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的历史生成及其时代呈现

中国精神的历史生成及其时代呈现一、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中国精神，是指生发于中华文明传统、积蕴于现代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特别是在近些年中国的快速崛起中迸发出来的具有很强的国族集聚、动员与感召效应的精神及其气象，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显示。

中国精神与今日全球时代中国应有的国家利益、国家责任以及国家荣誉相匹配，并有益于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健康方向。

大致说来，中国精神包含如下交织并相通的诸多方面：1. 刚柔相济、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中国精神包含着阳刚与阴柔两个层面。

《易传》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乃是中国精神固有的超越性，显示出刚健有为、勤劳勇敢、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及其生命意志，而忧国忧民、治国平天下及精忠报国，则是中国精神超越性的外化与具体表现。

厚德载物则蕴含着中国精神固有的内在性，表现为天人相通、民胞物与的本体观，也拓展为诸如应时守势、虚壹而静、德性修持、内圣之道以及为己之学等人生观与价值观。

这样的内在性，亦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大爱与关切，不可小视，更不可混同于西方传统的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

内在性与超越性，一阴一阳，刚柔相济，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两个层面，并塑造了中国国民的基本人格模式。

2. 中国精神的两大核心价值：和谐与中道中国精神推崇“和谐”，表现为天人间的和谐（所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间的社会和谐、人与自我的人格和谐，也表现为民族与国家间的政治和谐，中国传统所信奉的正是和平主义，孔子的大同理想即表达了这一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到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及其实践，均向世界明确传达出和平主义的发展观念。

当然，“和谐”是有前提的。

其一是整体的团结与合作，和谐是整体的有机化、组织化以及整体效能的最大化，因此，中国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也特别推崇集体荣誉感，在现代世界尤其表现为国家荣誉及其国家认同。

其二，“和谐”乃多样性的并存与互补，所谓“和而不同”，整体的团结与合作不是抹掉个体，恰恰是通过个体的努力并让个体分享整体的效能及其荣誉，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精神同样强调个体，但并不因此丧失整体性。

其三，和谐是有主体性的，乃是主体的自立、自信与自强，因此绝非无原则的妥协与退让，更不是示弱。

“中道”源于佛家，但更多的还是指儒家“执两用中之道”，这是颇具生活与实践智慧的价值，中道意味着在各种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中寻求并建立相应的沟通与协调机制，进而在开放的环境中保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

中道使中国精神显示出非凡的平衡力与弹性，中道智慧使传统之演进与嬗变不离基本伦常法则，也是协调人际关系包括国与国关系的基本理念。

中道其实是平和而高明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与生命境界，其现代价值也正日益显现出来。

3. 持续不断的生成、创新与转化精神中国精神秉持变化与流动的生命观，不承认绝对不变的实体，而是主张世界的生成变化，从宇宙万物到族群人伦，从自然系统到人的教化系统，从形上之道到形下之器物，从生命本体到社会文化及其解释，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并遵循运动变化的辩证法则。

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日新月异，气象万千。

运动变化不是盲目的，而是以善与和谐为目的的。

运动变化也不是封闭组织的自足运动，而是富于活力的不断创造及创新。

中国传统特别注重于阐发创新精神，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所谓“富有之谓人业，日新之谓盛得，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正是依靠持续不断的生成、创新与转化传统，中华文明方得以绵延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在其现代复兴过程中，中华民族更是面对各种艰难困苦及其复杂局面，勇于担当、革故鼎新、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持续推进中国传统包括中国精神的现代转化。

4. 共同的华夏认同及其卓越的包容性与涵摄力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境内诸民族、地域文化以及宗教传统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

长期的历史，形成了朴实而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传统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对大一统国家的爱戴与忠诚，其实质是对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疆域空间的认同与守护意识，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民族团结传统。

中国精神具有卓越的包容性与涵摄力，能吸纳或兼容一切外来的民族精神及文化传统，事实上，中国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一直就在通过不断欣赏和学习外来文化，吸收其精华，进而成就了华夏文化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传统，并在今日全球时代形成更加积极的作为与贡献。

二、现代中国精神生成的三重内涵中国精神，在西式现代化开启以前，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精神，学界常常称之为“天下”关怀，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

近代早期西方思想界将中国称之为中华帝国，直到莱布尼茨、沃尔夫以及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仍然将中华帝国及其卓越的治理看成是欧洲的典范。

但是，从19世纪上叶起，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击垮了中国的天下意识及其帝国的自足。

中华民族遭受到自形成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来自于异邦的强大挑战与攻击。

中国被强制性地置于重新规划过的世界政治地理的空间，甚至于其亚洲主体的地位，也在随后一百年间遭到来自于近邻最直接的挑战与侵略，且直接引发中华民族的现代生存危机。

但正是在逆境乃至于绝境中，现代中国愈挫愈奋，百折不挠，并在不断探索中通过诉诸于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及复兴道路的探索，从而不断生成现代中国精神。

