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焦虑

当前文化焦虑问题

朱泽厚（前中共宣传部部长）

编者按: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中共贵州省委前书记、中宣部前部长、本刊编委朱厚泽同志,2010年5月9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篇文章经作者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在本刊发表。作者希望几位学者和他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相关文章没有准备好,等待不及,先发此文,以为纪念。

广义的说,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

在西方许多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在中国的汉语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类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存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称为文明,不仅涵盖一定文化的特征,还涵盖一定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区分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属性,或为强调它的政治和制度的层面,又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离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发展进程的全球态势。

无疑,各种文明总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载体。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文明,势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但是,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它们进行的观察,又无法比较出它们的高低优劣。比如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你怎么比啊?因为习俗和审美的不同,这个民族喜欢这个,另一个民族喜欢那个。

然而,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国历史上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是吸纳高端文明的例证;而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则深深刻录了这种文明流淌和扩散的轨迹。

当然,文化交流现象还不仅仅由于“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对先进的民族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吸收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中原地区自汉至唐,从西域各民族那里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许多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还学习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等许多文化艺术。而《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玄奘最后回到长安,关起门来译经,是因为发现了和我们不同的印度文化,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取。这种不同文化相互流动、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历史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谓全球

化的过程。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

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

中国近代和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一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方文明东来,是以贪婪的经济侵略(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为主导,以血腥的军事侵略为手段,它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给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灾难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革命与战争时代逐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感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大规模进入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认识,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坚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被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

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则更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事后看来,虽然有值得讨论之处,但难于非议。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吸纳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是我国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式: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

前两年,在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有人讲:“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个国家那里“化”吗?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个样子吗?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论调。2008年,在广州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说:你说当今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从高新科技到“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

为什么会有磨擦和冲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从处于高端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和国

家的特点,这就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即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磨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