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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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1期

统购统销

■海

1953年夏,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口粮不够了!

建国初期,全国性的土地制度改革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全国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

国家供应粮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更没有料到的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

的现象,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到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灾之大,百年罕见,夏粮减产已成定局。这些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汇报给中央,各省书记和经济学家齐聚京城商量对策,结果是:“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引子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这么一项国家政策,它的颁布初衷仅仅是为解一时之需。然而,在几十年之后人们再次回望时,它的威力和波及范围犹如利刃,在历史中留下深深印痕。

它平息了年轻的共和国出现的惊恐和慌乱;它把中国的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了土地上;

它把全国人口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

它让名目繁多的各类“票证”成为生活的依托并演变为岁月的符号;就连它的“隐退”也成为见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分水岭。

在评价之后,我们会忽然发现,再凝练的语言都无法诠释这一历史名词的博大内涵,然而,也恰恰是因为这寥寥数语,暗示着那些深藏在文字后面的隐秘岁月似乎在勃勃欲出……

然而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粮贩子却开始大肆活动。私商得知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京津地区,私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去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了25万公斤黄豆。几天之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

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张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粮食抢购和抬价的风浪一波又一波。

局面岌岌可危,年轻的执政党该如何处置?

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想到了一个人,于是“陈大掌柜”临危受命

陈云在建国后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从这一点上说,它相当于全国第一任的“大掌柜”了,全国人民的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要找陈云了。果然,毛泽东要求陈云负责的中财委尽快拿出具体办法。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

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

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过去所提

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大

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

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

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

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

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

方案:第一,又征又配。就是在农

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

给;第二,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

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三,只征

不配。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

市里不配给;第四,原封不动。就

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

五,“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

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

购;第六,动员认购。就是层层下

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

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

会;第七,合同预购。就是每年在

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

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第八,各

行其是。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

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

陈云将上述八项办法比较来

比较去,结论是“只能实行第一

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

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

他的基本理由是“我现在是挑着

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

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

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

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

对。”“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

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

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

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

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

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

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

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

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

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

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

一条路总是要走的。”与会者听取

陈云的报告,一致为他经过缜密

的八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所

历史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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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大家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售,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

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有关全国粮食会议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对此,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陈云等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两方面合起来简称“统

购统销”。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开会,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一个月后,政务院第19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此令的颁布意味着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

一声令下,全国粮食市场一律关闭,一切买卖由政府掌控。私营商贩与农村粮食市场的联系彻底切断。

基于同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还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

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

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食品公司,把副食品收购、销售与出口统统管起来。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又颁布了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总之,一不做,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把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全面控制起来。

面对新问题,党和政府毫无经验,仓促上阵难免造成问题迭出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指明了粮食的来去,即由国家从农村统购,在城市、镇统销。

但是这项制度的内容之新、覆盖之广、行动之果断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很快理解的。尽

管在统购统销正式施行以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于可能出现的毛病也做了预测和准备;尽管在贯彻统购统销过程中“全党动员,全力以赴”,但统购统销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党和政府对此也毫无经验,因此,统购统销开始实行以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混乱。

从层面上看,统购统销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上到下许多干部群众没有思想准备,无法接受,其中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阻力之二是统购统销实行仓促,在具体操作上既无经验,也无制度。

统购统销推行的办法是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然而问题是对核定农户的粮食缺口缺乏具体办法,存在盲目性,导致苦乐不均,有的农民卖粮食过了头,而有的农民则故意少报或不报余粮。另外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多供或少供现象。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接到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命令后,全国各地在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仅山西省投入

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130万人。

在后来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一面旗帜的大寨也经历了这一历史时刻。我们在今天重温当年大寨的那段历史,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当年的艰辛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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