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

２００８年第1１期统购统销■海波1953年夏，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口粮不够了！建国初期，全国性的土地制度改革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

这一年全国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

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

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

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更没有料到的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

到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

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灾之大，百年罕见，夏粮减产已成定局。

这些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汇报给中央，各省书记和经济学家齐聚京城商量对策，结果是：“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引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这么一项国家政策，它的颁布初衷仅仅是为解一时之需。

然而，在几十年之后人们再次回望时，它的威力和波及范围犹如利刃，在历史中留下深深印痕。

它平息了年轻的共和国出现的惊恐和慌乱；它把中国的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了土地上；它把全国人口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它让名目繁多的各类“票证”成为生活的依托并演变为岁月的符号；就连它的“隐退”也成为见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分水岭。

在评价之后，我们会忽然发现，再凝练的语言都无法诠释这一历史名词的博大内涵，然而，也恰恰是因为这寥寥数语，暗示着那些深藏在文字后面的隐秘岁月似乎在勃勃欲出……然而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粮贩子却开始大肆活动。

私商得知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

在京津地区，私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去徐州抢购黄豆。

一个叫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了25万公斤黄豆。

几天之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

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紧张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

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粮食抢购和抬价的风浪一波又一波。

局面岌岌可危，年轻的执政党该如何处置？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想到了一个人，于是“陈大掌柜”临危受命陈云在建国后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从这一点上说，它相当于全国第一任的“大掌柜”了，全国人民的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要找陈云了。

果然，毛泽东要求陈云负责的中财委尽快拿出具体办法。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

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又征又配。

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第二，只配不征。

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三，只征不配。

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四，原封不动。

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五，“临渴掘井”。

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六，动员认购。

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七，合同预购。

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第八，各行其是。

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

陈云将上述八项办法比较来比较去，结论是“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

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

”他的基本理由是“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

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

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

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

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与会者听取陈云的报告，一致为他经过缜密的八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所折历史的名词21２００８年第1１期２００８年第1１期服。

大家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售，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

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

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

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

硬家伙。

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

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

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

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

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有关全国粮食会议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

对此，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

陈云等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

两方面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一个月后，政务院第19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

此令的颁布意味着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

一声令下，全国粮食市场一律关闭，一切买卖由政府掌控。

私营商贩与农村粮食市场的联系彻底切断。

基于同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还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1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食品公司，把副食品收购、销售与出口统统管起来。

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又颁布了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总之，一不做，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把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全面控制起来。

面对新问题，党和政府毫无经验，仓促上阵难免造成问题迭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指明了粮食的来去，即由国家从农村统购，在城市、镇统销。

但是这项制度的内容之新、覆盖之广、行动之果断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很快理解的。

尽管在统购统销正式施行以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于可能出现的毛病也做了预测和准备；尽管在贯彻统购统销过程中“全党动员，全力以赴”，但统购统销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党和政府对此也毫无经验，因此，统购统销开始实行以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混乱。

从层面上看，统购统销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上到下许多干部群众没有思想准备，无法接受，其中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阻力之二是统购统销实行仓促，在具体操作上既无经验，也无制度。

统购统销推行的办法是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

然而问题是对核定农户的粮食缺口缺乏具体办法，存在盲目性，导致苦乐不均，有的农民卖粮食过了头，而有的农民则故意少报或不报余粮。

另外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多供或少供现象。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

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

接到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命令后，全国各地在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仅山西省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130万人。

在后来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一面旗帜的大寨也经历了这一历史时刻。

我们在今天重温当年大寨的那段历史，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当年的艰辛和不易。

22就在大寨取得丰收的那一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

如何既要圆满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又要安排好村民的生活，是对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农业社社长的陈永贵的一次考验。

1953年大寨农业获得了丰收，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更为明显，陈永贵也就名声在外了。

但大寨村里还有人对他不服气。

初级社刚成立的那年冬天，粮食已经收下来了，一个在社外的单干户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村里说起了风凉话。

他说：“不要再吹农业社的优越性啦！亩产125公斤也值得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还打了150多公斤哩！”在今天我们听起来，一个人对新成立的农业社有成见说几句风凉话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情，但陈永贵却不这样认为。

他知道那个人的地里不可能打下那么多的粮食，他认为那个人说这番话的本意就是向初级社挑战，不承认合作社的优越性。

但是，那人毕竟没有直接攻击合作化，陈永贵也不便正面追究他的什么责任。

但这难不倒陈永贵。

陈永贵马上召集了全村会议。

他先在大会上宣布国家今年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虽说他当时不可能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了解得这样清楚，但国家要求农民卖余粮这个关键环节他把握住了。

他说：“今年，农业社、互助组、单干户都丰收了，这很好！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

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把余粮卖给国家吧！”那位说风凉话的人，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撞到枪口”上了。

他本来没有产那么多粮食，实际上他的亩产只有100公斤多一点，如果按亩产150公斤卖余粮，就意味着连口粮也不够。

这可是涉及到全家人能否吃饱肚子的大问题，于是也就顾不得脸面了。

陈永贵后来多次讲到过这件事，说那个人这时的行为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会儿蹲在墙角，一会儿又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

一边打还一边作贱自己，说自己的嘴“是坏嘴，是屁嘴”。

说这张屁嘴“不值钱，净是胡说”。

他一再说明实际情况：“我每亩地的产量，不管怎样也打不够150公斤。

”村里的人爱看热闹，这时都跟着说：“产量是你自己报的，不能有假？就按你说的数字算统购粮吧！”在关系到是否饿肚子的问题面前，那人只好四处讨饶。

他“交待”说：“我自己不入社，还反对别人入社。

我是怕入了社吃亏，才这么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