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编纂学新说

档案文献编纂学新说还是在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我曾经比较认真地研读过档案文献编纂学这门档案学经典学科的有关书籍。

后来将学习的感想整理编写在了我的一篇文章①中———按照我当时设计的语境，主要是希望按照管理学的模式去考量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得失。

2009年12月2日傍晚我收到一位网友的短信，称“恭喜您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入选（重点）”。

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玩笑”，结果上网一查才知道证据确凿②。

猛然间，我想起了半年前好像学院领导曾经与我说过，让我“挂名”去报什么“精品教材”，当时我就觉得这事怎么看也有点像是“玩笑”，所以我也用“玩笑”的方式答复了领导。

现在居然弄假成真，只能用“无奈”来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

由于时近年底，工作实在太忙，直到上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才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学习“档案文献编纂学”。

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我竟然从家中搜罗出了十余本“档案文献编纂学”书籍，看到一些书的扉页上作者写的诸如“请胡老师指正”等赠言，心中惭愧万分———数年混迹江湖，虽终日忙碌，但多与“学问”无缘，有时连静下心来读书的可能都没有，更妄谈“指正”。

好在有关部门给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使我以一种非常的方式“介入”到“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

一从当编辑的时候开始，我就非常痛恨挂名的“主编”———用我们业内的话来讲，就是“主编不编”。

但是，在世风日下的今天，自己作为一名近乎“蚁族”③的教师和编辑既无法扭转乾坤也不愿蚍蜉撼树，只能独善其身地坚守职业的准则。

痛定思痛，就是我这个“未来的”“档案文献编纂学”主编是一定要编的，当然“要编”就必须从做功课开始———通过学习，我的体会是：第一，以往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基本体系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基本理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和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近些年又有一些有关档案文献编纂历史的书籍出现。

第二，在与此相近的“学科”中，有“文献学”和“档案文献学”等几种。

前者一般包括文献的“形体、方法、历史和理论”四个板块，后者则主要分析包括档案文献编纂在内的文献整理、考据、校勘、检索，以及档案文献历史沿革和文献遗产保护问题。

第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目前还有一些“延展”的出版物，其内容游离在文献编纂的历史、文献种类的介绍、具体编纂（或“编研”）活动的描述和编辑出版的“移植”之间。

按照有关部门的“任务书”，我们即将编写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属于“新编”的范畴，通俗地说应当理解为“重写”。

现在看来，我们“重写”“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优势在于可以毫不犹豫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却容易落入“俗套”并有“剽窃”之嫌。

我还注意到，在“有关部门下达”的“文书”里边称我们这次“重写”“档案文献编纂学”为“项目”，那么就要按照项目管理的规范来评估一下这件事的风险，即“管理者所面对的自然状态出现的概率”，并且根据这些“自然状态出现的概率”所造成“得失量”的顺序制定出“预案”④。

平心而论，档案文献编纂学应当算作档案学中胡鸿杰（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根据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立项的要求，从思想史、方法论和出版物三个方面重新编写档案文献编纂学，并且遵从项目管理的方式设计和规划该部教材编写的实施过程，力争在科学性和可读性有所建树。

［关键词］思想史方法论出版物档案文献编纂[分类号]G272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laborated Textbook Project for Beijing Higher-educa-tion,it puts forward a re-compilation of Archival Literature Compilation Science from three aspects of his-tory of ideology,methodology and publications,complies with methods of Project Management to design and program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or this teaching material,and strives for a scientific and readable product.Keywords:History of ideology Methodology Publications Archival Literature Compilation有一定文化含量的门类。

从学科渊源上可以追溯到历史文献学、苏联档案文献公布学等诸多“古今中外”学术领域，从参与者方面“发掘”还可以找到如孔夫子、章学诚等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如此背景所成就的学科品质一般不会太差。

如果从课堂教授情况分析，由于当职教师多为史学功底丰厚人士，他们在授课过程中自然会“能其所能”地穿插一些历史典故，使学生从故事中得到学习的乐趣。

因此，在档案学经营“惨淡”的今天，档案文献编纂学仍然在“核心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由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一些过去被称为传统或者经典的东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像档案文献编纂学这样的“故旧”当然也不能幸免。

在这些“冲击和影响”中最具有“攻击性”的莫过于档案文献编纂学所“描述”的“工作流程”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差别，其中有主体问题，也有客体问题。

