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瓷

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瓷素有“瓷城”和“第二瓷都”之称的中国醴陵，远在东汉时期就有大规模的陶器作坊。

清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开设瓷厂，以手工拉坯，松柴为燃料，龙窑烧制。

产品以碗、碟等粗拙土瓷为主，此为醴陵制瓷之始。

同治元年（1862年），当地瓷业开始分为做坯、画坯、制泥“三帮”。

同治二年，刘近兴在城南道姑岭设厂，扩大生产。

清光绪十八、十九年时规模最盛，瓷厂480余家，龙窑100余座，年产800余万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政府官员熊希龄考察醴陵瓷业，亲自策划呈请政府拨款，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办法。

次年，他与举人文俊铎在醴陵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

他们从国外引进制瓷机械和技术，还从国内外广聘良师筹建了湖南瓷业公司，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制出釉下五彩瓷器，也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挽救和振兴中国瓷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五彩瓷器自明代创烧以来，一直以釉上五彩或釉下青花彩的传统形式烧造。

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时，虽有五彩加金、加蓝和粉彩等工艺，但均没有突破以釉上彩为主的局面。

醴陵瓷制作突破了历史局限，从材质、技术加工、造型、装饰和烧成多方面，首创了中国釉下五彩瓷器的新品种，开创了我国釉下五彩瓷的先河。

在近代制瓷史上，清末民初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器，无论在制瓷技术和瓷器装饰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据民国31年（1942年）12月出版的《醴陵瓷业调查》（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一书介绍，自光绪三十二年熊希龄等人开创醴陵瓷业细瓷生产以来，“其所发明之釉下器及釉下颜料制造方法，当时且为景德镇所不及。

”醴陵釉下五彩瓷集胎质美、釉色美、工艺美、器形美、彩饰美于一体，是我国陶瓷中一枝奇葩。

醴陵釉下五彩瓷风靡一时，受到国内外各界一致赞誉。

清末，醴陵釉下五彩瓷器获得金奖后，熊希龄曾亲赴京城将瓷器贡呈慈禧。

据传闻，慈禧得熊希龄所呈醴陵细瓷后，目视原所陈列之景德镇瓷，问：“这可是你们湖南瓷业公司出产的？”熊希龄答道：“出于湖南醴陵县也。

”熊氏以为慈禧心目中还是江西瓷好，乃进言曰：“江西瓷已有千百余年历史，醴陵瓷仅数年之功耳。

”慈禧一笑：“你的奏折我已看过，已传旨，着户部每年拨库银一万两予湖南瓷业公司。

”之后以金牌赏之，成为醴陵瓷业史上一段佳话。

但由于当时新创制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器产量极少，加之清末民初时局动荡，作品覆盖面不广，传世精品罕见，因之当今少有人关注。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种类和款识醴陵釉下彩瓷主要有釉下五彩、釉下蓝彩、釉下绿彩、釉下墨彩以及釉下赭彩。

釉下五彩以五彩为主要装饰，烧成后多种色彩表现于画面，色彩淡雅。

釉下蓝彩用海碧、海蓝等釉下颜料加填料配成复色，属于复色彩料，其与传统青花最大的区别在于青花是青中带紫，而蓝彩是蓝中带翠；青花偏于凝重幽静，传统味足，而釉下蓝彩色泽典雅，时代感强。

釉下绿彩是由釉下多彩组成的一种复色彩，以绿色为主调，清雅秀丽。

釉下墨彩也是由釉下多彩组成的一种复色彩，以墨色为主调，运用墨色的浓淡来表现各种图案，风格独特。

釉下赭彩亦是由釉下多彩组成的一种复色彩，以赭色为主调，色彩艳丽,作品往往呈现出西洋画风格。

款识是鉴定和研究古陶瓷的重要依据。

1905年至1930年之前，醴陵釉下五彩瓷器款识很多，它们都是由指定人员所写。

光绪末年款识有“湘造”“湖南制造”，还有“湖南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学堂制”“湖南瓷校”“瓷业公司造”，同时还有编年款“戊申湖南瓷业公司造”，也有不打款识的。

