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最大的成功换回最大的噩梦

杯酒释兵权:最大的成功换回最大的噩梦

宋太祖赵匡胤篡取了后周帝国的江山社稷之后，对后周的旧臣一个不杀，全部予以提拔重用。仅凭此一点，就已经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政治胸怀和统治智慧。不过，仅凭此一点，还远远保证不了一个新建政权的稳固。

大宋帝国建立刚过百天，原后周的两员重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就因拒受新朝统御，相继在潞州(今山西长治)、扬州起兵叛乱。

两场战事的规模虽然都不算很大，但也一直折腾到这一年的年末才得以平息。赵匡胤为此深为忧虑，身为帝王，他当然希望自己创建的政权长期巩固，而不要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从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帝国，到960年大宋帝国诞生，短短53年间，中原大地历经五代八姓十三帝(亦有十四帝、十五帝的算法)。宋人范浚在《五代论》中将造成这种乱局的原因总结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从军中小校一步一步走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自然深深懂得兵权对于王朝兴衰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他自身的经历就是最直接的警示：后周皇帝曾视他为最亲信的将领，绝对不可能叛变。他自己的例子就足以使他对任何忠诚都失去信任。

凡能做大事者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善于用简单的办法处理复杂的事情。既然武将的兵权是隐患，那么就解除武将的兵权。而宋太祖采取的办法居然是请大家喝酒，酒后实话实说。

时机当然很关键，此时天下初定，还没哪个将领拥有能与太祖相抗衡的实力。另外，太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厚禄为条件，劝大家放弃权力，多置良田美宅，日夜饮酒作乐，一心追求享受。这样的方案固然很准确地把握住了人性的弱点，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以优厚的物质待遇交换权力。不过在这个过程里，赵匡胤的坦诚和仁厚是必须肯定的。

杯酒释兵权实际上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释掉的是中央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四人的兵权。此后中央禁军的领兵权一分为三，禁军将领在皇帝身边发动兵变直接夺取政权的威胁基本消除。第二次是在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又释掉一批方镇节度使的兵权，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通过两次宴请，中央直属部队和地方军阀的主要兵权全部收回，自唐中叶开始持续200多年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终于打破。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流传千年，但仔细考证却是查无实据的，很多人因此怀疑其真实性。当然，怀疑主要针对“杯酒”这种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兵权是确实释掉了。宋初一系列政治、军事制度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程度，这有大量史料证明。

更大的争议在于如何评价“杯酒释兵权”的作用。开国皇帝滥杀功臣几乎是为稳固权力而形成的一种自然规律，而宋太祖通过和平手段，不伤和气就解除了大臣们的权力威胁，显然是一种很高明的统治艺术。问题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最多也只能做到“安内”，却无法解决外患。大宋立国319年间，确实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内乱，但却从始至终被外患所困，以至先后两次亡国于军力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

几乎所有的政权在创立之初，总会有一个时期在军事上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何况大宋是由后周平稳过渡而来，后周的军事实力居五代之首，直接的交战纪录甚至还胜于北方的超级军事强国契丹，这样的家底为大宋毫发无损地全盘继承过来之后，竟迅速衰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原因就是宋庭对自身军力的人为削弱。而所谓“安内方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就是以金钱赎买(事实上这也是大宋外交中的基本原则)，造成国家的经济负担沉重。另外，这种指导思想还有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皇帝随时防备着臣属叛变夺权，臣属自然时刻以表明忠心为第一要务，于是大宋君臣皆以不生事为最高原则，以苟且偷安为最大满足，进而只贪图享乐、毫无进取之心，这也是大宋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细数起来，中国古代的大朝代创立者中，只有赵匡胤是真正的军人出身，而在此之后，他人生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如何避免自己的故事再次发生。只是他稳固了皇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国家积贫积弱的种子。最大的成功竟换回来最大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