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协商与民主之间_对协商民主概念的思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810016）作者简介：李作鹏，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协商民主与公民参与理论研究；闫飞飞，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协商民主理论与代表理论研究。

2013.4No.4，2013学术探索Academic Exploration 2013年4月Apr．，2013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对协商民主概念的思辨李作鹏，闫飞飞(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学术界对协商民主产生争论和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不一致。

协商民主理论试图调和协商与民主两个内在矛盾的理念，事实上，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存在着至少四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一是既不协商，也不民主；二是协商，而不民主；三是民主，而不协商；四是既协商，又民主。

协商民主理念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理想，它为审视和批判现实民主运行的缺陷提供一个可靠的价值基点。

关键词：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理念中图分类号：D04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 （2013）04－0006－04自毕赛特提出“协商民主”这一概念以来，特别是罗尔斯和哈贝马斯这两位理论界公认的大师的加盟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出现了大量的讨论协商民主理论的著作和文章，有学者指出在最近25—30年的时间里，“协商的理念已经逐渐地成为所有当代主要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

”［1］同样的，“协商民主”在我国也已成为一个实践探索和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学术界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来探讨协商民主，出现了大量的译著、专著和学术文章。

但是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并不像它自身所传达的直觉那样和谐、美好。

协商民主理念包含着“协商”与“民主”两个并不天然和谐，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概念。

协商民主理论试图调和传统上认为是互不相容的两个元素：平等参与与审慎思辨。

平等参与的价值要求受公共政策影响的具有平等资格的公民都能够平等而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而审慎思辨的价值要求公民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公开、理性、审慎地、以共识为导向地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平等参与的实质是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审慎思辨的实质是理性论证。

因此，作为一种类型分析，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存在着至少四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一是既不协商，也不民主；二是协商，而不民主；三是民主，而不协商；四是既协商，又民主。

当然，这四种政治形态的分类，是出于理论分析的目的而做出的“理想类型”的划分，现实政治中很难找到与这四种政治形态完全匹配的政治制度。

一、对“协商”概念的澄清在开始讨论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在协商民主论域内的协商的概念内涵，准确地界定协商的概念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和混乱。

事实上，学术界关于协商民主的各种争论，其实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对协商概念界定的不清晰上。

学者们对协商民主的理解，都是在对协商的不同理解之上的，因此，在协商民主名义下的争论实际上未必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内部之争，而更多的是各说各话，这种争论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也不利于学术的实质推进。

对概念的澄清正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首要工作，菲利普·佩迪特指出“未经检验的言语都是不值得言说的”，而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正是“检讨政治讨论和合法性的语言，检查作为这些语言起源的各种假设，探究这些语言与其他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并探求新的、更宽广的、能够为政治争论提供框架的术语”。

［2］（P3）尤其对于负载着价值内涵的概念，更需要政治学者做出清晰的界定和分析。

从广义上来讲，协商包括上级主体对下级主体的咨询，下级主体对上级主体的谏言或建议，策略性的对话和妥协，以及平等主体之间审慎的讨论和协商。

只要不同主体间存在着信息的流动，任何形式的对话和交流，都属于广义的协商的范畴。

狭义的协商则是指平等的主体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理性的对话和讨论。

狭义的协商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协商主体地位平等，它反对在协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权力不对等可能带来的操纵和压迫；二是协商主体在协商的过程中有平等的影响力；三是协商是理性的对话和讨论；四是协商是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公共协商；五是共同协商的结果有最终的约束力。

可见，狭义的协商，并不包括上级对下级的咨询，下级对上级的谏言，因为咨询和谏言，是地位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而且在这种信息交流的过程中，上级主体显然拥有高于下级主体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决策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上级手中，咨询和谏言仅仅是下级对上级的建议，至于采纳与否最终是取决与上级主体的意志。

同时，狭义的协商也不包括策略性的对话和妥协，因为策略性的妥协允许参与的主体就其私人利益进行交易或密谋，这就可能会损害或侵蚀公共利益。

本文是从狭义的层面来分析和运用协商这一概念。

二、既无协商，也无民主历史地看，在各种政体类型中，专制政体本质上是既无协商，又无民主的政体。

按照孟德斯鸠的定义：“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3］（P9）专制政体最主要的特点是，君主的权力没有明确而固定的限制，专制君主是“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

萧公权先生认为“专制政体，大约包含两层意思，（一）与众制的民治政体相对照，凡大权属于一人者谓之专制，（二）与法治的政府相对照，凡大权不受法律之限制者，谓之专制”。

专制政体显然是反民主、反法治的。

专制君主在治理国政时，往往会主动听取臣民的意见，如进行廷议、鼓励臣下进谏，这些都是专制政体下君主收集信息进行决策的渠道。

但这种君主对臣下的咨询，并不属于狭义的协商。

谏言、廷议可能会对君主的决策有所影响，但是，臣下的建议最多只具有一种参考性的价值，进谏者虽可尽忠直言，由于最终决策权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最终纳谏与否还是取决与君主一人的意志。

