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生平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

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

1906年4月，中英签订《续订印藏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

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

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

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

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

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

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

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

”唐国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即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

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国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

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

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

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

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

唐绍仪聘任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

他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

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

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

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于1912年3月25日到南内阁，4月迁往北京。

唐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

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

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竟以辞职相威胁。

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

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

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

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

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

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1916年6月，袁世凯暴毙。

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

唐绍仪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

滇桂军阀排挤孙中山，唐绍仪曾进行过调和。

军政府改组后，唐绍仪为七总裁之一，但因孙中山辞职赴上海，唐亦未莅任。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

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被撤掉总代表之职。

南北和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爱国热情，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

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

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

但此时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

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

1929年，他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

1931年3月16日，唐兼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

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

他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

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

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1931年“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后任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五常委之一。

1936年，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起家寓居上海，未再参与政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发表了支持抗战的言论，冯自由认为唐是自卢沟桥事变后，“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

上海沦陷后，唐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国民党对其只身滞留上海甚不放心，蒋介石、孔祥熙等不断派人游说，并以官衔及津贴笼络，希望他保持晚节，不要为敌所用。

广东的抗日组织也派出代表劝唐离开此地，但他不从。

与此同时，唐绍仪周围的一些亲友，却在打着他的旗号从事汉奸活动。

日本亦有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

1932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山县县长。

日本侵占上海、南京后，策动其出任伪政权首脑，未成事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後，唐绍仪未转移后方，滞留上海。

蒋介石为不让唐绍仪为日本所利用，授意国民政府军统特务于1938年9月30日在唐绍仪上海寓所将其刺杀。

被刺始末抗战初期，唐绍仪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人密谈谋和条件。

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40号）。

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

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

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

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

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

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

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1]1938年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出山。

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i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

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

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

[1]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1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

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保镖者）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

赵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

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某日下午送来。

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保镖人员，以保护唐之安全。

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

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坐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

准备妥当后，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唐绍仪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兴，戴上老花眼镜，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

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