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_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_李和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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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

李 和 山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据不可偏废”，但实际上有轻视汉学的倾向。曾国藩则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此外，曾国藩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也补姚氏所未发。

关键词：姚鼐；曾国藩；桐城派；学术；文论

中图分类号：I 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7)01-0069-03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2007年1月第1期Jan.2007No.1

收稿日期：2006-09-10

作者简介：李和山（1971— ），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①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说：“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曾文正公全集·文集》，1273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姚鼐是清代古文巨匠，桐城派的开山三祖之一。曾国藩则是继姚氏之后又一古文大家，他对姚鼐的学术主张和古文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古文理论，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他和梅曾亮一起，被后人视为桐城派的中兴功臣。清末学者王先谦就曾表达了对这三人的景仰，其《续古文辞类纂序》云：“学者将欲杜歧趋尊正轨，

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1］107

本文对曾国藩改造姚氏

学术主张，创新古文理论的活动历程作一探讨。

一、姚鼐的学术主张及其古文理论的建构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刑部郎中、四库馆纂修。他学宗程、朱，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典湖南乡试途中，曾写下《诣岳麓书院有述》等诗，表达了他对程、朱的仰慕和对理学遭斥而衰落的慨叹，抒发了他因“夙秉宋贤说”而“志不就”、

“渺无群”的孤愤。［2］442

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

馆开，他以大臣荐征为纂修官，因与戴震等汉学家的学术分歧，他在三十九年秋突然乞病告退，并于次年南旋。

由于势孤力弱，姚鼐在与汉学家的争斗中落败，遂萌生了另立宗派的想法。南归之后，他将治学重心放到了早岁溺爱的辞章之学上。在扬州、安庆、江宁等地主讲书院的40年中，他致力于构拟文统、创立理论、选编古文范本、培养后学等工作，终于创建了桐城派。

虽然汉、宋学者都将学术分为义理、文章、考据三门①，但偏好喜恶各不相同。在汉学鼎盛的乾、嘉时期，汉学家专注考据，排斥理学，更轻视古文学。姚鼐在《复秦小岘书》中说：“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

异趋而同为不可废。”［2］104

《述庵文钞序》进一步指出了三者

的密切关系：“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

之，则或至于相害。”［2］61这表明，他希望通过主张三者不可

偏废、相辅相成，使彼此不再互相轻视和排斥。

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说：“本朝纠正汉学者，姚姬传

氏最为平允。其时掊击宋儒之风过甚，故姚氏非之。”

［3］297其实，姚鼐内心独赞程、朱理学，比较藐视汉学。他在《赠钱献之序》中指责汉学家“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

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2］226

。《复蒋松如》中说：“博

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先生胸中，似犹有汉学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决去之

者。”［2］96由此可见汉学、宋学在他心里的轻重。《再复简斋

书》中更是称“程、朱犹吾父师也”，并对汉学家戴震等人进行了诅咒：“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

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2］102姚鼐建构古文理论，首要就是恢复文章的学术地位。其《答翁学士书》说：“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

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2］84显然，他将

诗文置于与“道”等同的学术地位。其次，他对文章的起源进行了探索，认为“文章之原”、“文章之美”，都来自于对客

观自然的真实反映。《海愚诗钞序》说：“吾尝以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2］48这实际上明确了文学的自身特性。同时，他还探索和揭示了文章的写作规律。《古文辞类纂序目》说：“所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并指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4］2。也就是说，文章要写得有精神，有道理，有气势，有韵味，必须通过适当的布局，严密的文律绘声绘色的辞句，才能表达出来。作文方法，他主张模仿前人文章，最终褪尽模拟痕迹。他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模拟，不可寻而得其迹也。”［4］2另外， 他在《复鲁絜非书》等文中精辟阐述了文学的“阳刚”、“阴柔”风格，在《答翁学士书》等文中论述了“意”、“气”说，等等。已有研究者做过详细总结，故此不赘述。

二、曾国藩对姚鼐学术主张的改造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是清代“中兴名臣”、“一代儒宗”，在晚清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早年在家乡就以诗文驰名，中式后在京与唐鉴、倭仁等考德问业，受唐氏影响最大。曾氏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载：

至唐镜海先生处，向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其精，管窥而

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

在义理内……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

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求阙斋日记类

钞》卷上，以下简称《日记》）［5］17950

唐鉴宗程、朱理学，对考据、文章之学不甚措意。曾氏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致澄温沅季诸弟》中也说：“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省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家书》卷一）［5］19161

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始读《说文解字注》，并与汉阳刘传莹论学。刘氏精通汉学，对汉学、宋学的弊病都进行了抨击，曾氏由此熟知汉学、宋学短长。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与姚氏高足梅曾亮交往，学术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重视训诂考据之学。他对刘蓉说：

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诗文者，就而

审之，乃桐城梅郎中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

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

之作，悉心而读之……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

文字者。……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精

研文字为要务。（《书札》卷一《答刘孟容》）［5］13002

家书中也说：“欲读周秦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家训》卷上）［3］20432之后，曾国藩采用姚氏的学术分类，增加了“经济”一门，并分

别与“孔门”各科相对应。他在咸丰元年（1851）七月的日记中写道：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

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

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

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日记》卷上）［5］17963

对于四者的关系，他认为“以义理之学为先”，“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杂著》卷四《劝学篇示直隶士子》）［5］7285表面上看，曾氏的学术主张与姚鼐相同，仅仅在姚氏分类基础上增加“经济”一门。但是，他对三门学术彼此关系的认识，与姚鼐还是有所不同的。《欧阳生文集序》又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

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

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

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

（《文集》卷三）［5］12723

“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实际上是曾国藩自己学术主张的阐发。

道、咸之交，理学复兴，有些学者颇为厌弃汉学，甚至将社会危机和动乱归咎于汉学。曾国藩反驳说：“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文集》卷三《孙芝房侍讲刍论序》）［5］12751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说：“孙芝房先生以粤寇乱，归狱汉学，大为士林姗笑。良由于考据一道，未加讲求，致兹巨失，故曾文正公起而亟正之。”［3］297可见，同为纠正时弊，姚鼐意在救汉学弊病，且有排汉学倾向。曾国藩在坚持“义理之学为先”的前提下，注重采汉学之长，以训诂考据作为义理、经济之学的手段，补后者之不足。

曾国藩的学术主张，也影响到他的古文理论。比较姚、曾二人的古文选本可以看出，姚氏《古文辞类纂》只录历代文辞，不及经传；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则“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采辑史传稍多。”（《文集》卷三《经史百家杂钞题语》）［5］12777其典志、序跋类更是收有许多有裨实用的经世之文。这表明，曾国藩的辞章之学又回到了表现义理的传统套路。不过，他主张把训诂考据和文章结合起来，由此开辟了一条与姚鼐不同的古文之路。

三、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曾国藩的古文学受姚鼐影响最大，其《圣哲画象记》说：“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文集》卷三）［5］12733他谈论文章风格，以自己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所分十一类为例，指出哪些类文章适宜阳刚，哪些类适宜阴柔，都是承袭并发挥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日记》卷下“文艺”）［5］18105他在《家书》、《杂著》中谈到了“意”与“气”、“文运”与“世运”关系等问题，也多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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