早期作品，瓷坯偏厚，量重，款识多为楷书、行书。

宣统期间有“大清宣统元年湖南瓷业公司”“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

民国初期有“洪宪元年”款。

此外还有学校及画师的姓名款如：“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罗正五制”等。

又有作坊款“湖南模范窑业工场造”“台田”“台田讲习所造”“长沙台田”“长沙台田瓷业讲习所谨制”。

还有横写瓶口款识等等。

款识有双圈和无双圈两种，多为楷书，也有隶书的。

(长沙罗磊光/ Luo Leiguang 收藏杂志)又见：/u/500.shtml中国陶瓷生产的格局，历史上一直处于多元化体系中，全国各地都有着相对独立的陶瓷品种。

明清时，景德镇以其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和皇权庇护，成为中国陶瓷生产的主要基地,但福建、广东、山西、江苏、湖南、陕西等地仍生产着有地方特的但品种较为单一的陶瓷器。

1900年后，社会的相对稳定使中国陶瓷业掀开了新的一页，大量新技术、新材料的引进促进了新的品种的出现，其中对近现代陶瓷发生重要影响的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的成功创烧。

醴陵釉下五彩的创烧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隔罗霄山脉与江西为邻。

醴陵境内蕴藏优质瓷土，清初时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发现了瓷你泥。

雍正七年（1729年）廖仲威向沩山寺僧智慧租凭山场，采掘瓷泥，建窑烧瓷。

此后，以沩山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瓷业生产区域。

醴陵因地处湘东，位于萍乡、株洲之间，水运可经湘江直达闯将各口岸，因此瓷器产品很快远销南北各剩。

1852年（清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湖南，兵行所至，瓷器滞销。

天平天国失败后，醴陵瓷业又转兴旺，供不应求，以至于必须付款预定方能购得，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但因工艺落后，当时醴陵的瓷器产品都为日用粗瓷，难以和景德镇产品抗衡。

后来依仗熊希龄先生的不懈努力，这种局面才得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熊希龄，湖南凤凰人，字秉三，光绪进士。

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维护新学，支持变法，民国初曾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熊希龄赴日本考察，看到日本工业发达，瓷器也非常精美，深为中国人发明了瓷器现在却落后于日本而震动，，遂生产改变粗陋、提高醴陵瓷器质量的想法。

回国后，他会同同是醴陵人的大学士问俊铎赴沩山考察，收集瓷泥样品送日本化验，结果证明可以烧出优质瓷器；于是拟就万言书呈湖广总督端方，力陈在醴陵创办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改良和发展醴陵瓷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批准熊希龄呈问，拨库银一万八千两，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内设陶画、轱辘、模型三科，分永久、速成二班，招收学生三百余人，除本省师资外，特聘日本技师五人任教；接着又招集商股五万元，创建湖南瓷业公司，熊希龄任第一任总理；经过多次试验，生产出单色釉下花瓷，稍后又烧出了釉下五彩瓷。

釉下彩工艺唐呆已经出现，但因技术原因，长期以来釉下彩仅青花釉里红等少数几个品种，难以和色泽亮丽、五彩缤纷的釉上彩绘相比肩。

釉下五彩的出现无疑是传统釉彩工艺的重大改革。

醴陵釉下五彩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自1909年至1915年，先后四次参加国内外赛会，在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均获金奖，海内外媒介予以极高评价。

清宣统二年（1910年），南洋《劝业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前年春，游湘中，见该剩出之釉下花瓷者，不仅青、红良种，且千门万类，各尽其长，不禁惊奇叫绝......其色泽鲜明、绘画之精致，更较前进步，且有新发明。

紫色、黑色良种及釉下刷花，尤觉枝枝叶叶，秀色可餐，把玩之余，令人爱不释手。

”这对于晚清相对保守的中国瓷业形成了有力的冲击。

醴陵釉下五彩的特色清末民初引起轰动的醴陵釉下五彩，在工艺上和艺术上确有不同寻常之处，对而是世纪初相对保守的中国陶瓷艺术是一个促进。

鲜丽的釉彩、新颖的画法使清末民初的醴陵釉下五彩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

丰富鲜丽的釉彩醴陵釉下五彩的工艺吸收了景德镇乃至日本瓷的某些方法，又结合自身特点对原料进行合理配方，因而釉彩别具一格。

清末醴陵釉下五彩色泽极为丰富，有红、蓝、绿、黑、紫、黄等色，每一种釉彩又分数种色泽，如红色系列包括玛瑙红、桃红、芙蓉红、锰红；黄色系列包括钛黄、橘黄、柠檬黄、镨黄、钒锆黄；绿色系列包括草绿、浅绿、水绿、青松绿、苔绿；蓝色系列包括海碧、海蓝、钒锆蓝等，连黑色也有艳黑和鲜黑之分。