由此，现代中国精神的生成包含三重内涵。

第一重内涵即中国民族精神依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向现代中国国家精神的转化。

这一转化的起点，当追溯至明末清初心学传统下中国早期启蒙的开启，在那里包含着华夏及天下意识面向现代国族的初步自觉。

这一转化虽因西式全球化及资本主义强力介入而中断。

但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仍是现代中国的主题，无论新旧儒家传统，还是道佛法诸传统，还有中华诸民族及地域传统，在最近200年间均经历了一次面向现代世界的实践转向，并成为现代中国精神积聚与重构的基本资源。

第二重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及其西方民族国家框架、通过人类解放及阶级解放从而指向且引导着非西方民族及国家独立解放的学说，这一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开始向东方扩张时期的现代性学说，在中华民族必然要发生一场现代转化、但依其固有的转化力量已难以应对西方强力时，显然有理由成为现代中国崛起的理论资源，而现代中国正是在告别诸多认同或屈从于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君主立宪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过程中，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转化，从长时段的历史逻辑上说，不仅引导而且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

第三重内涵即在开放的现当代世界中现代中国精神的建构。

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西方特别重视民族主义资源，强调通过国族的集聚与认同，实现社会与国民动员，并形成相应的国家精神，如英国精神、美国精神、法国精神（诸国家精神都有相应的哲学思想传统，如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启蒙思想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显示国家精神相应的思想基础）。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成为抑制一度泛滥的无政府主义及民粹主义的有益资源。

现代中国在建立过程中，也吸收了西方民族国家及其国族建构的经验，而且在今日全球化时代，中国依然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有关国家精神建构的优秀经验，以更好地建构现代性并应对现代性问题，从而对人类文明的当代重建作出更大的贡献.,三、中国精神的当代建构与呈现中国精神的当代建构，在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实质性阶段。

就其现当代转化及其态势而言，中国精神显然不同于西式现代性。

西式现代性，尤其美国式的现代性，是建基于资本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军事霸权、帝国主义乃至军国主义之上的，并且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巨大恶变。

中国精神则是建基于社会主义，强调包容与多样性，秉承和平发展理念，并基于自身国情将生态和谐视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新自由主义不断加剧西式现代性危机的境况下，中国精神愈益呈现出现代性重构的意义，这并非偶然。

中国道路实际上示范了一种人类新的发展模式，一种基于自身传统积淀、借势于并反思西式现代性模式，进而开启人类可观未来的发展模式，中国精神正是这一富于生机与前景的发展模式的体现。

假以时日，中国道路与中国精神当在全球现代性重建中形成更大的作为及贡献。

因此，无论是诸多西方左翼将中国道路置于新自由主义而否认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是如亨廷顿把儒家文化解读为未来世界最有进攻性的文化；无论是西方民间常把中国人表现出的勃勃生机看成是一种扩张前奏，还是各种右翼理论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当然也包括伦敦奥运会期间一些西方舆论诟病中国举国体制、把中国参与奥运完全解读为功利主义及奖牌至上从而无视中国人对荣誉的珍视等，委实都没有弄懂中国道路与中国精神。

当然，问题不只在于快速崛起的中国必然遭遇到既有格局下的外部阻力与麻烦，还在于中国如何建构和呈现国家精神，并让世界确当地理解中国。

中国精神虽不同于西式现代性，并且有自身区别于西式现代性的坚定的发展理念与方向，但决不因此谋求取代西方并称霸全球。

经过近200年持续不断的转化，现代中国已合理地将华夏认同及其文化多样性置于全球多样性系统，因而扬弃了天下意识，初步完成了国族的重构与建构，与此同时，西式现代性也正在经历一种反思与调整。

当代世界正在趋向于各民族国家和平共处、共谋发展的格局，在巨大的现代性物质成就基础上，假之以好的德性基础及制度设计，当代世界应当能够朝向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必将开启一种新的全球交往与对话方式，并赢得世界越来越多的理解与信任。

无疑，在中国精神建构上，我们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将长期面对境内外敌对分裂势力的各种图谋；内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族认同；中国在现代性建构，尤其是引入市场经济过程中无疑也产生了个人主义以及功利主义；受全球化网络化和所谓超民族国家观的影响，很多人价值观混乱，国家意识淡薄；腐败现象的蔓延与蓬勃向上的中国精神格格不入；高速发展同样带来生态环境问题；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也不时给中国精神的合理建构添难。

中国精神的当代建构依然处于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中国精神的建构，乃中华民族复兴的自觉要求，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