各有侧重，但又同时兼通数育。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

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

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

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了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

五育并举是蔡
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它适应了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需要，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以及世界发展的潮流。

二;大学教育思想----改革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一座充满封建官僚气味的学校，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之受袁世凯复古教育的影响，校内民主因素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著。

表现学生求官心切，学术气味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菲薄等。

蔡元培没有采纳许多人对他的劝阻，毅然赴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其改革内容如下：
（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但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仅为混资历谋官位，蔡元培认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

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具体做法有：
改变学生的观念。

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强调，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所，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

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

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长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

他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

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

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充实。

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蔡元培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

他还将“敬德会”的组织引入北大，对些素行不检的教职员加以约束。

（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是蔡元培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他认为“无论为何种学问，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并认为这是各国大学的共同准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

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

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

新派人物中也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

（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当年即主持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

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学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教授会分
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

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

（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1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学术”一词代表两方面：“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术”之别，实即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之别。

学与术的关系是：“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

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

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调整合并，北大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

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

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

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蔡元培在北大实施废科设系，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

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不代表一级机构。

3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

选科制是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他认为同在一年级或一专业的学生，其能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而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

北大1919年陆续推行选科制后，1922年起全国其他高校也纷纷采用。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

如1920年2月，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生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北大实行旁听生制度，让教学和学术活动向社会公开。

北大还开办了不少平民学校和夜校等，努力服务于社会。

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大学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程度。

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这场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扬，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

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

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一定意义。

三、教育独立思想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年代。

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

为维持教育的正常进行，教育界发起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进而形成内容广泛的教育独立思潮，其基本要求可大致归结为：（1）教育经费独立。

政府指定固定的款项，专作教育经费，不能移作
他用。

建立独立的教育会计制度等。

（2）教育行政独立。

设立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不附设于政府部门，由懂教育的专业人士主持。

教育总长不得因政局的变动而频繁变动。

（3）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

教育方针应保持稳定，不受政治的干扰。

能自由编辑、出版、选用教科书。

（4）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蔡元培一贯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

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他认为教育的使命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人格，能对人类文化发展尽到一份责任，作出一份贡献；而不是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那些怀有其他目的的人去使用。

他认为教育与政党、教会在目标、性质上存在严重对立，因此教育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应完全交给教育家去办，保持其独立地位，不受政党或教会的影响。

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表现为：（1）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是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

（2）教育是求远效的，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3）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

教会与教育之间也存在无法相容的矛盾：（1）教育是进步的，而教会则是保守的。

（2）教育是共同的，它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和相互吸收，共同发展，而教会之间由于宗派之见，是相互排斥的。

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还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

教育活动必须接受社会的物质支持并传播一定的政治和社会价值体系，它也因此依附和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就这一点而言，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独立。

不能完全独立不等于不能相对独立，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决定了他在教育活动中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和自由。

在军阀政府对教育或横加干涉，或任意摧残，或视如草芥的情况下，蔡元培等人突出教育活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维护教育的基本生存，有其合理性。

另外教育独立思想在推进收回教育权运动，抵制殖民教育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教育独立就是教育超然于政党、超然于教会，主张教育脱离政党、脱离教会而独立，这是蔡元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是教育独立。

要求把教育事业完全交给教育家办理。

这一思想是当时在教育界盛行的教育独立思潮中最具积极意义的主张。

这一主张对于弘扬教育的内在价值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

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

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

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

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

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

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

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姓名：张智渊
学号：12007240880
班级：07小教（学前）日期：2009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