数十种釉彩色泽都艳而不俗、淡而有神，可根据不同题材选择使用，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充分战士的优越条件。

2。

风格新颖的画法。

醴陵釉下五彩诞生之际，江西的各种釉上彩绘技法已非常成熟，而是世纪初风行一时的浅绛彩也对醴陵的画师们产生了影响。

同时，日本瓷的装饰方法、西洋画的某些激发都被“洋为中用”地融入了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画法之中，形成了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特殊风格。

从传世的醴陵釉下五彩作品看，有两种主要画法。

双勾分水：又称双勾填彩，源于中国窗同饰瓷方法，是基本画法。

因为要双勾，纹饰造型就要简练；因为要填色，纹饰结构就要严禁。

清末民初的作品中，以简洁明快为特点的风格已形成，这种画法主要用于写实的花卉禽鸟纹，造型多做平面处理，画面显得舒展而纯净，具有一种逻辑美的次秩序感。

西洋画法：采用了西洋油画或其他彩画中的一些表现手段，注重造型，光感强烈，各种色块浓艳夸张，和油画相似。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宣统纪念款的釉下五彩山水纹大瓶，采用的就是这种画法。

另外，清末民初的作品中还有雕刻填彩、刷花等新的手法。

总之，方法多样和不拘成法是醴陵釉下五彩艺术上成功的根本原因。

醴陵釉下五彩的收藏醴陵釉下五彩器创烧成功后，传闻熊希龄曾送呈雌禧并受褒奖，北京故宫博物院也确藏有宣统年号款的釉下五彩大瓶，此说应有一定的真实性。

作为官办的湖南瓷业公司，性质介于官窑和民窑之间，其产品自然非寻常民窑可比，因而当时社会上就十分珍视。

除了工艺上的创新外，醴陵釉下五彩自身的艺术价值是引起中外藏家们珍视的又一原因。

在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创办之初，熊希龄就聘请了一些书画名流担任绘画教师并参与制作，从而使醴陵釉下五彩作品有一个非常高的艺术起点。

在众多名家中，最突出的是彭筱琴和张晓耕。

彭筱琴是湖南浏阳人，擅书画，在醴陵创作时间很长，影响很大，以后的名师都出自彭的门下。

张晓耕是江西萍乡人，又名张逢年，是当时非常著名的金石书画家，对釉彩及刻瓷尤为擅长。

在彭和张以后，瓷业学堂培养的游先理、傅道惠、吴寿祺等第二代花师也有很深的绘画造诣。

目前所见清末民初的醴陵釉下五彩有三种常用款，分别是“湖南瓷业学堂”、“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其中窑业工场款出现较晚。

醴陵釉下五彩的发展并不顺利，创立于1906年的湖南瓷业公司，到1918年即毁于兵火。

后虽稍恢复生产，但已一蹶不振，惨淡经营。

1930年前后，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及其他一商办窑厂相继倒闭，釉下五彩也基本停止了生产，距其创烧仅而是余年。

清末民初的醴陵釉下五彩作品质量很高，但产量很少，据设在醴陵的湖南陶瓷研究所估计，产品总量不过一千多件。

历经八十多年世事沧桑能流传至今者，估计数量已十分稀少，其珍贵程度可以想象。

该所经过多年寻访征集，只收藏了十余件，其中还包括残损器，因而从目前来说已属非常珍贵。

但另一方面，因醴陵釉下五彩基本上都是花瓶、艺术瓷盘之类的陈设器，损坏率不像碗、盘、盆、碟一类生活日用瓷那样高，估计在民间尚有一定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