如果从“工作主体”上看，现在的“编纂工作”已经与孔子编六经的时候存在很大不同，这些“不同”集中反映在对于“编”字的解读方面———现实社会中的“编者”与编辑已经有了明确的划分，这种划分的结果，就使所谓“编纂工作”必须具有同样明确的指向，即是“编者”编还是“编辑”编？由于两者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分工不同，就使得字面上相同的“编”在“工作流程”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如果现在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者和讲述者还沿袭历史上的“编法”，就会对读者和其他受众产生误导，至少会被人家认为“理论脱离实际”。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者和讲述者”注意的问题，就是现在“档案文献”和“编纂成果”的种类已经今非昔比，不可以仅仅用“过去的说法”以偏概全。

因此，认识和了解现实社会上的“‘档案文献’和‘编纂成果’”就成为档案文献编纂学无法回避的内容。

如果档案文献编纂学将自己定位于一门以描述工作方法为基本内容的学科，那么它就必须在“自己的相应部分”将工作程序和工作结果对应起来，将理论与实践对应起来。

不然的话，档案文献编纂学就会自我贬损学术含量和学科优势。

按照“有关部门下达文书”中的说法，我们将要新编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还被定义为“精品”。

在我看来，“精品”应该在诸多方面区别于其他的非“精品”；不然的话，岂不是又一部将来若干年后需要“鉴辨”的“伪作”？为此，参与“精品”项目的人员必须与非“精品”人员在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比如这些“精品”人员应该熟悉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沿革和学科体系，应该有一定的包括教学、“科研”在内的从业经历。

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精品”人员最好应该具有参与实际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经验和经历，这样才便于他们在描述“编纂工作流程”的时候有的放矢，至少不会说一些“外行话”，进而成为业内人士的又一个笑柄。

在项目管理中，项目团队的组成是严格按照“经过认真论证”后的项目需求进行“物色”的。

如果我们将要新编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属于“重点项目”的话，那么按照需求物色人员就成为项目负责人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

因此，当这个档案文献编纂学项目像天上的馅饼砸在我头上以后，我始终在考虑一件事，那就是符合档案文献编纂学项目的“人才”真的存在吗？从理论上讲，这些“人才”是当然地存在着的———因为这门学科已经存活了几十年，这门学科所对应的活动已经存活了“说不清”成百还是上千年；按照吴承恩老先生在《西游记》所阐释的“山高必有怪，岭峻却生精”⑤的道理，在档案文献编纂学这个行当里应该人才济济才对。

可是，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到了我做“项目”且“求才若渴”的时候，这些“理论上”曾经存在过的“人才”多数已经转化为了“暗物质”，已经不是当年玄德老兄“三顾茅庐”便可以求得的东西。

也许这并不是档案文献编纂学独有的尴尬，而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普遍现实！二据说有个犹太人曾经断言，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如果按照这位“先知”的思路走下去，当我们“发现”了档案文献编纂学项目中的问题之后，即便不是功德圆满，也应该算事半功倍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这就好比说当一个人深深地明白他需要为自己弄一顿晚饭而又缺乏“原材料”的时候，他将如何解决这个“被发现”了的问题呢？经验告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退而求其次”，或者可以说得好听一些叫做“量体裁衣”。

其实道理也不复杂，就档案文献编纂学项目来说，现在仅仅是“缺乏‘原材料’”，而不是没有“原材料”；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只能是“秃子当和尚，将就这个材料”了。

如果用现代科学解释上述过程，应该赋予其“权变”或者“博弈”的美称。

然而，对于一个从事项目管理的人而言，被“美称”为什么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项目要能够“满足或超过干系人的期望和要求”。

所谓干系人主要是指项目的利益相关人，比如项目的投资方、主管机构、客户和项目的团队成员。

具体到档案文献编纂学项目，干系人至少应该包括为其“下达文书”和“立项”的主管部门、出版单位、读者和其他受众，以及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编写人员。

从这个“列举”过程就不难发现，要统统“满足或超过”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这些“干系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些“诉求”还可能南辕北辙。

如此一来，项目从一开始就意味着风险和危机，弄得不好，还会出现“猪八戒照镜子”的艺术效果。

面对这样的情况，解决的办法仍然是“退而求其次”，或者说是找出“干系人的期望和要求”中的最基本部分———在这个“底线”之上，只能算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底线”应该表述为“如实反映档案文献编纂学及其所面对的实际工作情况，尽量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说白了，就是编一本在“科学性”和“可读性”方面还说得过去的书———十分凑巧的是，在传统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价值取向中，“出书”赫然在目———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作为一种力求解决“档案文献的浩繁、芜杂和副本的有限性与人们利用要求的专题性、科学性和广泛性的矛盾”⑥的图书，我个人以为，“重修”的档案文献编纂学除了要给予“编纂主体”和“编纂成果”必要的关注之外，还应该清理自己的学术历史、直面自己的学术现实———首先，悠久发达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创立奠定了历史和实践的基础。

现有文献表明，我国最早的较大规模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当始于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