臣下的谏言对于政策的制定只有建议的作用，是一种低层次的政治参与，谏言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政策的走向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在进谏与纳谏的关系上，君主居于主导地位，臣下不管怎样积极，除极个别的例子外，臣不能改变君主的决断”，并且由于君主与臣下的地位既不平等，以及君主意志的变幻无常，进谏者的权利并不能得到任何保障，如萧公权先生所言“汉唐以后的英主听言该国的美德固然可敬，然而进言者却是冒了九死一生之险”。

［4］（P70）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下并没有实质性保障谏议的政治制度，“权力至上的君主对臣下的谏议，可以奉为至宝，也可以打入冷宫，甚至还可以将善为恶。

因此，进谏的政治后果就不都是美妙的，进谏者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5］（P251）正如，苏轼所云：“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

可见，由于君主一人掌握政权，而且其个人意志不受任何限制，在专制政体下不可能有民主，而且也不存在真正的协商。

三、协商，而不民主如果说专制政体本质上是既无协商也无民主的政体，那么贵族政体则是典型的有协商而无民主的政体。

“贵族政治最高权力掌握在某一部分人的手中，就是这些人制定并执行法律”。

在贵族政体下，贵族之间是平等的：具有平等的地位，对决策具有平等的影响力。

协商发生在贵族团体之间，贵族依照法律原则共同协商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并且他们共同协商的结果具有最终的约束力。

但是，由于贵族政体不允许普通人民参与国家权力，平民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因此它是不民主的。

贵族政体下，“在贵族团体中是民主政治，而人民则什么也不是”。

人民和贵族的关系，“最多就像君主政体中的臣民和君主的关系”。

［3］（P15）从公共政策参与的角度来讲，贵族政体是一个封闭的决策层，其参与主体仅限于有限的贵族阶层；但是，从决策程序上来讲，它又反对专制政体下的权力的独断专行，贵族政体下的权力是由贵族们共享的，体现在决策程序上便是：“事关大家的事情要征得大家的同意”，一项决策的制定，必须在贵族间协商、对话的基础上达成，而且贵族们的协商结果对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决定性的刚性权力，而非仅仅是建议性的软性的咨询权。

贵族政体是典型的有协商而无民主的政体，同时，在历史上还有某些时刻强调以精英人物之间的协商来抵制大众的民主情绪，我们可以称之为“强协商，弱民主”。

最典型的便是美国的制宪会议。

联邦党人对大众的参与持抵制态度，汉密尔顿就惊呼“人民！———人民是个大野兽”，他们认为大众的参与只会削弱协商的质量，而且大众的持续的参与可能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为保证协商的质量必须限制公民的参与及其对代表的影响。

麦迪逊就认为“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6］（P290）因此，参与协商的代表们应该是“关起门坐着，……（因为）在秘密讨论中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在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保留，他们为自己的言行感到满意，并将其求诸论证的说服力”［7］（P25－26）。

而且历史事实也证实，参加制宪会议的“制宪者在当时的美国居民中并非确实有代表性。

他们是富裕的种植园主、商人和律师……弱小的农民和工人，他们中多数人遭受经济衰落的苦难，在费城会议上并没有代表。

”［8］可以说，制宪会议的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的保守派，是有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协商，无产者即普通大众并没有参与的权利，它是以排斥和牺牲公众参与为代价的精英分子之间的协商。

四、民主，而不协商只有民主，而没有协商的政体形式，最早可见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论述极端平民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凡属公民即可受职，但其政事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在这种政体中，依公众决议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

这种政体极易被“德谟咯葛”即平民领袖，或民众煽动家所操纵。

在后雅典等工商业繁荣的城邦里，城邦中的智能之士，往往投民众之所好而逞其辩辞，以其辩才左右公民大会中的平民（贫民）的意志，这些平民领袖们“把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于是群众的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

一旦群众代表了治权，他们就代表了群众的意志；群众既被他们所摆布，他们就站上了左右国政的地位”。

［9］（P190－191）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不以法律为依归，而仅以民众意志为取向的政体，实际上类似于一长制中的僭主政体。

亚里士多德论述的这种曾经存在于古希腊一些城邦中的极端政体，实为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群众社会”的先声。

韦伯在论述权力类型的学说中，其中一种类型便是“平民表决式的民主”，它是“领袖民主的最重要的类型———按其原则是一种魅力型统治，它隐蔽在一种由统治者的意志引申出来的，并且只是由于这种意志才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的形式之下”。

［10］（P299）这种统治形式“都是企图通过主权的人民进行平民表决的承认，去寻求合法性”这种政体下的人民，更准确地讲是勒庞所谓的“群众”（或乌合之众）。

勒庞指出在群众社会中的个人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